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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琐忆的文章1：过年琐忆
文/潘硕珍
放鞭炮
孩提时代，最盼过年。女孩除了能吃上白面肉菜，还能穿上花花绿绿的新衣裳。比起杨白劳给喜儿割二尺红头绳来说，生活在今天的女孩子们，应该感到幸福了。而男孩子盼过年的心情，可以用放鞭炮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男孩喜欢放炮，大概是想锻炼自己的胆量吧！从大年三十晚上开始，一般人家都要给家神爷和死去的祖先点清油灯，掌柜的烧香磕头时，放鞭炮的事情自然交给男孩子去干。手头拮据的人家，买的大炮和鞭炮数量有限，根本过不足男孩的瘾。那50响或100响的鞭炮，只能用香头点着一枚一枚地放，总是稀稀落落的。而富人家放的大炮底气十足，几百响的鞭炮一起鸣放，放出了喜气连天的效果。正月初三到坟上送过纸后，似乎听不见男孩子们耀武扬威的大鸣大放了，女孩子们也就不用对他们躲躲闪闪，开始了正常的交往。
贴对联
腊月二十九、三十日，人们忙着求人写对联，按大年三十晚上吃年夜饭前，一定要将表示辞旧迎新的春联贴到门框上。常有提着礼品春风满面的拜年人，走到那家大门，不急于敲门喊主人，却先要欣赏春联的内容和书法艺术。我记得那时2006年6月初，我随同事们赴甘肃通渭县城参加普通高考监考，抽空穿街走巷，发现红纸褪色的春联依然历历在目，都是不错的书法作品，不像咱们岷县人的春联，大多为印刷品。“通渭人爱字成风，写字也成风……”（《贾平凹《通渭人家》）
那是上世纪70年代，农民大多不识字，他们常常自嘲道：字，字，黑嗒嗒，它认不得我，我认不得它。不穿新衣裳照样过年，门楣上可不能没有对联。贾平凹中篇小说《晚雨》中的王娘，就是不识一字的农村妇女。她开了一爿饭馆，别出心裁地，画碗圈替字，凑成了一副对联。毛笔字写得好的，一般人家拿上红笺墨汁，说了不少人情话，都央不动。于是，凡上过小学或初中的，在他们的一片恭维声中，哆哆嗦嗦地提起毛笔当众献丑了。至于对联的内容，大都是春风化雨、政策归心、国泰民安、桃红柳绿的意思，是从黄历上现成抄来的。
“如果怀有才气，当然可以自制春联，不过对仗要工，平仄要调，并不是上下联语字数相同即可充数。”（梁实秋《对联》）“春联的内容不一定都是吉祥如意的字眼，有时也是文人抒发郁闷的工具。抗战时期就有两副有名的春联：‘年年难过年年过，处处无家处处家’、‘说什么新年旧年，还不是昨日今朝’，便道尽了离乱人的辛酸。”（国风《中国农民的传统生活》）数年前的正月，去乡下给亲戚拜年，见一农家大门上贴的对联，竟是家长口授念小学二年级的儿子，用竹篾蘸着墨汁写的，真正的孩儿体，其文为：“世事如棋难预料，人心不足蛇吞象。”
著名作家莫言在短篇小说《月光斩》里讲了一个与春联有关的故事：“县城东门外，原有个东关村，村里有户铁匠，姓李，李铁匠六十丧妻，三个儿子，陆续成人，都无妻室，跟着父亲打铁为生。父子都是文盲，春节时，请村里一位曾经当过私塾先生的人写对联，那人好谑，提笔写道：一门四光棍，父子八大锤。横批不合规矩，只有三个字：硬碰硬。此联大为有名，县城的人都知道。”
贴对联也需要懂得对联的知识。我就知道一位善于解方程的中学老师，将老丈人（也是当地一位书法家）写的两副对联，贴得驴唇不对马嘴。丈人应邀去女婿家做客，看到自己的书法作品，受到如此“委曲求全”的待遇，亲手撕去春联，转身回家了。这乃是春联的不幸，书法家的不幸。
糊窗花
二姑妈没进过一天学堂，可她心灵手巧。每年隆冬季节，二姑妈撇下手头的针线活不做，义务给我们几家剪窗花。她听到我放寒假的消息后，便上门央我给她画图案，就可以省去她的一道工序（我念小学时，没有专门的美术老师教我画画，画画的启蒙老师竟是我父亲。父亲在山外的高小读书时，画了一本西游记人物绣像，那孙悟空真是猴模猴样，而猪八戒的两扇呼呼生风的耳朵，酷似父亲种植的家烟叶子）。我画不出王相卧冰、孟宗哭竹等宣扬孝悌观念的人物画，只能画几朵开得不像样的花卉，二姑妈还夸我画得像。都说巧人命苦，二姑妈出嫁后，家庭不和，25岁那年，不明不白地离开了人世。从此，我们几家过年时，只好到城里买雕版印刷的窗花，烘托春节的气氛了。父亲教会了我糊窗花的办法后，我就成了大忙人。我家的两合窗子，各为64空，糊完窗花，差不多要牺牲一天的宝贵时间。糊窗花要心细，类别相同的讲究它的对称，还不能糊反——图案朝外，室外的光线自然将花子投影到室内。
贴年画
刘姥姥说：“我们乡下人到了年下，都上城来买画儿贴。”
我能记事的年龄当在五六岁，腊月二十一日那天，岷县城逢集，父亲早早起来，随同乡亲们进城置办年货，直到下午6点左右才能赶回家。父亲办的年货里，少不了几张年画、窗花和废旧报纸。那时候，年画都在新华书店销售，不能满足城乡居民对精神文化产品的需要，形成了抢年画的习俗。
父亲绽开年画，让我饱个眼福（我其实没看清楚）后，怕我摸脏了画面，迅速卷起来，放在我够不着的地方。腊月二十三早晨，父亲喝过罐罐茶吃过馍馍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挪出瓶瓶罐罐，清扫屋梁和墙壁上的尘埃，下午用干净黄土和泥，将灶房粉刷一新，贴上雕版彩印的灶君像。腊月二十六日以后，父亲开始打扮烟熏火燎的房屋：糊窗花，拿出过时的报纸，裱糊墙壁和仰尘，等窗明几净后，方绽开崭新的年画，有八部样板戏中的《红灯记》《沙家浜》《龙江颂》等。
我上10岁以后，独自带上礼品走出山沟给外爷拜年，拿上哗哗作响的压岁钱，吃饱喝足后，还不肯离开，目光贪婪地扫描外爷家贴在土墙上的年画，无非是白胖娃娃抱鲤鱼，刘海戏金蟾。倒是窗扇子上对称贴着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很合我的眼光。十几年来，连续给外爷拜年，那幅年画如同外爷的面容，愈来愈晦暗，直到隐藏进时光的背后。
1980年以后，随着古装戏的复兴，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出版的年画贴上了寻常人家的墙壁。我家墙壁上的年画有《三休樊梨花》《景阳岗武松打虎》《牛郎织女》等。我在山外读初级中学的时候，借到了《红楼梦》，在家里抽空读得津津有味时，被父亲一番呵斥，打断了我的“才子佳人梦”，不然我会将诸如宝黛读书、黛玉葬花、宝钗扑蝶等年画贴上我家墙壁的，一定会让识文断字的乡亲们既羡慕又嫉妒。
父亲会画画，因而讲究庭园设计和居室布置。父亲年轻的时候，不怕吃苦，宁可饭吃得差些，衣裳一定要穿得干净，房子要收拾得整洁。他对世俗生活的热爱可见一斑。
观礼花
正月十五晚上，吃过饺子，集体娱乐活动就是看花。礼花不比鞭炮，只有给神许了愿心的人家，才能买几筒礼花放放，引来满院子的观众欣赏。那礼花虽然很朴素，绽放出来的却是农人们花好月圆的美好愿望。观看乡下的礼花，总有意犹未尽的遗憾。
我在十二三岁的光景，大我四岁的三叔带上我给川区的几家亲戚拜年，磨蹭到吃过夜饭，顺便去城里观礼花。那时的县城，居民住的都是平房，家家房顶上摆放着几盆斗花。夜幕完全降临后，主人搭着梯子登上房顶，先将缠在木棍上的一串鞭炮点燃，举向街道上空，噼噼啪啪的响声十分密集。我与三叔赶紧用双手捂住耳朵，躲进屋檐下，生怕不安分的爆竹会钻进脖子里，炸个人仰马翻。紧接着，斗花释放出五彩缤纷的焰火，花团锦簇般朝夜空绽放。我本能地，用衣襟护住头皮，担心红铜片似的花瓣凋落下来，会烧焦我那稠密的发缕。我感觉自己中了城里人的十面埋伏。十五夜晚的观众，摩肩接踵，你推我搡，我被人家挤倒在地，又挣扎着站立起来，好在那时民风淳朴，没有乱扔花炮的五鼠和欺侮良家子弟的高衙内。观罢礼花，还能看一场不用花压岁钱的露天电影。晚上10点以后，我和三叔踏着明媚且带有寒意的月光，迈上了崎岖而遥远的回家之路。
唱大戏
乡下人把戏曲演员称呼为戏子匠。戏子匠于正月初一、初二、初三这三天，抓紧时间给亲戚朋友拜年，初四日以后正式登台亮相，他们就身不由己了。演员正式登台唱戏，又叫踩台。踩台一般都在下午进行，戏台上的红色幕布早已垂挂下来，拉板胡的乐师调试弦索，打手鼓的乐工，也在擦拭鼓面上的灰尘，凑近火盆烘烤，使鼓面膨胀起来。演员们对着镜子涂脂抹粉，试穿蟒靠。化完妆的戏子匠，在幕后试唱，或温习台词。
吃过早饭的观众，或抬长板凳，或徒步行走，纷纷涌进戏场。只见一个老汉，手拿戏台上使用的马鞭，在戏场一角打秧歌，唱的什么，如今回忆不起来了，大意就是祈祷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接着，庄里尚武的老头，迈着铿锵的步伐，走进观众围成的圆圈内，赤手空拳耍了几招，赢得了观众的喝彩。乡下人把有武术的人，叫做拳棍手。拳棍手穿着黑色的棉袄棉裤，皱巴巴的布腰带一头悬挂在裆部，随风摇曳，潇洒极了。拳棍手临收功时，向戏场边一指，只见他的徒弟又扛着一杆红缨枪，恭恭敬敬地呈给师父。师父舞着颤巍巍的红缨枪，更添飒爽英姿，博得了观众此起彼伏的鼓掌声。这时候，三只身子矫健敏捷，分别抖着红毛、绿毛和金毛的“狮子”，闯进戏场中央，冲着拳棍手耍起威风来了。拳棍手自料红缨枪难敌三狮，赶紧接着了徒弟扔过来的两把闪烁寒光的大刀，向狮子头上砍去，他的一招一式都被狡猾的狮子躲过去了（乡间把拳棍手的这一挑逗行为，叫做惹狮子）。正在难分难解的危急时刻，又一个来自别庄的拳棍手，划开稠密的人群，杀进圆形场地，助好汉一臂之力。观众们呐喊着，不晓得他们是替“狮子”还是拳棍手助威。
锣鼓家什响起来了，幕布徐徐拉开了，观众只好将头转过去，耍狮子的人，露出了真面目，拳棍手也变得没精打采的，神秘地失踪了。只见从幕后躬身跑出几个手拿大刀身穿青衣的兵卒，随后才走出一手握红缨枪一手拿马鞭脚蹬厚靴身穿白靠头带花翎的武将，在万人注目的戏台上英姿勃勃。踩台那天，不过唱几折折子戏，正如乡下人说的，狮子滚绣球，好的在后头，全本戏从当天晚上开始。虽说人生如戏，但是演员们对待一本或一折子戏，不可当作儿戏。谁忘了台词，谁耍动作时露了破绽，立即招来观众的嘲笑或唾骂。任凭你在那张脸皮上涂了多厚的脂粉，涂改得面目全非，都有个别观众知道你的底细，转过身来向大家说：“这是谁谁的儿子，在台子上丢先人们的脸！”确有认真演戏的戏子匠，不仅赢得了本庄群众的好评，也常常被邻村看好，请去唱一折子拿手好戏。后来，县剧团发现某某是演丑角的把式，要去了，吃上了商品粮，听说又去了陕西，他演唱的秦腔曲目，还被制作成磁带和碟片，在市场上发行。
稀里糊涂过大年
作家张贤亮在中篇小说《绿化树》里写道：“‘捎日子’，成了每个外出农工的义务：看看今天阳历是几月几号，阴历是几月几号，是什么‘节气’，离重大节日还有多少天。”“直到有人‘捎日子’来，我们才惊喜地发现：‘哟！又要过春节了。’”
在我10岁左右，也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乡亲们过了一个稀里糊涂的年。有些人家以为腊月二十九日就是除夕，给祖先供纸，放鞭炮，吃长寿面，啃骨头，有些人家则按“兵”不动，鸦雀无声。当时，几乎没有哪家掌柜的会走进新华书店买一本宪书（乡亲们把印刷成册的历书叫做宪书）或日历表。我们平时看到的不过是贴在墙头上红纸黑字的雕版印刷品，是春官送的，只涉及安排农业生产的二十四节气，不能具体到每一月每一天，也不能晓得三伏和九九的确切日子。正如《西游记》里说的“山中无甲子，寒尽不知年。”那一年村庄里恰好没有一本宪书和日历，不晓得那年腊月是大尽还是小尽，等把年胡乱过罢后，有人去单位上班，查了挂历和日历，才知道已经过去的旧年腊月为大尽。（大月称大尽，小月称小尽）。
关于琐忆的文章2：幽窗琐忆
文/北雪情思
午后和暖阳光，浅浅透过爬满藤蔓幽窗洒下五叶地锦斑驳光影，叽喳斑鸠绕藤嬉戏平添一份静谧恬淡。
流光筑巢清晰叶脉里，一杯暖茶盈握，香浮青花釉里红，袅袅温馨溪涧流岚般氤氲悠悠往事……
很多契合缘于过往，缘结未弥，光阴里沉淀交集随情感真醇益发蕴香。
一饮一啄岂非前定？感恩遇见，一枝一叶亦须格外珍惜。
翻检旧时笔记，稚拙墨迹一勾一划恍若深浅不一脚印，连接起来能回溯到当年风雨兼程。
空白处，摘抄当年流行曲谱，百灵鸟般赫然跳跃出耳熟能详熟悉旋律。心爱口琴悠扬浅草凝露熹微里，总能惹来晨练艳羡目光，只是经年远徙已不知散落哪个角落。
抚摸曾经伴随韶华吟咏过诗集，淡淡墨香似稔熟朋友，每一页都洋溢青春脸庞欢快笑容。
随意检视，页隙恍若飞出一枚蝴蝶翅膀，凝神却是枚薄如蝉翼玫瑰花瓣，只是时光荏苒，已忘却花开何时流连何处，细嗅暗香萦怀，还是当年如初味道。
洒金稿签飘散一张张泛黄票根，一程山重一程水复链接春秋迢递，辗转拉近成长距离。
经年去远，日月如梭，芳菲倾负浸染那缕韶光也该青翠欲滴了吧？
酸枝木书架上，一叠信札鸽子般收拢翅膀安静卧在雪莱、叶芝身旁歇脚，那一声声久违问安至今乡音不改，弥足珍贵惦记涉寒易暑诚挚未泯。
迁徙远域，音容暌违，你在他乡还好吗？打开心灵之窗，泛黄底片勾起依旧春意勃发。
潺潺流淙润湿白桦林眼角，每一滴都是难以言喻幸福沉醉。
关于琐忆的文章3：合肥琐忆
文/铜陵张正好
今年的第一场雪，如约而至。记忆中的雪，印象最深的，还是1998年在合肥上学时经历的那场雪。
我就学的劳改警校，位于合肥西郊的清溪路上。几天几夜的雪，压弯了箭竹，压断了树枝。停水停电。开水炉停了，热水没有，冷水也没有。我们只好三五成群地端盆提桶，去校对面的农村水井里提水。农村的叔叔伯伯大婶阿姨们，对平时不相往来，没有任何交集的学员们，笑脸相迎，毫不顾忌学员们是否会把水井手压柄搞坏。
警校注重操练与实践。我们平时一半的时间是室外队列集体训练，一半的时间是室内文化学习。拎水不算个事，没电烧开水也不算个事。在操场上跑得大汗淋漓，回到寝室楼的洗澡间，用冷水浇得狗吠狼嚎。当然，这是男生宿舍。
自从进入警校后，在清溪路上就没坐过公交车。修路，从路口的司法学校，一直延伸到董铺水库。出校门要么步行，要么坐三轮车，就是大家常说的雅机。雅机不雅，摩托车的汽油发动机，声音很大，轰隆隆，坐在车厢里难得听清同伴的话。遇到路上颠簸，或司机急刹车，头常会撞在车厢板上。没有封闭的车厢里，与外面一样，尘土飞扬。
花钱不少，却不舒适。所以，对于天天出操跑步的我们警校生，大多是甩开腿，步行两公里，到司法学校前的路口等公交。去瑶海火车站方向，就去路对面的公交站台。而站在站台上等公交时，可欣赏对面高高烟囱里的缕缕青烟，直到消失得无影无踪。看了几次，直到后来听说那地方的名字，就不敢再主动看了。再经过那里时，总看着马路另一边的湖面菜地。
对，老合肥人都知道曾经的那个地方，就是离开人间的最后一站。去年因公出差合肥，特地从那里下车，一直逛到了董铺水库。司法学校已与政法干校、劳改警校三校合并，“末途驿站”也早不见踪影。凭着青春时的记忆，还能找到过去的一些印记。宽阔的道路上车水马龙，早已没有三轮雅机的身影，路边曾经横七竖八的红砖农家，取而代之的是花园式的别墅小区。富裕的合肥，造福了朴实的合肥农民。
那时，出校门逛到三孝口是常有的事。农大的西门是开放的，没有大门，没有值勤。爬墙虎掩护下的青砖小楼，浓荫遮天的法国梧桐，还有不知年代的几排平房。那时的农大，没有摆脱农村的特色，陈旧中朴实，朴实中温和，像冬日墙边晒阳的老人。三孝口到四牌楼的路并不宽敞，但没见过堵车。三孝口的新华书店，是学生们爱去的地方。那个年代没有电脑手机，最好的业余生活当然是看书。在书店看累了，甩腿就去城隍庙。有点零钱时，会去城隍庙买明信片之类的小东西，或者买点换季的衣服鞋子。
在警校上的第一节课，是听老师讲述合肥的骄傲。“五里飞虹”的五里墩立交桥，据说是华东第一立交桥。在五里墩桥下，仰视桥身，想象不出这样蜿蜒盘旋的桥是怎样造出来的。一边感叹建桥者的伟大，一边感叹我家乡小城的渺小。五里墩立交桥边，常有小地摊，摆满了剃须刀耳朵耙指甲剪之类小玩意。我买过几次小东西，尤其是一个手掌大小的收音机，元钱，虽然收听效果不好，但是把天线靠在寢室的铁床架上，还是能在噪音中听音乐，听合肥文艺台，听夜半悄悄话。
回到家乡铜陵的二十年里，常会想到合肥，想起懵懂无知年纪的自己，行走在合肥街头巷尾的岁月。
那时的合肥，是有味道的。因为警校处在郊区，每到秋季，狼烟四起，周边田地里焚烧秸秆，在当时是没人管的。而农村长大的我，一闻到秸秆焚烧的烟味，就想起农村的家乡。年少离家，也有乡愁。
现在，合肥已是国家综合科技中心之一，多少巍峨错杂的高架桥，已让合肥人不再把“五里飞虹”挂在口上；曾经的二环线内，已不是偏僻的郊区；曾经的郊区，已被高楼大厦代替。曾经不起眼的巢湖之滨，三河老街，已成了旅游胜地。合肥方言没有北方话粗犷有力，也没有南方话的短快难懂；合肥话风趣亲切，电视台主持人周群时不时在节目中冒出的几句合肥话，可爱，逗死人。
若干年后，相信合肥这座快速崛起的科技之城，人文历史之城，定会成为城市群落里最亮的明星之城。
关于琐忆的文章4：琐忆：故乡的芦苇
文/青石印
老家的屋后，屋后的河边，依水而生的芦苇成了随处可见的风景。
芦苇属于多年生禾草植物，生命力极其旺盛，只要有水的地方，你都能见到它的身影。少则三两株，临风而立，卓尔不群；多则千千万，密密匝匝，蔚为壮观。
每当春天到来的时候，芦苇也像其它小草一样，感受到了春的气息，嫩绿的尖牙渐渐地从泥土里钻出来，呼吸着春天的空气。因为芦苇根味甜，儿时不经事的我们，经常三五成群，拿着铲刀，在泥土中挖根，洗干净后吃。芦苇生命力是顽强的，尽管我们恣意践踏，它们还是以不可阻挡之势蓬勃生长，二、三个月后，就能蹿到一人高以上，一株株像亭亭玉立的少女，秀丽端庄。
盛夏季节，微风吹过，水里的芦苇随风荡漾。这个季节，偶尔有几只野鸭会冲天而起，“咯咯咯”叫着在空中盘旋几周后又俯冲下去，消失在芦苇荡深处。乘着小木船穿梭在荡子里，偶尔也会在芦苇丛中发现野鸭的巢窝，里面躺着几枚褐色的野鸭蛋。夏日傍晚，空气中弥漫着蒲公英和一些野花的混合气味。我和伙伴们时常赶着自家的小鸭小鹅来到河边，小鸭小鹅是最喜欢水的，河水深且清澈，晚风吹过，芦苇随风摇曳，偶尔，你还会在茂密的芦苇丛中发现一株野百合，小巧而娇嫩，洁白而无瑕，在夕阳照射下更显妩媚，空气中到处弥漫着野花的清香。
每当端午节来临之际，我都要随姐姐在苇丛中精选宽大的苇叶，放进竹篮，回家后，将苇叶洗刷干净，妈妈拿两片叶子窝成圆锥形，再把洗好的的糯米和红豆放入其中，裹成四角尖尖的形状，用上等的稻草系好，一个粽子就包好了。等粽子全部包好后，母亲把它们放进大锅中加水煮沸，不一会，一缕缕粽叶的清香飘入我们的鼻中。在物质匮乏的年代，我们这些嘴馋的孩子早已迫不及待，吃粽子，便成为我们能美美享受的一顿饕餮大餐。
秋天，芦苇花开，放眼望去，犹如蓝天上漂浮的成片白云，加上被阳光照射成万顷碧波的河面，一幅精美绝伦的画卷呈现眼前。时而有一两只白色的水鸟从苇层中飞出，如一朵流云，追着落日，滑向天际。深秋了，河边的芦苇也逐渐洗去了铅华，越发显出了雍容端庄，周身透出一股成熟的魅力。这时候芦苇由青转黄，芦花也变得异常洁白柔软，望去恰如连绵的白雪。
冬闲时分，便是收割芦苇的时候了。村中男女老幼一齐出动，挥舞着镰刀，去收割属于自家的那片芦苇。收割的场面热闹非凡，为寒冷的冬季平添了一些暖意。他们将芦苇仔细地割下、捆好、运到家里，将芦苇晒干以后堆放在场院中。然后，精选出粗且直的芦苇杆，用尼龙绳编成宽大的帘子。这芦苇帘子平时可用板凳搁起，晾晒衣物及腌制的瓜干，到了夏天更可以挂在门上挡住蚊虫。更有那心灵手巧的阿婶，将芦苇杆拿在手中，用小巧的篾刀熟练的剖开、压平，然后将它们编成席子，手艺突出的还能在席上编出精美的图案。这芦苇编成的凉席确实是夏季纳凉物件中的上品，比起现在各式各样的竹席、麻将席来说，绝对算得上是价廉物美了。
芦苇的一生是无私的，给了我们清新的空气、美的享受和物质财富，却从不向我们索取什么。
不知何时起，天空灰蒙了，不再有先前的湛蓝；河水浑浊了，少了往日的清澈。芦苇的面积也逐年萎缩，现在回家看时，只剩下了稀疏的一小片、一小片。
但愿，天蓝水清之时，家乡那美丽壮阔的芦苇能再次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只是，我们能等到那一天么？
关于琐忆的文章5：父亲琐忆
文/紫苇
我的父亲李福生，出生在一个世代贫穷的家庭，姊妹五个，自打民校毕业，便开始下田下地劳动。
父亲年轻时，因家庭贫穷，婚姻一度受到挫折，直到二十大几才与离了婚的我的母亲结合。父亲脾气柔和，待人宽厚，母亲脾气刚烈，争强好胜，两人婚后倒也相爱无间，只是，我的母亲往往要使个性子，或在父亲面前指手画脚，父亲总是以兄长的姿态，宽容地包容一切。
母亲应该感谢父亲。在母亲的心目中，父亲理应是座风雨剥蚀的
纪念塔，记载着他们那段刻骨铭心
的相爱而又相间的人生历程。
一九五八年，为实现“赶英超美”的宏伟目标，各地建起许多小铁矿，小土窑，大炼钢铁。当时的邯郸地区也响应国家号召，从城市和农村征集大批民工进驻邯钢，一呆就是两三个年头。后来随着形势发展，邯钢从乡下征召的一部分民工要“南下”支援南方的经济建设。在当时的乡下，人们的生活极端贫困，瓜菜代、指标粮只能勉强维持生活，不能解决温饱。我的母亲已有我的姐姐和我两个年幼的孩子拖累，又要白天黑夜地参加社里的深翻土地等繁重的体力劳动，在母亲的一再请求下，父亲放弃了“南下”的想法。
父亲高小毕业，有点文化，他的毛笔字我见过，写得清秀，间架很好。从邯钢回来后，正值我们这一带农村兴起建土窑烧砖，父亲很快学会并当了技术员，在本村和邻村一干就是几年。父亲去世后，我们因缺钱买砖建房，母亲曾经慨叹说：“要是你爹在，甭说咱盖三间房，就是盖座楼砖也不缺！”可惜，物是人非，两境茫茫，只留下了喟叹和惆怅！
早些年，在我们这一带农村兴捣坯打墙，民间就流传着“捣坯打墙活见阎王”一说。父亲会一手捣坯的手艺，他的人缘好，因之，谁家有了“见阎王”的活儿，往往想到我的父亲，而父亲，总是爽快应承。有次，父亲刚刚应邀给村支书家捣了几天土坯，尚未来得及休息，便有邻居上门来请，说是让帮他的一个亲戚捣几天土坯。父亲心中不悦，但仍慨然应允。来人走后，母亲埋怨父亲：“看把你累的！你就不会说个‘不’字吗？”父亲无可奈何地说：“累就累吧，只能这样，咱才给支书家帮了忙，人家来，不答应，人家会说咱看不起人，溜添当官的。”几天下来，胳膊都肿了，腰也直立不起，只能用轻微的呻吟驱除疲劳酸疼。
早些年，农户用煤都是徒步或赶着牲口到煤矿去拉，要往返300多里的路。早起晚睡，风餐露宿，极其辛苦。年少时，我就亲眼目睹父亲从煤矿拉煤回来，坐靠在圈椅上，龇牙咧嘴那副痛楚万分的神情。那是一种艰苦的跋涉，是体力和意志相互配合的一个艰难的过程。一次父亲和本村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给生产队拉煤回来，对母亲说：“××儿媳妇，咳，够老家伙呛！拉煤，这么重的活，你猜她给老家伙带了啥吃的？高粱面窝头，硬得没法下嘴，老家伙累得不想吃，光喝水，我就把咱的玉米饼子泡了给他吃。”当时的玉米饼子已属奢侈品了，逢年过节时才能吃到。直到后来我上高中，我的母亲和我的几个姊妹在家吃高粱掺面窝头，而网开一面地让我带净面玉米饼子到学校，至今想起，仍使我对母亲感念不已。
作为长子，父亲孝敬父母，对兄弟们迁就照顾。前些年，我们与叔父分家时，因四叔尚未成家，父亲便与我的两个叔叔商量，尽四叔先挑房屋。本来说好放在我家的一块木板归四叔所有，但四叔来取时，我的母亲一时小心眼儿，死活抱着木板不放，父亲看在眼里，心中恼火，猛地将木板从母亲的怀抱中抽出，大喝一声：“滚开！”将木板递到四叔手中。后来，祖父病重，因做手术需要输血，日夜守候在祖父床侧的父亲毅然把他这个儿子的O型血液与父亲的血液融二为一！
父亲离开我已二十多个年头了，他没有留下多少产业，只是留给我们母子一些不菲的债务，但时过境迁，他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如在眼前。
父亲，我永远的忆念！
关于琐忆的文章6：春节琐忆
文/张保民
“新年好，新年到，闺女戴花儿要炮，老头要顶新毡帽”。儿时学会的过年童谣还在心底回响，只是人已中年，遍尝人生喜乐，饱经岁月风霜，过年况味自然不同。自幼及长，由青年而中年，春节的种种琐事一一闪现在眼前。
少年的春节单纯而快乐。幼年、童年、少年，春节就是简单的快乐，纯粹的喜悦。那时候家里穷，一年到头也就是春节能吃上好吃的食物，穿上一身妈妈做的新衣服。尽管好吃的不过肉馅饺子，新衣服不过是妈妈织的粗布染色做成的，压岁钱不过是一毛两毛的纸币，但这些足以让幼小的人儿满心欢喜、兴奋雀跃。小孩子们农历大年初一会早早爬起来，挨家挨户去邻居家捡拾放鞭炮时没炸响的纸炮。残留有捻儿的就正常燃放，没捻儿的就把纸炮拆开倒出黑火药，然后用火香点燃，激亮而刺眼，常有孩子不是炸伤了手指头就是崩破了嘴唇，让大人既生气又心疼。记得有一年春节，我自告奋勇地早起放鞭炮。晚上睡觉把鞭炮放在枕头边，一会儿看看，一会儿摸摸，兴奋得睡不着觉，直到半夜还是忍不住鞭炮的诱惑，偷偷把鞭炮拆开取下一小半藏起来等过年慢慢放。农历大年初一天不亮就起来放炮，没响几下就放完了，父亲在屋里问：“这鞭炮怎么响时间那么短啊？”现在想起儿时的春节，我的心里就滋生出暖暖的情愫，想起祖父母，想起父母，想起小伙伴，眼睛顿时湿漉漉的。
青年的春节平静而快乐。祖父母已经故去，父母在堂就是纽带，兄弟、子侄都能相聚。传统的春节习俗一样地遵循。烧地锅儿蒸年馍，过油炸肉丸，剁饺子馅，叮叮当当，春节气氛温馨而热烈。自己已经成家，上班也不轻松，肩负着家庭和工作的重任，春节值班常排在农历大年初一、初二。最难忘的是2000年的春节，除夕下起了鹅毛大雪，铺天盖地，整整下了一夜，积雪盈尺。农历大年初一下午和初二上午是我值班，中午12点接班。家离县城30里路，一路都是雪，农历大年初一也没有公交车，厚厚的积雪让我愁容满面。没奈何心一横，九点半我骑着自行车出发，在厚厚积雪的路上慢慢骑行，一望无际的皑皑白雪很快让我成了雪人，眼前发黑看不清路途，只好眯着眼睛艰难前行。一路上不知道摔了多少跤，翻了多少个跟头，衣服上、鞋子里都沾满了雪，幸好那天路上基本没有大车，没有出事。就这样在路上走了两个多小时才赶到单位，按时接班值班，尽管浑身冰冷，冻得瑟瑟发抖，但是我的心平静安详，还有一种尽到职责的满足和快乐。
中年的春节孤单而萧瑟。中年是一个分水岭，是一座高峰、一道坎。经过人生无数风雨的吹打、洗礼，人已经淡定而冷静。父母去世，只剩下形只影单的我、对影三人的寂。几个春节都孤寂萧索，然而也很自在平和。有网络，有书刊，有美食，有自得。无悲，无喜，不怨，不怜。这样的境况，对我或许是最合适的安排。冥冥中自有定数，我岂能不乐天知命。一年到头忙忙碌碌，也只有春节可以休闲几天。现在趁着过年休息，正好可以把早已打算写的几篇论文写完，再把参加培训学习的课程细细反刍消化。唐代诗人郑谷有诗吟咏《中年》：漠漠秦云淡淡天，新年景象入中年。情多最恨花无语，愁破方知酒有权。苔色满墙寻故第，雨声一夜忆春田。衰迟自喜添诗学，更把前题改数联。我不饮酒，且把小文再作几篇。
关于琐忆的文章7：“的确良”琐忆
文/刘干
和几名“90后”教师集体备课时，讨论路遥小说《人生》中描写的当时人们把穿“的确良”衣服作为衡量一个家庭境况好坏的标准，他们充满好奇，甚至还有质疑。让我这个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为之感慨。
记得那时，在“的确良”布料尚未问世之前，人们的衣服大多是棉质印染品。棉布虽然吸汗，穿着舒服，但易皱易破损，不耐穿。而在凭票供应的计划经济年代，衣服少，使用频率高，一件新衣服，一个夏天肩膀、屁股部位就磨烂了。没办法，只得重新缝补起来再穿。那时判断漂亮衣服不是样式新颖时尚，而是看是否是一件没有补丁的完好衣服。
“的确良”是合成纤维，因其挺阔，不皱，耐穿，且免烫，穿起来体面、时尚，人显得非常精神，感觉朝气蓬勃。这种服装是当时最为时髦的装束，被冠之为“文明新装”，所以深受人们的青睐。虽然当时价格比棉布价格高几倍，但只要商店一有货，立马就被抢购一空，掀起了一阵“的确良”时尚潮流。
我的第一件“的确良”衣服，说起来有些心酸。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农村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地里背回家的玉米棒子，堆积如山，需趁着炎炎夏日脱粒晒干后，装仓入库。父母忙着照料地里农活，剥玉米粒的手工活，就全落在我们这些未成年的孩子身上。娇嫩的手指手掌，常常被磨出血泡，疼痛不已。为了刺激和鼓励孩子们干活，母亲常给些工钱作为奖赏。我把辛苦所得的零花钱积攒起来，达到一定数目后，交给母亲，让母亲到布店扯上几尺“的确良”布料，找裁缝店做了这件白“的确良”褂子。当然平时是舍不得穿的，只有在走亲戚、参加集体活动或过年时，才应时穿一下。就这样，这件“的确良”褂子，我整整穿了五年，布都褛了，也未舍得扔掉。
第二件“的确良”衣服是浅蓝色的褂子，左胸前特意缝了个口袋，可以挂支钢笔在袋口上，显得有“学问”，可惜这件衣服没有寿终正寝就中途夭折了。那时我住校读初中，我的下床同学晚上点蜡烛看小人书，疲倦睡着后，烛火燃了蚊帐，我的那件“的确良”褂子，也被付之一炬，让我心痛了好长时间。好在这位同学家长，不久又赔我一件同颜色的“的确良”褂子，才让我缓过神来。我一直收藏，保留到今天。
从诞生之日起，“的确良”就不断发展变化。后来，各种印花“的确良”纷纷面世。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几乎每位中国人都以穿“的确良”为美。特别是白底带花的“的确良”，一时成为社会主色调，满街“白色”飘，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衣服样式也从单一的中山装，到西服，再到中国传统时装，款式每年都在翻新。新颖、时尚的布料，又渐渐取代了“的确良”衣服，成为人们的新宠。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四十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只是弹指一挥间，但给中国各行各业带来的巨大变化却是非常惊人的。如今“的确良”虽已淡出人们视野，但它能真实、客观地反映和折射出中国人在穿着方面从商品匮缺到丰盛的沧桑巨变。
如今的衣服，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服饰的概念，而上升为一种文化符号。如牛仔服、情侣装、乞丐服、仿造的球星队服、文化衫等，带有极强的个性色彩。在幸福中长大的90后年轻人，他们体会不到改革开放前那段艰苦的历史，对能否穿上“的确良”一度代表当时家庭贫富差距的状况，不理解或很难理解就自然而然了。
今天之所以重提我那两件已保存四十年的“的确良”衣服，是为了留住一段岁月，唤起旧时的记忆，教育我们的下一代，勿忘中国改革开放伟大成就，更加懂得珍惜今天所拥有的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
关于琐忆的文章8：老街琐忆
文/刘向东
冬日午后，阳光和煦。陪同初中时的王老师又回到了三十多年前生活过的天马老街。街上人来人往喧哗热闹，却无曾经的整洁、有序和温馨。一些墙体斑驳的老房子和青苔漫漶的小巷子依然如故，似乎在等着我们抹去岁月的烟尘。
老街也就百余米，街面并不宽阔，以前可让两辆拖拉机顺利交会，而今却被杂乱的商铺和无序的搭建蚕食得像条梗阻的鸡肠子。
那时我住街西头，房子是典型的江南庭院式粉墙黑瓦二层楼。宽大的门框是石条装饰，黑漆的门上坠着光滑的门环。进门是阳光普照的大天井。青砖地面上间隔嵌有石雕地漏，楼上是木条地板，还有转弯木楼梯和雕花格子落地窗。如此排场和讲究，据说以前是资本家的房子。政府接管后由某部队驻扎。我作为随军之弟也住营区，天天和来自五湖四海的子弟兵们在一起。那时只要连队打靶，我就逃课跟着去。络腮胡子连长每次给我几颗子弹和战士一样握着半自动步枪或冲锋枪爬着瞄准射击。那种过瘾和刺激常常是我在同学中炫耀的话题。如今房子不见片瓦踪迹。挽着老师的阿三说部队撤走后房子空关，后来因属危房被拆除便成了现在这片拥挤驳杂的搭建区，唯有一棵葱郁的老樟树默默地坚守着。
营房后门临街是家茶馆店。我每天上学经过时会看见几张老面孔围着八仙桌喝茶聊天。天天如此有什么好聊的呢？疑惑之中又感到他们满脸的笑容已分明告诉我他们是最开心的人。旁边的老虎灶一年四季从早到晚冒着腾腾的热气，时而还发出水开的“咕嘟”声。油桶般的锅炉上有个玻璃管子，里面的水总是停留在100度的红线上。我每次拎着竹篾外罩热水瓶，递上烙有“壹分或贰分”标价的竹制筹牌打水时，收筹的老头总要掏出几张比扑克牌略大的背面是年历，正面是杨子荣、郭建光、柯湘等彩色剧照的“年历片”问我换不换军帽。还说知道我是隔壁营房里的人，弄顶军帽应该不难。可我每次的答复都让他一脸失望。因为那时的军帽实在是一帽难求。就连我的军帽也经常要被同学借去神气几天。而今茶馆店和老虎灶的门面已是外地人的杂货店，屋内的晦暗和嘈杂的乐曲再也无法还原昔日的茶客们的悠然和惬意。
街东有点陌生了。今日的某厂和仓储曾是人民公社和大礼堂，一段老墙上依稀可见光芒四射的红五星，仿佛响彻着解放军进行曲的八一电影厂片头。有次，礼堂里放映《列宁在1918》。由于没能抢到位子，我们只好在通道上挤得一脚之地。不料，在看到伟大领袖列宁同志向工人们挥手演讲“死亡不属于工人阶级”时，片子突然中断。趁着接片的微弱灯光，我们无意发现两个陌生青年交头接耳后，用肩膀故意贴靠两位女青年。尽管女青年极力躲闪，可他们仍旧不时地故伎重演。等片子一放完，眼看他们又紧跟其后，我们抢先拥向门口，学着影片中特务的样子一边拦住他们，一边喊着“不要挤不要挤，慢一点，让列宁同志先走。”女青年回头瞥了我们一眼急忙脱身远去。而两个陌生青年却被我们挡在了门内眼巴巴地望着门外黑压压的人群。
两月后，我们在向阳大队参加“三夏”农忙劳动，意外见到那两位女青年时，才知她们就是大队的“知青”。不久，我们赴约去大队吃西瓜时，她们还送给我们一挎包糖果瓜子和几本小人书，说是感谢我们的仗义。至今我还珍藏着两本小人书，就像珍藏那个快乐有趣、懵懂茫然的特殊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