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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屋的文章1：永恒的老屋
文/王晓亮
谁曾预料到，年少时一度想要逃离老屋的我，如今想回到老屋却也成了一桩难事。而且，我忧虑的不仅于此，在时间与空间交合嬗变的经纬里，老屋又会以何种方式存在？
一
身处异乡快而立之年的我，总会想起家乡的老屋。
无色的黑夜，老屋时常亲吻着我的记忆，悄然溶化于脑海，筋脉骚动，企图将我从孤寂无聊的暗夜中剥离出来。文字，我想到了文字，在文字的世界里复制重构那些远去的我与老屋的往事；在纸上，在夜里，某些断裂的记忆碎片，或会产生些许美妙的回音；在血液里汇集成一条真实美丽的长河。
“回老屋去看看吧！”这个声音一直在我心里嚷嚷着，是呀！我都离开那座生养我的老屋十多年了。每当夜幕独处一室，那些模糊的童年记忆结痂在老屋上，有时连它的样子也难以清晰勾勒出来，对老屋的怀想就愈加强烈和痛苦。
其实，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住着自己的一座老屋——一生都无法逃遁的老屋。作为意识形态存在也好，还是现实中客观存在也罢，无可否认，老屋便是家。那是烙印于心的地理标识，抑是情感诉求和精神皈依的原地，是一个无法从意念中根除的名词，一个无法从记忆中抹去的生命空间，早已内在于心，毫不夸张地讲：老屋——我们与之血脉相连的胎衣。只是，当我们有意或无意间被世俗淫染、被现实引诱绑架，或淫逸于充盈魅惑的浮华生活时，遗忘、抛弃、鄙夷甚至出卖老屋不可避免，我不得不说这是极为残忍和悲情的。长时身处异域，我浅显地意识到：天地之大，人可以随遇而安，再奢华的厅堂不过是暂时的栖身之所。于我而言，家只有一个——栖于滇西群山且生养过我的老屋。我深信，唯有老屋能承受得起那沉甸甸的“家”的含义，能捋清那些逝去又无法抹去的生命记忆。我常常诘问自己，我从何处来？或许，再见老屋，一切困扰才能消融，一切才能真实起来。
老屋，家的方向。回到老屋才算真正意义上的回家吧！
二
前些日子，我回到了阔别许久的老屋。老屋，在夕阳映照下尽显憔悴和疲态，像秋叶衰草，自由与颓败在有情与无情中转换，深深地眷顾和蚕食着老屋。斑驳的土墙罅隙再也挤不出往日喧嚣，残阳沿着土墙壁缓缓滑落，沉郁的昏黄笼罩着老屋，清晰的轮廓渐变模糊。那一刻，我强烈地渴盼能摘下夕阳，化作老屋永恒的金黄。
老屋，带着岁月的硬伤孤独地凝望着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村寨，一个远离都市隐匿于滇西群山的村寨，一个曾经以红土垒砌于红土之上的村寨。
老屋大概是立在寨子中央。从外部看去，那些高大的混凝土房子吞噬了老屋的模样，也吞噬了我记忆中村寨的样子。城市气息狠狠地植入了眼前的寨子。我踏着残阳沿路朝老屋的方向循去，一路上，不必再担心鞋子沾染红泥土，坚实的水泥路面眷顾了我锃亮的皮鞋（这样的鞋子大概就不曾喜欢上泥土，鞋子也有鞋子的时代），鞋子和泥土再也交织不出婀娜诙谐的舞步。曾经土路旁堆置如山包的粪草也消失了，嗅不到星点牲畜粪便恶臭，怪不得远处的农田和庄稼看着很不自然（土地和依附于土地之上的农作物以一副病态的面孔存在和生长）。一路上撞见了很多熟悉陌生的面孔，神色匆匆，全无记忆中悠闲自然的样子，曾经那些闲散摆谱的妇人翁媪又躲去了哪里？又见距老屋百十米的那口大水井，一股恶臭袭来，没了水桶碰撞交织的人影婆娑，死一般冷寂。不时有载人驮物的摩托疾驰而过，骡马千年的使命和梦想戛然止步，如今它们的命运岂敢料想！篱笆墙变成了高大坚固的白色砖墙，即便是狂妄的烈焰估计也只能望洋兴叹，宛若一座座巨大的冰窖矗立我面前，散着凌人寒光。墙上写满了各色广告标语，还有那些挂在电线杆上划破眼球也无法理清的线路，凌乱杂碎毫无美感。来到寨子中央，那座熟悉的老屋出现眼前，矮矮的孤寂的矗立在平房林立的世界里，显得格格不入。
望着眼前一切，让人踧踖不安，这个与我生命相连之地，一切来得如此突兀和陌生，惊诧之余瞬间失语。好在，在这个看似不属于老屋的时间和空间里，老屋的存在，把我拽回了远去的童年记忆中。去老屋的路上（必然要深入乡村的内部），总有种切肤之痛，突然想起了祝勇在《佛光》里的一句文字：“时间会把一切篡改得面目全非。”
毋庸置疑，乡村正在进行一场疯狂的革命，它要从内到外来一次彻底地革新、彻底地改头换面，它的理想就是要成为城镇那样，甚至企图超越。记忆中的乡村被眼前的一切一点点剥离，消隐与传承、衰亡与新生、缄默与呐喊、生疏与熟谙，这些词汇如狂风骤雨般席卷而来，让人透过不气。老屋的命运难以预知。乡村，或许正按人的意志而变异，它无法选择。
老屋，由正面、南厢房（当地俗称耳房）、院场、土墙、木制大门、照壁（一面翘脚的土墙）组合而成。过去漫长的年月，此种风格的建筑在滇西高原较为普遍。只是，在高大宽敞的平房面前，老屋终究抵不过被新潮淘汰的命运。
门槛，木制大门，曾经最辛劳的要数它们了。裂隙里夹杂和沉积的泥土沙石，承载过多少轻重缓急的步履，如今，无言地诉说着这座老屋当年的喧嚣。大门上的门神斑驳脱落，完全看不出门神的样子来，凑近细闻，粘贴门神用过的面泥似乎还散着一股酸涩味扑来，年年新桃换旧符，谁会记得门上贴过多少门神，曾护卫过我们一家人，如今，老屋已人去楼空，门神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大门上布满了蛛网。我轻轻推开嘎吱作响的大门，生怕惊扰了这些蛛儿原本的生活，门打开那一刻，它们还是四散开来，说不清是厌弃抑或恭迎，我姑且把它们的行为当成是专门为我而准备的盛情接待吧，这样心里自然要舒服些。记忆中，蜘蛛就一直生活在老屋，或许是恋旧，也或许只有老屋能让它们活得更好。
我回来了——老屋。我出生长大的地方。一切似乎还是原来的样子。一种久违的亲近感喷涌而来。或许，唯有伫立老屋面前，记忆是真实且亲近的，至少，老屋能还原这个乡野真实的样子，触摸到它的心跳，邂逅年少的我以及那些遥远又真实发生过的事。
走进南厢房右屋——父母亲的婚房，我出生的屋子，母亲坐月子的屋子。我努力搜寻着四岁之前留下的痕迹。我和父母亲睡过的那张木床不知所踪，很多记忆中的东西荡然无存，门窗后来被爷爷拆了，屋子成了火塘。如今，只剩下被烟火熏黑的残破的板壁和土墙存在着，完全看不出当年作为父母婚房的喜色。幸好，我还是在墙上找到了许多童年时留下的涂鸦。在滇西农村，九十年代初期依然缺少纸笔，火炭成了我最好的玩物，我常常拿着炭条在这面石灰粉刷过的墙上乱涂乱画，就如今天我的女儿会拿着笔在纸上乱画一般，因此经常会把自己弄得像个非洲人似的。好在，母亲很少责骂，对书写绘画的兴趣大概就是在那样的情形下萌发的。土墙的右上角已破了很大一个洞，用些木头顶着椽梁和墙壁，只是，没人气的屋子，谁知道这些木头的力量能维系多久。站立屋门，伸手便能触到横梁，不再是记忆中高不可攀的形象，和曾经健硕的奶奶一样如今却佝偻着身躯，在时光的消磨中一天天老去。
厢房的中屋，是全家人吃饭的地方，也是最神圣的一间屋子，灶台就在中屋外的廊台上。中屋（当地人俗称堂屋）正中，贴着“天地君亲师位”，小孩一般都不敢在这张红纸上乱涂乱画。每逢“开财门”（当地风俗，一种拜祭天地财神和祖先的仪式，有祈愿家人平安财源滚滚之意），是我们小孩最高兴的日子，因为能吃上好饭好菜，比过农历新年要丰盛得多，宰羊杀鸡是必须的。这天的主角是一个风水先生，当地人俗称“和尚”，他主持的一番颇为神秘庄重的仪式过后，正面墙壁上就会出现一张大红纸，纸上多为繁体字和一些看不懂的神秘图案。这一风俗曾在当地颇为盛行。那张红纸下的位子是整个家族中最年长的人才有资格入座，在我们家非爷爷莫属，偶尔调皮入座，难免会招来父辈们的责骂，多次训诫后就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也不敢窥视。后来，随着读书识字多了，伴之父亲的说教，也就渐渐地明白了那张红纸的内涵，并在心里无形地根植扩张开来。它既是人们心灵的寄托也平衡了某种关系。
小小的一张红纸，净化了人们的心灵和道德升华，无不是儒家文化“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彰显。可惜的是，这一切似乎已被另一种文明取代。这些古老的乡村习俗，对眼下的小孩青年人甚至是中年人早已没了吸引力。在这个乡间，大多人觉得红纸与他们现在的屋舍（多为混凝土建筑）很不协调。乡村的许多事物正在衰亡，同老屋一起衰亡，这自然包括其中所隐喻的一切古老乡村文明的衰亡。乡村和城市难以界定。
厢房的左屋，其实，不是屋子，是供养牲畜的圈，已记不清有多少猪、牛、骡子、羊等牲畜曾住在这里，维系着农田需求和一家人的生活。这间腥臭阴暗的圈舍，曾一度提供着最重要的劳力，在那个没有普及机器的年代，牛和骡子是农耕主力军。每至年前，“年猪饭”更是必不可少，宰杀辛苦饲养了一年的肥猪，腌制成腊肉或卤肉，供我们一家人一年之需，眼下，吃“年猪饭”也只能到那些较为偏远的亲朋好友家去蹭了。没了这样的场合，亲人相聚便成了奢望，陌生感也与日俱增，加之在外的时日久了，很多亲人的辈分我已无法理清，偶尔见面无从称呼（我常常把称呼张冠李戴闹出过不少尴尬，和父亲理过几次，时日长了又忘了，倍感惭愧）。每逢大小春播种时节，各家各户都要“出粪”，一年两次，大小春各一次，“出粪”就是把圈里牲畜粪便用粪箕挑到田地里，有时，也会请人帮忙出粪，招呼一顿好饭好菜，不用付工钱，劳力交换在当地较为普遍，眼下，不付点工钱怕是没人会干如此又脏又累的苦活，再说也没出粪的需要了。那时，在村寨，人畜同居较普遍，吃饭、睡觉都能闻到粪草熏臭，人们的身体依然壮实，现在人畜分居了，可身体的毛病似乎并未减少。
和老屋相关的一切生活形式不复存在，乡村也就变得难以定义。“农村人”这一定义也悄然发生变化。许多农村土屋的消失，除了它本身，必然牵连和它有关的一切具有乡村气息事物的沦陷或消失。当然也包括农村人的那种闲适慵懒的生活状态，从对自然万物的敬畏中所形成的平和、憨厚、从容、遁世的心态。
三
出厢房，向正面走去。作为主楼，看起来要比厢房高大坚实得多，这主要得益于二叔家在此长期生活和多次修缮。大前年，我堂兄弟结婚，二叔一家对正面房子重新粉饰加固了一番，一楼门窗换成了铝合金式样的（时下当地建房颇为流行），好在整座房屋的主体结构依然保持原样。去年，二叔一家搬到了几百米外的空地上另建新房，父亲把病重的爷爷接到了我们家照顾，随后也把奶奶接了过来，如今的老屋，算是彻底清净了。
正面短暂光鲜的外表永远替代不了它内部的虚空与苍凉。老屋不曾料想到它今日的结局，甚至为了老屋争得你死我活的父辈们也未曾预料。至亲搬离，了无牵挂，老屋的存在似乎毫无意义。物欲恣肆的世界，估计没人会惦念和在乎老屋，正如那些荒草丛生的坟冢，颓败、陷落、直至消失。
没有人气的老屋，只能任由时光和风雨摆布。
喧嚣散尽，清冷的晚霞映得西方通红，夜幕悄然逼近，老屋愈发暗淡，一声猫叫让人不寒而栗，它那双能洞穿黑夜的眼睛似乎是一种预示，我无法想象的关于老屋的预示。石阶的青苔三番五次地捉弄我的皮鞋，椽梁上燕子窝里的燕子正准备拂尘就寝，我努力保持着安静，正如我曾在一首诗里看到过这样的句子“只有沉默才能探听到另一个沉默里的呐喊”。
老屋，一座和三代人有关的老屋。如今，更多地作为叙述者的身份存在。作为一部乡村历史缩影的存在。
正面房子耗尽了父亲青年时代的心血。在我的记忆里，正面房子二叔家长期住着，父母未曾住过，我儿时与奶奶住过几年。1984年，父亲在部队因公致残带着一笔抚恤金退伍回到老家，在他的带动下，决定在原来茅草房的基础上重建土坯房。记忆中，父亲时常说起，他和一家人顶着烈日在田里挥锄坨土基（我亲眼见过家乡人坨土基，找一块土质粘性好的田地，翻出泥土，灌水，辅以草料，人和牛在上面来回蹉踏，把泥土灌入四方木质框子自然晾干即可），独自一人披星戴月走几十里山路扛回松木，请木匠师傅制成椽梁木柱，花钱雇人用拖拉机从窑场拉回青瓦，挑着粪箕到寨子对面的山上挖沙石，为了建房忙前忙后，还要承担巨额费用，直到冬月上梁立木。如蚁筑巢，费尽周折，总算建起了在当时滇西农村算华丽的窝。父亲说，建房花去了他所有的抚恤金和每月国家给予的生活补助，房子建好，二叔结婚，他和母亲一天也没住过，那时我还没出生，二叔小他两岁。父亲常说，作为长子是要牺牲的。如今，每每说起正面房子，父亲都有一肚子苦水，有时话到嘴边欲言又止，逢人聊天，他不免又会在人前显摆他那时的能耐。确实，在三十年前能建间土坯房已是相当了不起的事。老屋，成了父亲生命中无法割舍的情结和难以愈合的伤疤。
每座老屋，便是一部写满了爱恨情仇的家族叙事，记述了无数纷繁迷离的家庭琐事。在那个“人多力量大的年代”，毫不夸张地讲，妇女俨然成了生育机器，有些家庭少则生三五个，多则十来个，对于那样热闹的生育场面我没亲身经历，但在我们家，父辈兄妹就有四人，为后来的“分家”（对房子和土地的分配，一般出现在子女婚后）和父辈兄弟微妙的感情关系埋下了伏笔。八十年代中后期，父亲和二叔相继娶妻生子（老叔远到保山坝子李家入赘，娘娘嫁到本乡七八里外的村子），随着我和弟妹的出生，老屋住着一家三代人，让本来就逼仄的老屋不堪拥挤。俗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何况人一多，这“经”就更难念了。母亲成了最大的受害者。后来听父母说起过，他们结婚后，过了两年我才出生，奶奶那时对母亲产生了极大地怨恨（奶奶认为母亲无法生育，作为女人，不能生育，随时可能面临被赶出家门的危险），时常发难母亲，随后二叔结婚，为了分房问题，全家人时常大动干戈，与母亲处在了对立面，好在父亲一直维护着母亲。为此，父亲对爷爷奶奶颇有抱怨，与二叔一家也结下了至今未解的梁子。我四岁那年，父亲决定搬离弥漫着火药味的老屋，到距离老屋一里多外的荒野另立新家，背负了几千元外债包袱，为了偿还债务，不得不和母亲外出务工。老屋里发生的一切，我并未亲身亲历，全来自长辈们的言说，也似乎与我的世界毫无关系，但又无法回避，或许，因那些家族纠葛我得以回到老屋，又和奶奶一起生活了几年。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难以理解，为何父母会把我留在老屋，让奶奶照顾，在当时，父母与奶奶的关系是水火不容的。但自我记事起，奶奶和母亲的关系又亲如母女，从未见她们婆媳之间发生过口水战，我想，这其中自然与我的出生有关，也与时光这把修复刀有关系吧，或者，堂屋正中的那张红纸起了作用。记忆中，父母会常常讲过去在老屋的种种辛酸，语言里充斥着对爷爷奶奶的爱与恨，好在，他们从未把那些复杂情感嫁接到我身上。自打我记事起，父母对爷爷奶奶的一切行为无不是孝道的彰显。
如今，一提及老屋（特指正面房子），父亲都难以释怀，对爷爷奶奶和二叔一家过去的所作所为始终梗阻于心，但另一方面对老人的照顾又无微不至，他常说道，作老大就是我这样子的吧，有时也会风趣的说道，你看，我就没给你这个大儿子任何负担，是吧！你工作好了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孝道。说得我欣慰与酸楚相生。
老屋于父母而言，爱恨纠结始终相伴，于我而言，并未那么深刻复杂，有时简单的就如同一张白纸。即便如此，也唯有看清白纸，才能将自己看得更透彻吧。
四
我四岁那年，父母另建新房，带着我搬离了老屋，只剩二叔一家和爷爷奶奶还住在老屋。但随后，父母迫于生计远去芒市务工，我又回到老屋和爷爷奶奶生活，一直住到我小学毕业前夕，因此，准确地说，我在老屋生活了十多年。
正面一楼右屋——奶奶的卧室，我和奶奶在这里住过几年。我推开房门，一股霉腐之气扑面袭来，这里俨然成了各种霉菌理想的寄居所。走进去，凭着记忆找到门后的拉线开关，借助昏暗的灯火环视了一遍屋子，老屋的内部还是儿时的样子，整个格局和陈设其间的家什没有太大变化，两张木床，一只老式衣柜和一张储粮木柜，木柜上还放着奶奶做针线活用的小簸箕，连接楼上楼下的楼梯就在屋子里，让原本就狭仄的空间更为狭仄，楼梯和房门之间横摆着一张老式抽屉桌。望着熟悉的一切，一种久违的童真时光弥散开来，仿佛又回到了从前。
奶奶从不介意我们小孩把房间弄得一片狼藉。翻箱倒柜是孩子的天性。那时我和弟妹最感兴趣的是抽屉桌和储粮柜，总被我们翻得稀巴烂，糖果对小孩有极强的诱惑力。储粮柜里总有吃不完的糖果，像是柜子生出来的，我和弟妹们常常背着奶奶偷食，每次都能得逞。其实，后来知道了，是奶奶故意为之。和弟妹们不同，稍长一些的我对抽屉桌的兴趣尤甚，皆因那些不常见的老物件，诸如：铜钱、铜烟壶和父亲在部队时的领章帽徽等等，我总喜欢翻出来把玩一番，还常常拿着追问奶奶。对于我的这一行为，奶奶并未责骂，只是每次我玩过之后他总要提醒，这些东西是不能弄丢的，玩过要放回原位。记得那时奶奶常常把我单独叫到房里，给我些新衣服裤子鞋子或其它东西（有吃的玩的），但每次都不忘嘱咐，可别向你二叔和兄弟们说是我买的，就说是你父母买的，现在想来，那时的奶奶待我这个大孙儿是偏心的。
前些年，我又想起了奶奶的那些老物件，在我一再央求和鼓动下，奶奶把她的老物件全部交到了我手上，她还是担心因这些老物件引发父辈或我们兄弟间的感情，小声嘱咐我说，小心收好便是，别对外声张。其实我很清楚，这些老物件也值不了几个钱，未曾想用来发家致富，只觉得这些老物件对我这个学绘画出身的兴许有用，重要的是这里面有着一个家族的记忆和历史，对于捋清盘根错节的家族纹理兴许有用，到了别人手里，说不好真就给卖了，卖了不可怕，可怕的是卖出去的是一个家族珍贵的历史缩影。在所有的老物件中，一张黑白相片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儿时不曾见过，奶奶说，这就是你的曾祖母，80年代初照的，1984年去世的，就是你父亲退役那年，在我手上保管了三十多年，你一定要保管好。后来，我把曾祖母的相片拿去照相馆放大并挂在了堂屋醒目的位置，奶奶欣喜不已。我知道这张小小的照片是曾祖母留在世间唯一的影像，其间更是浓缩了奶奶对曾祖母至真至善的爱与孝，还有那深深的眷恋。
傍晚，老屋静如庙宇。倦怠的鸟儿息了歌喉，燕子早已入梦，浓酽的霉腐之气氤氲满屋，偶有窸窣声响，大概是猫和老鼠正在上演生死游戏。也是在这样的傍晚，老屋里常常传来奶奶急促的催我回家的叫唤，当然还有很多的老屋里传出过同样的呼唤，小孩们带着未尽的兴意悻悻归家，还有那些牲畜们和远处田地上的农人们，都不约而同地朝着炊烟升起的方向归去。裹挟着秸秆气息的炊烟笼罩着老屋，宣告着农人忙碌一天的农事的结束，奶奶打好洗脚水，我和她在那只铁盆上除去一天的尘渍，然后便吩咐我上床睡觉。睡觉前，奶奶常常会给我讲些神话历史故事，兴起时，也会唱几首民歌，“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挥动鞭儿响四方，白鸟儿齐飞翔……”，后来音乐课上知道了这首广为传唱的经典《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我静静地来到床边坐下，她那老套的故事和动听的歌声仿佛还在，盈满了空落落的房间，又沁入我的心底。冬天的夜晚特别寒冷，奶奶总会把收集的玻璃输液瓶子注满热水（相当于时下的热水袋），在我睡前放在被窝里。那时我睡觉特别调皮，常常把被子踢到一边或半夜滚下床，不知有多少个夜晚，朦胧惺忪的睡梦中，奶奶为我盖被子把我抱上床，她也因此有那么几次感染上风寒。
上小学时，我最怕冬天月圆的早晨，奶奶常常为了送我上学而睡不好觉。不是因为我赖床，而是起得特早，有时甚至是半夜。月光从窗户射进屋子，睁眼一看，感觉天亮了，急匆匆唤醒睡梦中的奶奶，为此没少折磨过她，有时稍微起迟了些，还抱怨和责怪奶奶，即便是农忙时节疲惫不堪的奶奶也总会按时送我上学，如今想来那时的我真不懂事。从家到学校大概有两里路，要穿过寨子和集镇，我最怕狗和疯人（精神异常的流浪人），没有圆月的滇西冬日早晨，天空一片漆黑，奶奶手持一盏手灯和一根木棍，在上学的路上守护我左右。在滇西农村，鸡是拂晓的信使，无论阴晴圆缺，它总能准确无误的报时，农人们大多根据鸡啼来判断时间，奶奶也不例外，她正是靠着鸡啼来判断我上学的时间。月光半夜把我从睡梦中唤醒，奶奶总会轻声地说：“鸡还没叫呢，再睡一会儿，待会儿我叫你。”在奶奶的言传和无数个清晨鸡的啼鸣里，我也渐渐听懂了这种奇妙的声音，作为农村人，这是必须掌握和熟悉的物语。鸡啼召唤着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朴实辛劳的奶奶，红土地在一声声鸡啼后迎来希望和新生。老屋人声鼎沸。而我，也伴着鸡啼不断汲取着知识的力量。
如今，奶奶总喜欢微笑着和我说起这段往事，“你读小学可没少折磨人呀，天不亮就让我送你，但你小子如今也总算是有出息了。”是呀，那时太调皮了，要是有个闹钟就好了，奶奶就可以好好睡觉了。这也成为奶奶常在外人面前显摆的往事，她一直认为，调皮捣蛋的我，注定了会出人头地，能走出大山，将来能吃上国家粮。我也总算没辜负奶奶一番心意，只是，如今想来，走出大山不易，但走回大山也不易呀！
这次，若不是责任和使命的驱使，我恐怕也不会再回到老屋，正如儿时长辈们领着我去劳作过的那些隐匿在山里的土地，如今我早已辨不清方向。
每逢新年，是我最高兴也是最难熬的日子。年前，父母从外地赶回来，见面倍感陌生，奶奶逗我叫“粑粑”（当地小孩称呼父亲一般为：“老倌儿或阿爹”，叫“爸爸”的很少），我总是缠着奶奶不肯叫，小孩大概都这样。父母把我接回家，开头的那几天我总要跑回老屋和奶奶睡，但最终敌不过父母给买的小玩意儿和好吃的，没过几天也和他们处熟了，好景不长，没过元宵，我只能眼含泪水目送父母离家。如今，每当看到新闻报道或类似的节目，难免会想到这段往事，不禁潸然泪下。换作当下，我大概也算是留守儿童，当时，我毕竟是少数，农村人的生活是离不开土地的，可眼下，老屋外那些高大的平房里又隐藏了多少孤寂的心灵，当庄稼人不再相信和坚守土地，和我一样的小孩也就多了，空巢老人也就多了。父母可能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终于在我小学毕业前两年回了家，就再也没有出去过。
如今这间阴暗潮湿的屋子，写满了儿时的我和奶奶的故事。那些年里，在奶奶温润的襁褓里，在她那双斑驳的布满老茧的手的抚摸下，在她俗套的故事和并不完整悠扬的歌声里，潜移默化的在我幼小的心里种下了爱的种子。与仇恨、孤寂和悲伤无关。
五
我和奶奶住过的这间屋子对上去的阁楼是爷爷的卧室。一直以来，爷爷和奶奶的关系复杂而微妙，分居住。曾祖母生前在此住过。左侧和南厢房相连，实际上简易的搭了几根木条而已。
那时没有玩具，很多游戏是我们自创的，老屋是游戏的理想之地。南厢房的楼上堆置了一些稻草、松毛和柴垛，正面楼上放置了栏柜（储粮柜）、囤箩（竹篾编织盛谷糠的农具）、木柜、木箱等，我常常和弟妹们利用这些家什农具展开迷藏、枪战等游戏，弄得楼板嘎吱作响，被长辈呵斥成了家常便饭，可小孩子又咋会长记性，依旧我行我素。记得有一次，我们把囤箩里的谷物洒得遍地都是，给二叔逮个正着，狠狠地训斥了一顿，从那以后虽有所收敛，但也和长辈们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长辈们在家我们就格外安分，他们外出下地干活，楼上楼下又成了我们小孩游戏的王国。南厢房的楼上也成了鸡们的乐园，稻草堆、松毛堆是鸡们孵蛋和孕育下一代的伊甸园，游戏中我们时常会发现鸡窝和鸡蛋，嚷嚷着让奶奶给我们煮鸡蛋吃，当然也有没被我们发现的，过一久，只见老母鸡领着一群小鸡上蹿下跳，冲我们得意的样子，我们又岂容鸡们嚣张嘚瑟，经常拿着木棍乱戳正在下蛋的鸡，弄得鸡们又急又气无能为力，想必那时的鸡们恨透了我们这群破坏分子。
可惜地是，楼上放置的栏柜、囤箩已不知去向，这些当初农村人吃饭过日子必不可少的农具、父辈们分家必争的宝贝注定了要被时代抛弃，如今，只能凭着模糊的记忆想象出它们的样子来了。不变地是，奶奶煎煮的鸡蛋依然弥漫着熏香诱人的气息。每次回家，奶奶都要煎煮几个给我，她知道我打小就爱吃鸡蛋，她常说起，还记得那只给你煮鸡蛋烧坏的小铜罗锅吗，是呀，我也记不清，在老屋的那几年，我吃了多少鸡蛋，吃了多少奶奶从不舍得卖的鸡蛋。眼下，在外吃了那么多鸡蛋，总觉得还是奶奶给煎煮的鸡蛋吃起来最香。
楼上的木箱点燃了我读书的兴趣。那只笨重的木箱是老叔留下的，木箱里放置的大多是老叔读书时留下的书本，其间也夹杂着部分父亲和二叔读过的。后来听父亲说，老叔是最小的儿子，那时父亲已退伍，家里把所有希望寄托在老叔身上，希望他能走出农村，可他读了六年的初中愣是没能考上中专、师范或是高中，在学校背着他们搞些什么帮派，读成个书油子，到头混了个“农大”文聘。在木箱里，我找到了很多小人书，可比今天鱼龙混杂的书籍精彩有意思的多了，至少于我来说，寻得那些图文并茂的小人书如获至宝，对《水浒》、《三国》、《西游记》、《聊斋》、《铁道游击队》等名著和文学作品的阅读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后来，我问过奶奶也去翻找过几次，但全都消失不见了，可惜当时没有爱书和收藏的意识，小孩子嘛，读过也就随手扔了。箱子里还有许多教科书，只是那时很奇怪，不知每本书的封面为何会印着毛主席语录，和我上学所用课本大不一样，后来上了中学，才从历史课本中获悉一二。如今想来，正是老叔留下的那只木箱培养了我读书的浓厚兴趣，受益至今。
那只存放衣物的木柜依然存在，静静地躺在爷爷住过的阁楼。听奶奶说，这只木柜是曾祖母生前的衣柜，若要按此算，大概是民国年间之物了，算得上“老古董”了。至少我印象中翻出来的那些祖母穿过的衣物，说老古董一点不过。记得有一回，我将绣花鞋和长长的裹脚带穿在脚上，吓得奶奶一惊一乍，让我赶忙脱下放回柜子。我疑惑不解，这鞋子怎么和大人们穿的不一样，这么秀气谁穿的呀？奶奶也会解释说：“你祖母是小脚，那些鞋子是你祖母活着的时候穿的，你们小孩可碰不得呀！”我调皮问道：“那奶奶你的脚咋那么大呢，和老祖的不一样呀？”奶奶一通解释，说得我云里雾里。随着读书识字多了，后来弄明白了，祖母一出生就坐上了封建时代的末班车，也难怪了打小裹小脚，在那个审美畸形变态和封建高压的社会体制下，在男性主导的社会里，妇女的地位是极其卑贱的。男人们普遍认为，女人的脚越小越漂亮，父母们也认为，脚小的女儿好找婆家，做父母的不得不忍心在孩子哇哇的哭声里把女儿的脚越裹越紧、越裹越小。幸好，随着那一声“驱除鞑虏，光复中华”的声势浩大的辛亥大革命，妇女们终获解放，奶奶算是赶上了好日子，可曾祖母就没那运气了。小脚祖母的一生我至今无法想象和体会。后来，我向奶奶问起过绣花鞋和裹脚带，奶奶说，前几年，祖母托梦给她，说在阴间没穿的了，让奶奶给她带些去，奶奶想起了柜子里祖母留下的衣物，就一并烧了给祖母。“可惜了，”我说，但转念一想，有些东西注定了属于那个时代，既然是祖母的，就当还她好了。
正如老屋一样，注定了属于它自己的时代，属于滇西的红色土地，依土地而立起来的老屋，作为土地的一部分，或许，它本就不属于这个时代，一个混凝土垒砌和恣肆的时代，于老屋而言，本就从无抛弃之说，它也希望回归土地，从土地里得到慰藉。
从老屋出来，天完全黑了。老屋彻底融入苍茫漆黑的夜色。
六
第二天一大早，我决定再回老屋去看看，主要是想拍几张照片留个念想，天知道往后还能不能看到老屋。
朝曦初露，山峦苍翠，白鸟啁啾，鸡啼狗吠，踏着清露再回老屋。从外部看去，老屋一改昨暮萧瑟，土墙被阳光铺满了熟悉的金黄。晨曦总能给人造成错觉，温暖舒服美丽的错觉。当然，我心里清楚，这种状态是难以持久的，阳光终究射不进老屋虚空的内部，再说了，乡村正张望着山外的世界，蠢蠢欲动，躁动不安，一如我当年离开乡村时那般渴盼与急切。
长久以来，老屋习惯了与土地打交道的农村人的生活方式，自然也就无偿接纳了许多微小事物的存在，和乡野相关的一切事物的存在。曾经老屋里的石板、粪草、农具、篾具、石磨依旧散着熟悉的味道，在记忆的深处说着逝去的往事，无不是对上几代人爱恨纠葛、勤劳朴实、积弱贫瘠、偏僻闭塞、自然随和的真实写照，滇西乡村的真实写照，它们在土地上完成千年农耕演绎之后，不得不伴着老屋退居历史的舞台。作为老屋的一部分，唯有厮守任凭风雨侵蚀，不离不弃，默默的迎接着一个崭新的时代，一个似乎与之无关的时代。
当新的生活模式植入乡村，人们不再以惯有的思维方式和轨迹铺展生活，乡村本身以及以乡村来定义的许多事物必将被新事物取代或吞噬，而以老屋建构的故乡坐标，只能成为一种遥远的记忆和无奈的情感回溯。
老屋，不当是属于人的世界，也同样属于小动物们的世界，属于神灵的世界。从我记事起，老屋里就生活着蟑螂、蜘蛛、山雀、燕子、草蜂、蚂蚁、老鼠，甚至是蛇，它们与人在各自的经纬上过活，相安无事，与冲突和猎杀无关。即便是不讨好的老鼠，大多时候它的命运也是猫来决定的。记得儿时奶奶常说起，燕子是吉祥之物，不能随意伤害，要不会生癞痢，凡进家的蛇都是祖先的化身，要恭恭敬敬的请出去。老屋的椽梁上到处都是燕子窝，每天都要清除地板上的燕子粪便，但我们从未打死过一只燕子，记得奶奶最怕蛇，但她绝不允许我们打死进家的蛇，都会让父辈们给请出去。如今，人去空空的老屋，俨然成了这些小动物们的王国，或许也是最好的避难所，想想那些水泥房子，是绝不容许它们的身影出现的。老屋也住着各路大神，诸如：财神、门神、灶神、圈神、天神、地神、寿仙、菩萨，逢年过节，都必须要事前烧钱焚香祭拜各路神仙，还得根据不同神仙的喜好供奉不同的祭品，焚烧不同地纸钱，不能出半点差池，否则就是对诸神不敬。如今恍然明白：老屋原来如此庞大，居然是一个能装下人与万物相生共存的大世界。
可悲的是，老屋所构建的大世界似乎正在不断缩小，我们不再对大世界的一切事物笃信不疑，甚至学会用所谓的科学依据来审视和判断，但也无可避免的植入自私、俗欲、蛮横与残暴，人们不以为然的残忍处置了同样寄居于这个世界的小动物们，伴着永无休止的咒骂和杀戮，还天真的以为这就是文明，但以牺牲他物换来的还是文明吗？大世界所浇筑的爱与兼容被亵渎，难道不是我们所遭遇的更大地不幸？老屋立在我面前，有时也就有了一种被蹂躏和摧残的感觉。哦！还有我生活过的这个大世界以外的乡村世界。
好在，在老屋的那几年，我们小孩从未干扰过小动物们的生活，这种习惯也沿袭至今。后来，我在汪曾祺老先生的散文《花园》里看到过这样的情节，他在童年时为一只鸟哭过一次，因自己的疏忽，那只鸟被他大伯的玳瑁猫吃了，哇的一声，他哭了，这一情节足见汪老的爱心。我虽未曾为任何一种动物哭过，好在也未有过戕害之心，全仗奶奶教益。记得她常说：“别小看了它们，它们有的通人性，有的通神性，你做的一切，老天看着呢，神看着呢，做了坏事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要遭报应的。”
那些年，老屋，坚守着人与自然万物的平衡，其中的真理并非来自书本呆板的教条，而是长存于以老屋为核心所延伸的乡村世界，长存于农村人的言谈举止间。
时下，最在乎老屋的人唯有奶奶。去年，她搬来我们家住，同时也方便照顾病重的爷爷，但几乎每天都要回老屋去看看。她过来时就和父亲说：“等你父亲走了，我还要回老房子住，你父亲一辈子没给过我好嘴脸，但我生是王家的媳妇，死也是王家的媳妇，就让我陪着王家的老房子去见祖宗吧，也算是对得起王家了，对王家的祖宗也有个交代了。”是呀！奶奶自打十几岁嫁入王家，就在老房子生活了六十多年了，服侍了三代人，对老屋的情感可见一斑，这种落叶归根的情感大概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撼动的。
太阳越来越高了，热辣辣的，老屋的内部依旧黑暗阴湿。我拿出相机，按下快门，老屋定格在了清晰的照片上，同时，也定格在了我童年的记忆了，定格在了它伴着我走过的近三十年的岁月里——横跨两个世纪高速运转的三十年里。
美好生活是我们孜孜不倦地追求，只是，当我们在这个迷乱的时代举步维艰时，总习惯性的追忆那些陈年往事，循着记忆的轨迹获得心灵上短暂而无奈的慰藉。人大概都有这样的恋旧情结吧。何况，那座摇摇欲坠的老屋，是我的家，是无法逃遁和从内心里移除的归宿，老屋——永恒的存在。
老屋的文章2：老屋墙上的那些土基
文/张先鼎
老屋没了，老屋的影子还在，就像祖父、父亲和母亲的音容笑貌一样，始终是那样的清晰，尤其是老屋墙上那一块块土基，更是层次分明地砌在我的脑子里。
依稀记得，祖父常常捋着长须，有事没事地望着那些土基出神，过后，嘴唇嚅动着，不知想说些什么？有时，一会把拐棍往地上杵杵，一会又闭起了那双慈祥的眼睛。稍大，家里遇有什么磕磕撞撞的事儿，父亲母亲就开始怨起大爷家屋不该高出我们家屋一块土基。我自然不明白，矮一块土基，在乡下人的心里有着怎样的隐忧？不过，祖父、父亲和母亲的这种怨，多数时候是在背地里，毕竟有血脉连着，手足牵着。祖父尽管在父亲母亲面前不怎么说，但从没踏进大爷家半步。大爷呢，心里清楚，人前人后从不说土基的事儿，只是小心翼翼地侍奉着祖父。这种默默的不快，一直持续到祖父与大爷相继逝去。
好多年过去了，我们家就那样平平淡淡的，不过，两个哥哥读书很用功，成绩好，二哥还跳了级，村里人夸着，父亲母亲觉得有面子，到哪都笑吟吟的。一转眼，大爷家的孙辈们都有二哥高了，但不知怎的，个个都对上学无兴趣，还时不时地在村里惹些事儿，对此，大娘常在我们家唉声叹气的。日子一天天地过着，父亲母亲再没提过大爷家屋高出一块土基的事，还常在我们面前说，我们家的房子好，是个良宅，并在老屋前拉起了一个院子，门前门后栽了许多杏树、桃树，还有枫、楝和柳，一到春天，满院子都香，蜂飞蝶舞的，夏天也不很热。我们也对老屋越发敬重，越感亲近了，姐姐还在院子里种了许多鸡冠花、牵牛花，使老屋生机勃勃的。
谁都没有料到，这年的水大得出奇，圩破了，门前浊浪滔天的。大水一直漫到老屋跟前，也漫到了由张家祠堂改建的学校。聪明绝顶的二哥，在赶往学校搬迁的路上，淌过了几道水，不料，自己的小黑褂子被一阵风卷到了水里，向前飘浮着，他便一步一步地够，一步一步地捞，最后，再也没有起来。这无异于青天霹雳。在我们姐姐兄弟中，父亲母亲最疼的是二哥，因为二哥嘴甜、灵动，才九岁，就把我们家镀得雪亮，那是他在万人大会上，避开稿子，用自己的话代表全县学生发言，说他是农家的孩子，沐浴着太多的母恩师情，老师惊呆了，干部群众屏息了，过后，雷动的掌声，经久不息，一时间，父亲母亲的名字，无人不晓。这会，父亲不吃不喝地睡在床上，被子被泪水湿了好大块，母亲的眼泪也哭干了，时常出现幻觉，家里乱糟糟的，有一顿没一顿。外婆拄着拐棍，从老远赶到我们家，一进门就哽咽着说：“这样怎么行，一树的果子哪有一个不落的？”接着，又是嗔，又是哄的，好不容易才让消瘦了许多的父亲母亲走出户外，而自己却瞅空跑到二哥的坟头痛哭。
二哥没了，家里像一下子少了许多人，空落落的。这时，大爷家高出那一块土基的事儿，又重新被提起来。这回，姐姐、哥哥还有我，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当年，祖父为大爷和我们家同时盖房子，因为屋挨着屋，应该一样高，就说好了，外围土墙都筑九层，土墙上面的土基，谁家都不许多一块。我们家的房子，是三个舅舅来盖的，进度自然快些，但却失去了比较。不久，大爷家的房子也盖好了。有人说，大爷家的房子高一点。祖父不信，私下里看了很多遍，似乎是高一点，似乎又不高。于是，就一层层地数那土基，这一数，把祖父气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大爷说，那是筑土墙时，最后一层的土没填满，就用土基替代了。当然，我们还不知道什么势呀，气呀的，也就不知道一个怨的缘由。父亲母亲已把二哥的死，与大爷家高出那一块土基联系在一起了。
又过了一些年，我们在老屋的庇护下，步出了懵懂，长出自己的意志，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也已憨态可掬了。我看着老屋，以及老屋墙上的那些土基，总觉得是那样的慈祥，那样的亲切，仿佛每一桁每一梁，都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这时候的父亲母亲，依旧一刻也没放松对我们一举一动的关注，对我们成长里程的守望。一次，家里烧了一条三斤多重的鳜鱼，我一不小心，被鱼刺给卡住了。在我们那有一个说法，鳜鱼刺是能卡死人。母亲一下子就瘫软了，父亲又要顾我，又要顾母亲，脸色煞白。我一惊吓，大声呼着母亲，这一呼，那鱼刺竟然没了。母亲醒来时，久久地看着墙上的那些土基，一句话也没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小事，竟使父亲母亲如此的忧惧与紧张，就因为大爷家高出那一块土基？啊，土基，少于大爷家一块的土基，年年月月，涓滴着祖父、父亲和母亲多少忐忑的目光和心血！
老屋，少大爷家一块土基的老屋，已不再轻盈，墙体斑驳，甚至檐耷角拉了，然而，老屋依旧那样立着，顽强地为我们遮风挡雨，终于，我们家与大爷家一样，对父亲母亲来说，也是儿孙满堂了，不同的是，我们家有的步入高等学府，有的还踏上了令人瞩目的仕途。父亲临终前，望着老屋，摇摇头，又点点头；母亲在弥留之际，说了一句话：“老屋好艰辛……”而我们则认为，艰辛的是父亲母亲，还有祖父……
注：土基，即土坯。
老屋的文章3：青青瓦楞草
文/董国宾
老屋的脊背上，摇曳着一株株草，我仰起小脸迎着朝阳望天空，鳞片状的瓦楞间，青盈盈的叶片让我好心动，蓄满好奇的童心，也随着瓦楞草轻盈地舞起来。
我在屋里背唐诗，唐诗里说：“南内墙东御路旁，须知春色柳丝黄。”唐诗没背完，忽然想起老屋脊背上像柳丝一样摆动的瓦楞草，一抬脚我跑到院子里，放眼瞧去，瓦楞草在碧空中正朝我挥手呢。我看得好奇又入神，想，这青青瓦楞草是否也能入诗呢？
放学了，我和同学一路嬉笑打闹，眨眼间就走到老屋旁，一株株长不大的瓦楞草又闯进我的视野里，有的三五成群抱成一团，一株挨着一株，有的分布随意又率性，三三两两站立在高高的屋脊上。晨曦中，熹微的薄光镀进村子，瓦楞草秀色青隽。夕阳泼洒下来，瓦楞草便沐浴在霞光里。我没读过有关瓦楞草的诗，可瓦楞草已在诗中行走了。
我对瓦楞草充满了好奇，我们朝夕谋面，却从未相握相牵，于是我把自己幻想成一缕青烟，腾地而起，在屋脊上自由行走，就能与瓦楞草相互言欢了。那天，我找来一个矮木桩，索性坐上去，直愣愣地盯着高空中的瓦楞草相视而笑。奶奶踮着小脚一步一步走过来，瞧着我笑吟吟地说：“孩子，瓦楞草在给我们看家护院呢。”我瞥了一眼奶奶，心里暖暖的，心思好甜蜜，瓦楞草也一头扎进了儿时的记忆里。
秋天到了，秋风一吹，屋顶上的瓦楞草变了颜色，金灿灿地长在青黛的瓦片间，一根根笔挺地站立着。年幼的我同样喜欢这些明晃晃的瓦楞草，它们退去了青绿，却披上了金色。那天我站在低矮的南墙根朝北望，突然感到瓦楞间的小草更像个大人了，天要转凉，它们却沉实了很多。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同瓦楞草一道，在年复一年的岁月中，抬起脚步不回头地朝前走，一步一步往前迈。
瓦楞草，长在屋背瓦楞上，一株株散发着绿意和微笑。现在房子一家比一家新，再也见不到像以前那样的瓦楞草了。而童年记忆中的瓦楞草，给了我太多的乐趣和诗意，也给了我回味和期盼。
老屋的文章4：难忘老屋
文/雪夫
整个一个夏季，弟弟花费了所有积蓄在修建新房，这是他很久以来的一个梦想。在经过了几年的打拼之后，他终于动工了。
新房就建在老屋的基础上。老屋在小村的中心地带，那里自然地隆起，形成了一个鱼背，成为了两个村子的自然分界线。老屋原来建在高于公路水平面两米多的一个高台上，老屋的原址是一座寺庙。打我记事时，寺庙已经荡然无存了，除了这高高的地基能够证明它的与众不同外，再也看不到关于寺庙的影子了。
据说这座寺庙里供奉着一个牛神，具体什么模样，也没听人们说起过。我猜测是一尊牛头人身的塑像，也许就像《西游记》里的牛魔王。这个牛神是用来消除狼害的。在修建之前，老鸦经常有狼出没，不仅危害牲畜，而且危害人。不知道村民当初修建这样的寺庙，塑造这样的牛神，是不是真的抵挡住了狼害；但是，它作为当地汉族群众的一个信仰却被传承下来。
在文化大革命中，这座寺庙首当其冲遭到了破坏，那个牛神也被群众摧毁，寺院被划分为庄廓。可是谁也不敢在寺庙里安家落户，村民们对寺庙心存敬畏，想着在寺庙安家，轻则灾祸不断，重则家破人亡。
我家是回族，父亲不信这个。就在寺庙的原址上，买木料修建了老屋。于是，我们家在村里有了另一个称谓-“庙里的”.在当地，庙是汉族群众供奉祖宗、神祇的地方。而回族是穆斯林，信奉伊斯兰教，禁止一切的偶像崇拜。但是因为老屋，我们家却被村民们风牛马不相及地称为“庙里的”,细想起来，让人忍俊不禁。
老屋最初只有三面房屋，北房、西房和东房。西部的冬季非常冷，当地人一般选择这三面修建房屋，唯有这三面能够较好地照射进阳光。其中北房受光照的时间最长，冬暖夏凉，是最为理想的居所，一般设为老人的居所。而南面一般留作院墙，不修建房屋。
老屋最早的院墙是夯土墙，比较厚实，外面抹得光光的，用白石灰刷成了白墙，上面有直径约一米的圆圈，圆圈内写着巨大的宋体标语。院墙的地基是大鹅卵石砌成的。那时没有水泥，那些鹅卵石都是用泥土砌上去的，天长日久，里面的土泛碱，有些开始松动了。院墙上面是青砖，那青砖有现在的红砖的四五个大，轻而结实。后来，院墙被拆除，换做了土坯墙，那些青砖也不知所踪。
老屋的房屋是典型的西部民居，三米多的里径，外面再加两米多的出檐回廊，全是土木结构，立柱全是木料，回廊前面的立柱下面有花岗岩做的柱顶石。柱顶石一般都是青灰色，上面有明显的石刻纹理，就像一面精致的小鼓，鼓面与立柱一般大小，二者浑然一体。
北房既是老人的居所，也是会客厅。靠北墙是一张八仙桌，有些是上过油漆的，有些是没有上过油漆的。我家北房的八仙桌是没有上过油漆的，原汁原味的木质，虽然不是名贵木材，但是一样有着厚重的包浆和温馨的纹理。八仙桌两边各立一把靠背椅子，最好的便是与八仙桌一样颜色，古色古香，透着一股古典和质朴的气息。若是来了客人，主客就按序坐在椅子上，喝茶聊天。院子里的果树、花草一览无余，真是赏心悦目。后来，那张八仙桌却被弟弟油漆了，全然没有了原来的模样。他说它太旧了，刷了油漆会新一些，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八仙桌的一边是一个满间的土炕。土炕一般有60厘米高，几乎占居了整个屋子的三分之一。里面用土坯垒起，上面盖上薄薄的青石板，青石板上面抹上草泥。一进入冬季，土炕的洞口里放进麦草之类的燃料，整个土炕就像地暖一样热起来。土炕的温度很好控制，只要控制好燃料的数量、质量和燃烧速度就可以了。
若是来了较多的客人，就在土炕中间放一张20厘米高的四方炕桌。客人围桌而坐，喝茶聊天，或者吃饭。盘膝而坐，若是困了，可以斜靠在炕角的被褥上，抑或打个盹都是非常惬意。若是家里有猫，那猫就随着炕桌一起上炕，躲在炕桌下面，不停地喵喵叫。主客见状，心生恻隐之心，便给它一些食物，它便欢悦地大快朵颐。老鸦人有一个关于猫的谚语，“桌子上面不吃肉，桌子底下啃骨头。”其实说的不是猫，说的是那些不识抬举的人。
土炕的一边靠近窗户，坐在土炕上，通过窗户，也能对院内的一切一览无余。与窗户相对的那面墙跟前，一般放置两张大木箱。大木箱都是嫁妆，比较花哨。北房也有两个大木箱，黑色的底子，黄铜的折页和门扣，彩绘着金黄的菊花、大红的牡丹、枣红的石榴和嫩黄的佛手。小时候，我经常悄悄地撩起盖在大木箱上面的被单，端详这栩栩如生的彩绘，真难以想象这美妙的图案竟然出自人之手。又想象着那个画匠应该长得什么模样呢，他一定是一个瘦瘦弱弱的书生样，类似于《聊斋志异》中的那些书呆子，一定有着比大家闺秀还要秀气的手指。也许这些花卉是他的主攻，也许是他的小菜一碟……
大木箱也是保险柜，家里有什么贵重的东西，都要分门别类地放在大木箱里。一个家庭中，谁掌管着大木箱的钥匙，谁就是一家之主。老鸦人形象地将一家之主称为“掌柜的”.大木箱上面还要放置一些被褥之类的，再用单子盖起来，可以作为靠背。
北房一直是爷爷的居所，就他一个人居住。爷爷说着一口浓厚的兰州话，高声大嗓门，村里人都称呼他为马爷。他除了做礼拜，就是喜欢坐着门口的石头上，与过往的村民们说话。很多村民也学他的兰州话和他开玩笑，他总是很开心地笑着。爷爷走的早上，对母亲说他不好受，等吃了早饭不久，他就安然地合上了双眼。爷爷七个弟兄中，唯有他的寿数最高，差一两岁就到一百岁了。
爷爷走后，北房就当做了客厅。我回家，就住在北房。晚上睡在爷爷睡过的土炕上，总是久久难以入眠。在半梦半醒之间，就会见到鹤发童颜的爷爷、慈祥坚韧的奶奶、严肃仁厚的父亲，还有许许多多似曾相识的面孔。此刻，心里想着他们就是我逝去的亲人们。土炕的气息是那么的浓厚，就像儿时趴在父亲的后背上，闻到的那种父亲才有的气息。于是，泪水就情不自禁地落下来……
靠近北房是母亲的居所，它比北房小一些，我们叫小北房。小北房里面的陈设和北房的差不多。父母亲一直居住在这里，父亲去世后就成了母亲的居所。晚上，侄女们最喜欢和母亲睡在一起。她们是母亲的左膀右臂，帮助母亲拿一些什物，或者办一些小小的事情。母亲和她们经常开玩笑，奶奶孙子一辈人，闹腾得不亦乐乎。
西房和东房是我们弟兄们的居所，大哥和二哥分家另过之后，老屋就成了弟弟的家。西房留作了他们的居所，东房改造成了厨房。
老屋最早的窗户都是老式的木格子窗，没有上油漆，都是木质的本色。木格子窗上面得糊纸，那是一种薄如蝉翼的纸张。换纸时，先除去原来的纸张，刷洗干净，之后在木格子上涂上熬制好的浆糊，小心翼翼地贴上窗户纸。榫卯结构的木格子窗，一般向外开。到了夏季，在回廊的椽子上拉一根吊钩，打开的窗户被挂起来，屋子里一下子亮堂清凉起来。后来，大哥觉得木格子窗户有些暗，于是他自己将所有的木格子窗户换成了玻璃窗户。
在上初中的时候，我还养了好几只鸽子。鸽子窝是用纸箱纸做的，就架在西房和东房的屋檐下。一到春季，鸽子就开始相亲，成群结队的鸽子，从这家的屋檐飞起，又落到那家屋顶。公鸽抖起浑身的羽毛，就像古代的法国绅士，围着相中的母鸽活跃地咕咕叫，好像在宣读激情澎湃的长篇情诗。它们会深长地接吻，优雅而情意绵绵，让人浮想联翩起许多美妙的情感。鸽子非常恩爱，共同养育孩子。看到它们，就会让人想到温馨的家庭。
回到了老家，弟弟的新房已经修建好了。沿街的一排铺面房，很是气派。弟媳开了百货铺，销售蔬菜和杂货。老屋已经荡然无存。
我心想弟弟应该把北房留下来，当做一个纪念。从老屋拆下来的木料，被弟弟锯成了一截一截的烧柴，整整齐齐地码放在背墙边。恍然觉得老屋好像一头耕牛，棕黑色的木柴就像老屋的骨殖，而它瘦弱的皮肉让人难以忘怀。
拿着斧头劈柴，那木柴依然那么柔韧，非得下猛力才能劈开。它们应该有近百年的历史了，不知道它们来自哪里的山林，也不知道何时成为了房屋的梁柱。我只知道在我四十多年的岁月里，它们一直庇护着我瘦弱的身躯，一直呵护着我多愁善感的魂魄。
母亲每天拿木柴饶开水，小小的火炉一次能烧两三暖瓶开水。母亲就像顽童一样，随时点燃小火炉。青色的烟雾随风飘散在院子里，是那么的迷醉人。我坐在院子的台阶上，晒着暖暖的秋阳，就像一块水果糖慢慢地融化。母亲笑眯眯地走过来，问我要不要续上开水。我喝着母亲烧开的开水，思绪有些如痴如醉。往事真是如烟呀。
从老家回来，情绪还没有从失去老屋的怅然若失中调理过来，弟弟打来电话说，他的新家已经被测量了，要修高速公路，老鸦要举村搬迁。我的心里一下难过起来，难道具有千百年历史的老鸦将会消失了吗？
老屋的文章5：门槛上的记忆
文/谭凤珍
在老家，祖传下来的老屋大门都设有门槛，有高有矮，有宽有窄。我家的门槛高及成人的膝盖，宽约十厘米，据说是祖辈身份显贵的象征。祖辈的风光已无从查证，但我在门槛上度过的时光却记忆犹新。
我小的时候，大人们成天忙着在自留地里埋头苦干，我那时去地里干活是起不到任何积极作用的，于是，父母去地里劳作就会将我和哥哥留在家里玩耍。因为物资匮乏，家里几乎没有什么玩具，我们兄妹就只能在院子里追逐嬉闹。其中，最使我难以忘记的是，哥哥经常跨坐在大门的门槛上与我“骑马”的趣事。
那时我极瘦小，大约比门槛高出一个半头的样子，而哥哥又比我长得高出许多。所以，他每次与我在院子里追逐时总喜欢在门槛上跳来跳去，眼见我将整个身子全部趴伏在门槛上艰难地要爬过时，他就在一旁“幸灾乐祸”，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等我吃力地从门槛这边连滚带爬滑到对侧时，他“嗖”一下子再跳到我的对侧去。并且，每当我的身子在门槛上蠕动的时候，他还极其讨厌地在我笨重的屁股上拍打几下，嘴里轻蔑地喊着“驾——— 驾——— ”的“鼓励”之声。每到这时，我就索性“哇哇”大哭起来。因为他害怕我的哭闹被邻居听到再传到母亲的耳朵里自己挨罚，故而会赶忙服软，再设法讨好我，希望我的哭声戛然而止。在他看来，百试不爽的唯有自己“屈尊”陪我“骑马”了。
有一回，我在翻越门槛时上下不得，刚扯开嗓子嚎哭，他见状，立马上前将我抱下来，替我擦拭眼泪。我虽然止了哭，但还不愿意搭理他。他就将我抱起来让我双腿岔开坐在门槛上，开始“骑马马”的老套游戏。
门槛，即我们的“马”。我在门槛上坐定之后，他会坐在我前面，然后慢慢将身子猫下去，抬头目视前方。突然，他大呼一声“驾”，只见他双脚在地上用力一跺，双手再做出拉缰绳的姿势，身体呈“颠簸”态，起起伏伏，仿佛真的骑上了奔跑的骏马。我伏在他背上，两手揪着他的耳朵，随着他一起“颠簸”，一起“驾——— 驾——— 驾”地喊起来。这还不算，隔一会，他拿右手做马鞭，在自己的大腿上死劲儿地拍打着，给自己加油鼓劲。见他如此滑稽的表演，我定然破涕为笑，乐得合不拢嘴。当我笑出声时，他也随即拉拉“马绳”，叫几声“吁——— ”，于是，“马”就停了下来。
那段乏味的岁月里，哥哥与我在门槛上骑了无数次的马，我们还淘气地在门槛下面掏一个洞，把小狗从洞里递来递去，急得狗妈妈从门槛上跳过来跳过去，这种看似无聊的游戏却实在大大丰富了我的童年。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与哥哥业已各自成家，老家的门槛也已经拆除，而那段难忘的岁月却历久弥新，在我的记忆深处明晃晃的……
老屋的文章6：故乡的老屋
文/郭军峰
假期回老家时，拜会了亲朋，也再次看到了曾经居住过的老屋。故乡的老屋伫立在村东头，已经有许多年没人居住，无人打理了。院子里蛛网纵横，擦了擦布满灰尘的窗玻璃望进去，满地尘埃，四处塌陷，想必是有雨必漏，再也无法居住了。
抬手轻触老屋的墙，一块黄泥掉在地上瞬间化成了粉末，腾起团团灰尘。仿佛一场虚幻，这让我一度对自己是否在此生活过产生怀疑，难道我真的曾在这屋里跳跃欢腾过？难道我真的曾在那火炕上酣然入梦过？我站在屋门前，仰望着老屋，它亦默默地看着我，潮湿腐烂的霉味直抵嗓子眼，阳光因支离的窗户而显得破碎，也就是这一束阳光，瞬间将长悬于头顶的那盏记忆之灯点亮、唤醒，往事如流般涌现。
故乡的那五间红砖瓦房的老屋，坐北朝南，是在我六岁那年建的。这几间老屋可以说几乎花光了父母毕生的积蓄，凝聚了父母一生的辛勤汗水。犹记得搬进新房的那一天，母亲笑着说：“这下娶媳妇不用犯愁了。”长大后，才明白了老人建它的本意并非单单为了自己舒适，而是为下一代成家打基础，这种想法朴素而实在。
老屋门前，是一片宽阔平整的晾晒场。每年的夏秋时节，各家各户争先恐后地排队晾晒粮食，门前就异常热闹起来，大人们谈天说地，小孩们追逐嬉闹。这边刚轰赶了偷食的鸡群，那边又来了麻雀、喜鹊等小鸟，它们往往趁人不注意偷吃几口，你追我走，你走我来，聪明的它们和人打起了“游击”，就这样直到饱食美餐之后才怡然自得地离开。
那年春天，屋檐下来了一对新邻居——两只沐浴爱河的小燕子，它们用泥垒了个窝，孕育了几只小燕子，每天早上，总会听见窝里叽叽喳喳的叫声，实在心烦，就找来竹竿想去捅下来看看小燕子长啥模样。母亲制止了我鲁莽的行为，她说：“可是捅不得，屋里有燕窝，家中喜事多。”自那以后，我对燕子窝只有仰视之情，从不敢亵玩。以后每年春天，燕子一家总会准时从南国姗姗飞来，呢喃着往事，絮叨着旧情。
老屋并排相连的是东邻的王奶奶家和西邻的李婶家，每户只隔着一道院墙。我端着饭碗到她家吃饭，她到我家拔几棵小葱，女人们常在一起纳鞋底做家务，男人们在一起边喝茶边谈论农事，孩子们则在一起逗猫遛狗，玩游戏，关系处得那叫一个“融洽”。
夜深人静时，西屋里的那盏灯就会亮起，母亲在屋里纳鞋底，织布纺纱，密密麻麻的针脚，把没有日历的日子编织得密密匝匝，那点点灯光，给乡村的夜押上鲜活的韵律。家中那只偷懒的大黄狗，熬不过吱吱呀呀的纺车声，在夜风中酣然入梦，温暖的火炕上，暖暖的被窝里，梦的希冀在轻轻晃动。
老屋，如同一池沉在心中的湖，稍有碰触，便会荡起阵阵涟漪。有时，一场大雨或者一场大雪过后，我总会想，老屋那苍老的骨骼能否承受皑皑白雪，能否承受雨水的侵蚀？而老屋却静静地在原地与年轮进行着抗争。
每每忆起故乡的老屋，总会有一种情愫挥之不去，那曾经整洁美丽的院落，温馨可人的火炕，母亲灯下纳鞋底的神情，就如一幅水墨画铺展开来。
老屋不老，依旧轻轻哼唱着童年的歌谣。
老屋的文章7：怀念老屋
文/柳新军
老屋早就扒掉了，老房址也都被高铁施工占了，一点影子也没了，但老屋在我的心里却依然鲜亮地活着、挺拔着、温暖着。
屈指算算我离开老屋已整整二十八个年头。这二十八年里，我时常在梦里回到老屋，回到那个既让我心酸又让我温暖的地方。由于父亲去世，母亲改嫁，我三岁时就一直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在老屋。听奶奶说，我离开母亲到老屋来的第一个晚上哭着找过妈，从那以后就再也没哭过。记忆里当时老屋共五间正房，东侧有四间厢房，都是石头砌成。偌大的院子很宽敞，在房前的院墙外有一棵大柳树和三棵粗壮的杏树，房后是一个小土丘，栽满了杏树、枣树、桃树，就像一个果园，春季里房前屋后花香四溢，引来蜜蜂在果树间翩翩起舞；夏季里树上的果子结满枝头，特别是杏儿结得最多，熟了的时候，我经常爬上树摘杏吃，想吃哪个就吃哪个，杏儿特别甜，也许是那时我吃杏太多了，以至于到现在我都四十多岁了也从来不再想吃杏了。老屋成了我儿时的乐园，让我这个苦命的孩子从来没有觉得过苦。
村里的大人们都说我是个苦孩子，但也正是这个原因，我在家里被高看一眼，有爷爷奶奶护着，谁也不敢欺负我，我得到的爱也一点不比别人家的孩子少。过年时，别人家的孩子有新衣服穿，我也会有新衣服穿，别人家的孩子有灯笼，爷爷也会给我制作一个灯笼，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我同别人家的孩子没什么两样。直到我十六岁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想再复习一年时，由于爷爷奶奶都年纪大了，并且有的亲属劝我不要念书了，如果考上了学费怎么办时，我才感到原来自己是和别人家的孩子不一样的。也正是那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应该独立，不能再靠爷爷奶奶了。想到这些，我突然感到自己长大了。十九岁那年我报名当兵了，临走的前一个晚上，我和奶奶说：“奶，你就放心吧，我一定在部队好好干，争取留在部队。”奶奶流着泪说：“我把你从小养大，也算是对得起我那死去的儿子了，往后就靠你自己了。”第二天有不少亲友为我送行，当我走出老屋的院子时，奶奶并没有出屋，我回头时，正看见奶奶在炕上扒着窗户望着我，那一幕就像烙铁一样烙在了我的心里，至今我都不敢忘记。
我在部队当兵十二年，听说老屋在我当兵的第二年就扒掉了，爷爷奶奶搬到老叔家住，后来，两位老人相继去世。
现在我每年清明节回老家给爷爷奶奶上坟时，都要去老屋的旧址看看。旧房址被高铁施工占了，再也看不到老屋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了，但是每当想起老屋，我依然能够感受到亲切和温暖，这亲切和温暖已足够让我享受一生。
老屋的文章8：老屋
文/吕金芝
冬至即将来临，按照老家的习俗，晚辈们要回乡祭祖。随着车子极速行驶，乡村的轮廓逐渐进入我们的眼帘。二层小楼簇拥而成的现代化小区，风景秀丽，再无往日贫穷落后的面貌。只是，村子不远处未来得及拆迁的老屋，孤零零的摇摇欲坠，仿佛历经沧桑的老人，正艰难地熬煮着最后的岁月。
老屋，麦秸与泥土搭建的顶，土坯墙，为几代人遮风避雨，也曾经是远走他乡的游子日夜思念的家园。而如今，周围长满荒草，屋顶也残破不堪，满目荒凉景象。祖坟在老屋东南侧200米的地方，父亲早已在祖坟的旁边找好了自己百年之后的长眠之所。父亲说，睡在那里，才能时刻看见家。父亲是在老屋里出生、长大、结婚、生子，直到看着孩子们成家立业，老屋陪伴了父亲大半辈子。自从搬离了老屋，父亲时常蹲在老屋附近抽着旱烟，若有所思。
记得小时候， 每到下雨天，老屋的土坯墙上，层层的泥土往下掉，母亲不得不把衣服被褥遮盖起来。邻居来串门，带进了满地的泥巴，母亲就在地面上撒上麦糠，清早再打扫出去，屋里每天都是干干净净的，奶奶因此对母亲赞不绝口。
我十岁那年，肚脐周围掉了一层皮，又痒又疼。母亲从老屋的屋檐下，抓下一把烂掉的麦秸，放在碗里捣碎，把它揉搓在我的肚脐上，几天之后，竟然痊愈了。因此，我对老屋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尽管我至今也不知道其中有什么科学道理。
老屋年代久远，墙脚下，会有很多的土鳖。刚开始发现它们时，极其讨厌这种黑黑的小虫子。后来，父亲骑车摔断了腿，母亲每天都要捉很多土鳖在锅里烧焦，再碾碎，加入黄酒，给父亲喝。不久，父亲就痊愈了。从母亲那里得知，原来土鳖是一味能治跌打损伤的中药。
曾经读贾平凹的《我是农民》，读到“蹲在猪圈上吃饭，时不时还给猪倒点”，顿时大笑起来，因为只有农村孩子才能体会到其中的乐趣。老屋在现代人眼中，是贫穷落后的象征，可在农村孩子的心里，它是永远的家。它陪伴我们走过了艰难的岁月，在它的怀抱里我们度过了快乐而又无忧无虑的童年。
老屋的文章9：菊花黄
文/石磙干娘
老屋的后面有很长的寨墙，全是土砌的，如今已是残破不全，长着大小不一的洋槐树。村里的老人说是咸丰年间建造的土坡，而我家恰好紧挨着寨门。
门外有一座桥。
小时侯总在土坡上面玩，玩累了便会坐在土坡上依偎着树桩，望着前面的田野。虽然庄稼年年都有收成，但总有一块块的的空地长满野草和野花，村里的人能说出一大串的名儿，有时还可以拿来当药材，可究竟是哪几个字，还没有人真的 去过问或者写下来。
不过，我却记得有黄色的野菊花，没有人特意栽种，而每到叶儿黄的日子，它就会擎起一杆杆的花朵，在山坡上斜着身子伸出头，还有的就贴在地上翘起了笑脸……小小的，艳艳的，在残阳下闪着金光。望着那零星开放的菊花，心里就会升起无限的欢喜，哼着不成调曲儿穿梭野丛中，直至远边的小村庄一点点地消失在夜幕里。
大约留在记忆中的那部分东西，这片野地算是抹不去的了 。
生活中的我，常常在寻找身边最美好的东西，却总觉得小时候的野菊花带给我那份回忆有他们不及的美。我从来没有摘下一朵野菊花，我只会扶着他们轻轻地闻一闻，闭上眼睛与他们接触片刻，那一刻心灵的短暂安宁让我沉醉至今。因为我知道，失去生命的美丽，它的光彩也会在我的 手中黯淡起来！而没有他们的秋天，我的 这片田野就再也没有了芳香！
如今菊花黄了，夕阳下的那片金黄也早被密密的果林所代替，我与它的每次相遇都是惆怅而归。望它的目光穿不透这片果林，我也找不到暮色中渐渐远去的村庄背影，更不见野菊花沐浴在落山霞光时的 美丽……
只有暮色青烟里的 我，还在风中叹息，还在梦中寻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