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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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的文章1:二月二的传说

文/王贵宏

儿时二月二的主要吃食便是猪头肉了。父亲通常会在前一天,将年前冻在仓房里的猪头拿进屋化冻。二月二当天,父亲先在院子里生上一堆旺火,搭个三角架,将猪头吊在通红的火上,“吱吱啦啦”地将猪头上残余的猪毛解决掉。同时,用烧红的烙铁仔细地烧掉藏在猪耳朵和皮皱中的毛。此时,院子里便会弥漫着一股糊焦味儿,那味道是节日里才特有的。在漫长的岁月中,那味道永远地留在了我的心里。

处理好的猪头要先用清水洗刷干净,再放进煮沸的开水里烫一烫,父亲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去掉猪头的腥味。倒掉开水,将猪头放入刷洗干净的大锅中重新添水,加上调料,真正的烀猪头才算开始了。父亲烀猪头不急不燥,火候把握得当,开锅后大火烧十分钟后改文火,这样的肉软烂、味道好。

至于为何要在二月二烀猪头吃猪头肉,我曾问过父亲,他说:那是因为猪头属猪身上的等外肉,没有其它部位的肉好吃,所以一般不会在春节期间吃。而元宵节过后,各家各户过年准备的吃食已所剩无几。到了二月二,便用猪头肉来补贴一下。此后,若再想吃肉,大部分人家就要等到下一年了。我这才明白,原来二月二吃猪头肉的习俗源自解决春节留下的边角余料。

豪爽的北方人在吃方面费的心思并不比南方人少。猪头肉的吃法也有很多。有一道地道的北方菜叫“猪头糕”,俗称“猪头焖子”,是红白事都要登桌亮相的菜。说起“猪头焖子”这道菜的来历还有个故事。据说,此菜是郑兴文在道台府事厨无意中留下的。有一年腊月,府内厨房杀了几头猪,以备过年之用。厨役们忙了一天,还剩猪头没有烀,第二天道台请客吃“杀猪菜”,现做又来不及,只能连夜把猪头烀好。郑兴文嘱咐一个厨师,记得晚上把猪头烀好。厨师满口答应,可是过于劳累,烀猪头时不小心睡着了。第二天早晨郑兴文来到厨房,发现猪头烀得一塌糊涂,又气又怕。为了补救,郑兴文试着将猪头肉和少量烀猪头的汤放在一起冷却,凝固后切成块,又调了两种蘸汁,提心吊胆地端到道台面前。没想到道台吃后连连称赞,说这道菜清凉爽口,郑兴文悬着的心才落了地。道台问这道菜的名字,郑兴文随口回答:猪头焖子。这道菜自此成了道台府厨房的保留菜,后来觉得名称不雅,改为“猪头糕”,民间依旧称“猪头焖子”。

父亲做猪头肉也比较独特,他把猪耳切成丝,拌上炸熟的花生和焯熟的波菜,淋上辣椒油和少许醋,再撒上葱蒜末拌好,这道菜香而不腻,色香味俱全,是下酒的佳肴。还有辣椒炒猪头肉、猪舌蘸蒜泥,都让人口舌生津,久久难忘。

“二月二,龙抬头”,万物复苏。在物质生活不断丰富的今天,吃猪头肉已算不上珍馐佳肴,但这个民间传统节日却让我们同样拥有一份好心情,让我们满怀希望的迎接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新的一年。

儿时的文章2:儿时的外婆家

文/冯蒙蒙

儿时的外婆家,狭小而热闹,笑声满溢,充满让人留恋的愉悦。

外婆子女颇多,所以我有很多可以一块玩耍的表兄妹。

表哥们总能变戏法般从怀里、裤兜里掏出许多犹带湿润泥土的番薯、芋头来,埋在柴草刚烧完的炭灰里,借着炉中的热量将其慢慢煨熟,翻出来,表面是黑色的,一边吹着手指一边慢慢撕开表皮,番薯金黄,芋头奶白,香气扑面而来,勾得人馋虫大动。

我总是端端正正坐在灶边,眼睛也不眨地望着他们的动作,接过剥好的番薯、芋头,边吹气边赶紧咬一口,这滋味比任何零嘴都要好吃得多。

那时,外婆满头乌发,精神抖擞,走起路来脚下生风,会做许多好吃的小玩意儿。她做得最好的是九层糕。用开水浸稻草灰,直到浸出灰汤来,倒到已经浸了几个小时的糯米和粳米中,舀几勺红糖,然后用石磨慢慢将米浆磨细。几个表哥轮流推磨,年少心急,总会推快了,还没等外婆说话,我就先叫嚷起来,米浆磨糙了,做出来的九层糕口感就会差一层。我拿着一根小木棒,站在旁边“指点江山”,表哥们一边慢下步伐一边龇牙咧嘴朝我做鬼脸。

磨好米浆,灶中烧开热水,锅里放上蒸笼,铺上一层薄薄的布,舀一勺米浆铺满,待蒸得差不多了再浇上一层,直至九层。外婆一层一层地浇米浆,锅中水汽氤氲升腾,雾气中她的神态和蔼从容。待得凉透,用纱线将九层糕切了,外婆望着我们高兴的样子,脸上的笑纹更添了一层。

现下,年节的时候,虽然还是会一起聚到外婆家,但表哥们已经成家立业,有操不完的心,外婆也垂垂老矣,很少再做吃食小玩意儿了。那样的慵懒时光,仿佛一去不复返了,只在我的记忆深处永远地温馨着。

儿时的文章3:过了腊月闹正月

文/赵凌波

儿时故乡开鲁的腊月真像腊月。腊七、腊八,冻掉下巴,虽然没听说真有人冻掉了下巴,但是冷得出奇的天气是人人都领教过的。人们穿着家做的棉袄,纽扣是对襟上打着一排算盘疙瘩,男的戴着狗皮帽子,富裕些的戴羊剪绒的,女的脖子上围个毛线围巾,一双趟子绒棉鞋,脖子上吊着一副棉手闷子,来来往往的人们抄着手贴着避风的墙根行色匆匆。能穿上翻毛皮鞋或者大头鞋的,算是顶好的人家。有身份的人穿制服,老百姓叫“洋服”。“洋服”需要到成衣铺去量体裁衣,穿在身上确实比家做的棉袄显得精神。还有人在小棉袄外面穿一件大棉袄,当时有个时髦的名叫“棉猴”,那可不是一般人能穿得上的。

喝了腊八粥,腌了腊八蒜就该杀年猪了。农村人杀年猪,城里人也要杀年猪,不杀年猪好像不是过日子人家。一时间,杀猪匠成了香饽饽,这家请那家叫,到哪家都是坐上宾,而且工钱是不能少的。杀猪匠一般力气都很大,杀散养的猪时,他们用套子套,对付圈养的要跳进猪圈,趁其不备麻利地提起猪后腿,顺势一拧,将猪扑倒在地,用膝盖死死地压住猪脖子,然后拽出准备好的麻绳,打个猪蹄扣,把猪的四蹄结结实实地拴住,然后和帮忙的一起七手八脚地将嚎叫着的猪抬上桌,熟练地操刀、放血、“挺猪”。只见他先在猪的后腿处剌一个小口,将小拇指粗的铁棍伸进去“挺猪”,试图在猪皮与猪肉之间挺出更多的空隙来,估摸差不多了,拔出“挺子”沿着小口鼓起腮帮子向里吹气,不一会儿那猪就被吹得圆鼓鼓的,四肢僵直,再放进开水锅里褪毛,前后要折腾一个多小时,一头年猪才算收拾完毕。除了灌血肠,那时候还流行打猪胰子当香皂,将摘下来的猪胰腺,配上一定比例的碱面,再用秫秸棒捣成糊状,拍打成香皂的形状晾干,就成了平时洗手洗脸用的“胰子”了,既省钱又好用,这大概也是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将香皂叫成“胰子”的原因吧。除了杀年猪,还要蒸几锅豆包,撒几锅粘糕,放在室外的缸里冻起来,留着正月里熘着吃,以显示主人家的富足。

临近年,沿街大大小小的单位也要忙活一阵子,从北沼采来黄的红的褐色的蒿子,然后在门前搭几根木杆,再将彩色的蒿子搭配好,用彩带缠在杆子上,一座漂亮的彩虹门就搭好了。再裁好红纸,写上对联贴到大门两侧,挂上大红灯笼,过年的气氛就出来了。这时候农民也该进城了,当时物资匮乏,家家都要进城办年货。一时间大街小巷、商店、市场人欢马叫,好不热闹。特别是一些赶着大车进城的,把大车往大车店或亲戚家门口一支,几匹马卸下来拴在槽头一喂,一车人说笑着背着口袋到街里采购年货去了。年画、对联、挂钱和鞭炮,还有炖肉的粉条都要来上几捆……冻秋梨更是必不可少的,黑不溜秋、冻成冰蛋蛋的冻秋梨在商店的屋地上堆积如山,里面间或还有树叶和杂草,这些都无法阻挡人们购买的欲望。买到家,随便找个地方一冻,吃的时候放凉水里一缓,剥去冰壳,咬上一口清凉爽口,那叫一个沁人心脾!也有人进了城不急着办年货,而是先下顿馆子,酒足饭饱之后再去东门的澡堂子泡澡。跑堂的用长长的杆子把来客的衣服挑挂到房顶的铁丝上,再引来客到里间,两个大水泥池子热气腾腾,里面挤满了人,虽然水面上飘着一层浑浊的泥垢,人们依旧兴致勃勃,一烫二泡三搓,他们要把箍在身上一年的油泥和疲劳全部洗掉。泡澡被他们视为过新年最重要的仪式之一。

过了腊月闹正月。正月的庆祝活动最多,一拨又一拨的秧歌或踩着高跷,或划着旱船,或叼个大烟袋装成媒婆,或扮成个猪八戒背媳妇,或弄成个孙悟空拿着个金箍棒纵横挥舞……形形色色不一而足,从南街扭到北街,从东街扭到西街。看的人越多,那伴奏的喇叭吹得越欢,锣鼓敲得越响,秧歌扭得越起劲。喜庆的场面感染了看热闹的人们,有人情不自禁地加入到扭秧歌的队伍。最精彩的是耍狮子和舞龙灯,那是县里食品公司几位小伙子的绝活。只见那狮子一会儿跃上高台,后爪支撑腾空而起,一会儿又纵身跳到平地,就地翻滚生龙活虎。几十米长的龙灯舞得虎虎生威,人群里叫好声不断。十几个灯手腾挪跳跃各显神通,时而龙头高昂,如去九天衔月;时而龙身跳跃,如入五洋戏鳖;时而龙尾摆动,如揽江河奔流,交叉往复看得人们拍手叫绝……

还有更精彩的,那就是正月十五人民广场的烟花。那些年,雪特别大,人们事先把广场的雪清扫干净,然后在中间架上一棵高大的树木,树枝上绑上许多烟花,待燃放的人点着烟花,刹那间树枝上“噼里啪啦”响起,光芒四射,顺着树枝朝四面八方飞射出去,把夜空照耀得如同白昼,这叫“铁树开花”;还有一种玩法叫“葡萄架”,将烟花固定到几十米长的葡萄架上,烟花燃起,流光异彩,远远望去像一串串发光的葡萄垂挂其间,青翠欲滴,如临仙境。另有一些不知名的花,千姿百态,姹紫嫣红,看得人们眼花缭乱,乐不知返。燃放了烟花,小孩子们还没尽兴,又提着自制的灯笼,点着小蜡烛,你追我撵地满街跑,偶尔点燃一个鞭炮扔出去,“啪”的一声在空中炸响,如一颗流星划过夜空。也有胆大的孩子学着大人的样子放起了“二踢脚”,“乒”“乓”,先是就地炸响,然后是腾空而起,引来小伙伴们的一片欢呼。偶尔也会遇到正月十五下雪的情况 ,老人们念叨着:“老祖宗的话真准啊,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

俗话说“耍正月,闹二月,离离拉拉到三月”。话虽这么说,实际上闹完了正月,到了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架上劈柴 ,烀了猪头,年就算过完了,人们该送粪下地准备春耕了。

儿时的文章4:儿时的秋天

文/江北乔木

置身在秋天里总是浮想联翩,这不,又想起了儿时的秋天。想归想,而要把它写出来,真得坐下来静心好好回味一番。那么,儿时的秋天到底是一副什么模样呢?请随着我的笔触来感受一下吧。

儿时秋天里,老家的老龙湾、老驴崖、老母湾、长岭坡、八路崖等果园里的苹果熟了,那时候的苹果虽就那么几种,却在经受贫困的稀罕中显得格外耀眼。黄灿灿的是黄金帅,红艳艳的是红香蕉,绿莹莹的是青香蕉,青灰色个小的是国光。每年到了秋天,红艳艳、黄灿灿、绿莹莹的果实就挤挤挨挨地挂在枝头上,有的三五成群,有的七大八小,一嘟噜、一嘟噜的,一如串大糖葫芦一样,煞是好看。当时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苹果处处有,棵棵满枝头。走路不注意,小心碰破头。” 红艳艳的苹果映红了大姑娘、小媳妇的脸;甜脆的黄金帅勾起了半大小子的馋。在那个体没有水果的秋天里,真是人见人爱。

秋天是果实收获的季节,几处果园里的苹果好像商量好了似的,熟都一起熟,苹果熟了可来了几个看苹果老头的麻烦事,看了这头顾不了那头。纷纷反映:“苹果熟了赶紧摘,要不天天有损失。”可五处果园的苹果都熟了,摘也摘不迭,单凭林业队的50来号人,女的摘、男的推,吊儿郎当地干,摘上十天半月也摘不完,急得林业队长像热锅上的蚂蚁。实在没办法了就找大队长,去回报,大队长就找到了校长,是顺茬。这不就搞定了,学校要求五年级以上的学生暂放假两天,帮助林业队摘苹果,每人挑着两个篓子,到长岭坡、老驴崖摘苹果、挑苹果,满足的条件:管吃不准拿。同学们一听“管吃”两字,差一点蹦起高来,幸亏有课桌挡着。这样的事连用动员也不用动员,就一溜烟回家找担杖、篓子去了,各班在北大道自动排起了长长的“挑子队”,向苹果园进发。

刚进果园,从来没见过这么多苹果,这回大开眼界了,还没等老师把话说完,有的就放下担子,提起篓子,像猴子一样“嗖嗖”地爬到了树上,同学们在被他逗起的笑声中纷纷散开了。男同学在树上摘,女同学在树下接,不一会工夫就摘满了两篓子,先摘满的先走,还是自动就排起了长队。一个个挑着苹果的学生如同当年的货郎一样,颤悠悠、颤悠悠;一群群挑着担的学生就像当年播放“农业学大寨”电影中“挑子队”的模样,这四五百号人的大队人马,一边挑着担,一边说笑着,从山根走向坡里,从坡里走向村里,走出了村子秋天的灵动,走出了乡村秋日的一道道靓丽的风景。

人多力量大,一趟接一趟,这两处果园的苹果不到两天就摘完、挑完了,个个收获满满,苹果尽吃。休息的时候,男女同学们都挑拣着个大好吃的苹果,男同学放开了肚皮,女同学少了些矜持,“吧唧、吧唧”吃起来,不一会工夫,男同学吆喝着:“吃撑了!”女同学撑得不好意思说,直笑。最多的竟吃了六个大苹果,少的也吃了两三个。这顿“苹果宴”足以看出今昔的差距。那个秋天挑苹果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记,因为特殊,所以珍贵。

儿时坡地里的风景更多得没法说,处处是风景,真像现如今某地的导游说的:一步一景。目之所及,就有秋天的舞蹈。秋天的庄稼长得尤为分明,老远就知道哪是高高的玉米,哪是极少种的莫言笔下的红高粱,哪是一垄垄的地瓜,哪是矮矮的花生。一片片花生从上坡地摆到下坡地,一片片玉米组成一道道青纱帐。不说别的,就说我所在的第二生产队,是说割长沟、庙山、石砬子,还是说簸萁掌、透眼洞、庄子河口?是说那一片片的青纱帐,还是说割长沟水库东北角那棵亭亭玉立的红高粱?是说刨地瓜、打地瓜干、刨花生,还是掰玉米、刨玉米秸?那时候的一个生产队就是一片天,男女劳力分布在收获的田野里,这里一群,那里一片,还有一簇,一如仙女散花般。收的收,分的分,收庄稼的看着分东西的是风景,分东西的看着收庄稼的也是风景。

秋天的白日里,路上行人一簇簇,坡里忙人一片片,都在忙秋,看起来就是秋忙。

花生地里,刨花生的一个挨一个,大镢飞舞,前面镢起,后面镢落,一片白花花的花生露出地面;拾花生的紧随其后,前后挪动着屁股,抖擞着尘土,一挪一挪地往前赶。

玉米地里,前面是妇女、孩子并排着掰玉米的,一手提篓子,一手掰玉米,“啪啪”的掰玉米声在玉米地里交替响起。就跟着就是刨玉米秸的男劳力,为划开架子就拉开一段距离,小镢频起频落,玉米秸纷纷倒下,铺下了一地绿或金黄。

地瓜地里,想想当年的刨地瓜真像现在的刨妇产,要看着地瓜蔓,把握切入点,确保一镢下去母子都平安。

那时候,白天刨庄稼,刨了庄稼往地中间堆。傍晚分庄稼,或什么时候刨完了、堆完了庄稼,就什么时候分庄稼。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刨地瓜、分地瓜、鑔地瓜干。大多在傍晚,刨了地瓜,堆在地中间里一个个小山似的,就开始抓阄排号,用大偏篓抬到地磅上称量,将一家一户的地瓜倒扣到小推车或地上。各家各户就开始张罗着自家人或亲近人,到附近的石皮上占地方,把一大车、一大车的地瓜推过去,然后,切的切,提的提,摆的摆,一会儿就把石皮上摆满了地瓜干。这还没完,就怕地瓜干不干的时候遇上阴雨天,深更半夜往坡蹿。我记得几次在半夜里被母亲喊醒:“下小雨了,赶快起来,拾地瓜干去。”我睡眼惺忪地跟着母亲就往八路崖赶去,路上碰着一个个提着灯笼急匆匆拾地瓜干的,我当时就篡改一句成语:夜深人不静。

秋日的夜晚,还有浪漫的夜行。那时候,刨了庄稼不能放到坡地里,无论多晚都要分完,无论多远都要推或担回家。生产队里在足有里远的石砬子、麻线口子都种着花生、地瓜什么的,往往刨完了庄稼就很晚了,再等到挑灯分完了,就是晚上八九点钟了。我父亲当会计,分不完庄稼走不了,我跟着他走了不少夜路,感受了夜行的滋味,也结实了一个个夜归人。真像《西游记》里唱的:“你挑着担,我牵着马……”这个是:你挑着担,我牵着牛,他推着磅,还有提着灯笼的。男女老少一晃一晃地往家赶,说说笑笑还真热闹。远看那一盏盏晃晃悠悠的灯笼像“皮子炼丹”,近看像是“闯关东”的,那夜里晃晃悠悠的灯笼在我脑子里怎么抹也抹不去。

秋日的夜晚家家灯火明,那时候没有电,大都点着灯笼、煤油灯,条件好点的点着乙炔灯,点亮灯头,剥玉米,摔花生。一家人围坐在庭院里,一边剥玉米、摔花生,一边你言我语有笑声,荡漾在农家小院里,打破了沉寂的夜空。摔着的花生“啪啪”到处蹦,蹦到水桶上“砰砰”响,碰到盆钵上布隆隆,听着就像奏乐声,农家院里奏出了乡村秋日的合声。

儿时在几个生产队的场院附近都有一片柿树林。秋天柿子红了的时候,有一棵、两棵树就够养眼的了,一下子几十棵柿子树真会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一眼望不到边,撑得眼珠子疼。柿子树上,一嘟噜、一嘟噜红彤彤的柿子,像一个个小灯笼一样分挂在那枝枝杈杈上,比举行盛大的活动宴会还场面,常常吸引着孩子们柿子树底下跑,见有人看着,就装着低头从草窝里拾柿子的,见没有人了,就躲到暗处往柿子树上扔石头、瓦片、土块,柿子树上就会响起“砰砰”声,地下就会响起落柿子的“啪啪”声,孩子们都会争抢着朝着柿子落地的方向跑去,有时跑的、抢的头碰头,嘻嘻哈哈就过去了,有时跑到跟前一看,柿子跌澎了,骂一句“他娘的”就走了。

有的还斗胆爬到柿子树上摘柿子,看到那棵树上红柿子多,有的就会说:“你看,那棵树上红泡多。”儿时的我们称红了的柿子为:红泡,那时候农村还没有灯泡,也不知根据什么起的,一听红泡就红眼了。有的为了摘到红泡,站到细细的树枝上,树枝都踩的颤悠、颤悠的,树下的人看着都害怕,他自己却不怕。有的光顾在树上摘柿子,而不愿下来,被看柿子的堵在树上,下不来了,那个看柿子的老头又上不去树。这样,一老一少,树上树下僵持了好长时间,最后不知结局怎样。

柿子树上张扬着秋天红红的杰作,表明这个秋天没有白白来过,柿子树下也蕴含着秋天的快乐,这里的故事多多。

儿时的秋天里,听到的牛、马、驴叫声特别多,到了秋天,牛马叫声也不一样了。暮归的老牛发出了长长的“哞”歌,使性的毛驴发出了“咴咴”惊人的叫声,少有的几匹马却不时地发出“咴儿、咴儿”的嘶叫声……从牛马叫声里听出了秋忙声。

儿时的秋天里故事多多,凭我这钝笔得写上几天几夜。我写这些,只是想回味一下儿时秋天的生活,别让那些秋天的日子白白流过……

儿时的文章5:蝉

文/何卫平​

儿时最熟悉的是蝉的幼虫,乡间叫爬叉。夜幕初降,呼朋引伴,举着手电筒,在树林间,大道旁寻寻觅觅。手电筒亮亮的光四处闪动,不时有惊呼声传来:“呀,这儿!”“又一只!”。傍晚时分,或下雨时节,也会在院子里搜寻一下有没有松出土来的小洞口,拿把小铁铲在上面铲几下,也许里面就有一只爬叉。大家在兴奋中不知不觉地游走大半夜,不定谁的母亲出来呼喊:“三妮,回家!”“二小,该睡啦!”我们高声回应着,数着自己的收获,比较着谁捉的多,恋恋不舍地折返回家。

高中时候,曾和好友杨志勇去离家七八里的村庄看望生病的同学。回来的时候天色暗了下来,但月光越发皎洁,路两旁的白杨树上,竟然有爬叉,好友左一只、右一只地摸来,象变魔术一样!我在连连的惊叫里喜悦满怀,兜着那满满一兜爬叉,觉得快乐竟然可以是俯拾即来的。

后来读了大学,毕业,在高楼林立间奔波,再没有捉过爬叉。

2002年夏,正值非典期间,我在山西大学的某间宿舍里,听着窗外聒噪蝉鸣,趴在床头三心二意地翻着闲书,电话铃突然响起,接过来,竟是多年未联系的杨志勇。始知他高考落榜后去宁夏复读,考上一所让人记不住名字的大学,学的乡镇企业管理,毕业去了四川某地的一个县级市打工。

2005年我去北京。岁月茫茫,心始终无处安放。几个高中同学通过校友录联系上,团聚中竟意外见到了杨志勇,原来他改做了销售,业务范围在天津,离京很近。点菜的时候特意要了份煎金蝉,打趣地告诉他,自己从那再也没有摸到爬叉了。他笑道:“我的眼力好呢,当初飞行员都验上了。”

又一个初夏,蝉声嘶鸣,杨志勇几经辗转终于携妻带子落户在了北京。

窗外蝉声又起,这小小的虫儿,竟然越过大自然和人的重重围堵,不紧不慢,最终爬上枝头,蜕去外壳,振翅高飞。

听高树蝉鸣,寥远深遂,高亢清越。静思它努力的身影,不由得肃然起敬。

儿时的文章6:思念儿时的年味

文/贾玉军

又快过年了,村里渐渐弥漫起阵阵年的气味。小超市门口堆满了成箱的年货,集市上的东西应有尽有,最显眼的要数一个个印制精美的春联摊位。

上世纪七十年代,刚刚度过极度困难的国家,广袤的农村依然是贫瘠如旧,在公社的领导下,农民以生产大队、小队的形式进行着农业生产,面朝黄土背朝天,夏日冒骄阳淋暴雨,冬天顶严寒搞会战,终年的劳碌换来的总是食不果腹,愁容满面。只有过年,生活的村子才会在年终的阴霾里展现一丝笑颜。

那段日子里,村里的喇叭成天放着山西绑子,终年零乱的胡同和院子,也变得少有的整洁,正放着寒假的小孩或是拿着风葫芦满街的疯跑,或是成群结队地到野外,在冰车上尽现冬天的快乐。少有的安宁,拿着大人买好的红纸,来到相处融洽的会写对联的人家,排队讨写一年的心愿。

会写对联的人家,总是村里有威信、有文化的,搭上时间,搭贴上笔墨,在众多大人或孩子的敬畏的目光的簇拥下挥毫泼墨,孩子们耐不住寂寞,在院里欢快的追逐,大人们边等边聊着一年的新鲜事,在那个物质生活相当贫瘠的年代里,少有的其乐融融。

对联挂起来了,鞭炮响起来了,村里所有的人也融合起来了。物质生活的贫穷确也密切了人们之间的亲情。

又快过年了,回到乡下,再也看不到举着风葫芦顶风飞奔的小孩,那一张张印制精美的对联,交易的只是一张张纸币,却再难见昔日写对联时的一张张笑脸。

我思念———那份幽幽乡情。

儿时的文章7:儿时的爬犁

文/耿爽

房屋、道路、树木,整个世界都被积雪覆盖。那些起伏连绵的高山,像个白头翁。这就是北方的冬天。

在我出生的小山村里。每年冬天,路上的雪很厚,但总有勤快的村民去山上捡柴。雪覆盖了道路,爬犁滑过留下一行行印痕。

每当爸爸准备进山捡柴,我就像只淘气的小猴子一样抢先坐上爬犁。爸爸将拉绳攥紧,稍用力一拉,爬犁会顺从地跟在他身后。但是走得时间久了,爬犁往往就不太爱动了,再加上我这个胖墩儿坐在上面,就需要更大的力气才能拉动它。力用得过猛,爬犁会无法自持地向前一纵。这一纵,足可以把我摔个仰面朝天。这时候,爸爸会面带愠色,瞪着眼看我从爬犁下爬出来。我则灰溜溜地连滚带爬地起来,扑扑身上的雪,不敢说半个“疼”字,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可爱的爬犁随爸爸扬长而去。

当然,那只是一次意外。吃了亏后,人会变得聪明,孩子也是一样。坐在爬犁窄窄的横方上,双手再用力,也是把握不住平衡的。于是,我学会将整个身子趴在爬犁上,双手把着爬犁,两条小腿随着愉快的心情悠闲地摆动。双眼也不闲着,我看到沾了雪甚至带着小冰碴的绳子绕过爸爸的右肩,躲在破旧棉袄的褶皱里。爸爸在刚下过雪的山路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走,那些歪歪斜斜的脚窝转瞬就从爸爸脚下滑到我眼皮子底下,又迅速穿过身子下的爬犁,并最终被我们远远地甩在身后。

山上太冷,捡柴的时间太长,雪深及膝,鞋帮儿不够高,没有绑腿的话,鞋里会灌满了雪。对孩子来说,冬季的山村是玩耍的快乐世界。雪从天而降,平时所熟悉的世界就成了童话中的冰雪王国。将整个身子躺下去,仰卧于柔软而洁白的世界,看蔚蓝蔚蓝的天空上,偶尔有飞鸟在空中一闪而过,高高地冲上云霄,那清脆的鸣叫声把我引向一个快乐和自由的世界。

有一次,因玩爬犁跟小朋友吵架后哭着回家。院子里,妈妈正抱着准备做晚饭的一捆柴,远远看着我越来越近,目光那么温柔,语气那么温和:“别哭啦,快看看,你爸爸屋子都没进,正在给你做新爬犁呢!”

院子的一角,堆满了爸爸从山上捡回来的柴火。另一边,爸爸果真正在叮叮当当地钉着未成型的、为我特制的小爬犁。那天的夕阳很红很大。落霞里,我看见爸爸棉袄上有薄薄的白色蒸汽在袅袅地上升,那是爸爸的汗水在挥发。那一刻,我深深地感到:父爱,就是别样的阳光,给了我们永无穷尽的温暖。

儿时的文章8:最是儿时槐花香

文/徐亚丽

小时候村子里有很多槐树,尤以我家门前的槐树最为壮硕。它粗壮的树干伸向高空,深深裂开的树皮剌人的手,硕大的树冠覆盖了院子和街道,阳光透过树的缝隙投射到地上,斑驳的树影在地上轻轻地晃动。我们一般大的小孩子,在树荫覆盖的土地上玩耍嬉戏,树上的麻雀叽叽喳喳,坐在一旁的奶奶永远是一脸的慈祥和善。身边的笸箩里,有做不完的针线活。她一会喊着我们慢些跑别摔着,一会儿又嘱咐我们口渴了去喝口水,我们便撒腿跑到屋里的大瓷瓮边,拿起葫芦瓢舀上半瓢水,咕嘟咕嘟一饮而尽,赶紧回到院里继续投入到游戏之中。

四月,天气渐热,槐树悄悄长出了槐花,不经意间,已是满树雪白,一嘟噜一串串挂满树枝,压得枝条都有些弯曲了,远远望去似白云翻卷,又似大雪压枝。槐花的清香飘得满院满街。蜜蜂嗡嗡地飞,欢快地忙碌着。小孩子们更是兴奋,又该享用我们的美食了。邻居的哥哥拿来一根长长的竹竿,把一头劈开,在里面加上一根小树棍,再用细绳绑紧,伸到树上去拧槐花串。我们几个则聚在周围,仰着脖子眼巴巴地向上看,期待着那份甘甜。聪明神勇的哥哥把竹竿伸到最大的一串槐花处,双手转动竹竿朝一边拧去,只听“嘎巴”一声,一串槐花掉了下来。我们一拥而上,槐花掉在我们的怀里,也有争抢,但马上又有新的拧下来,我们几个就麻雀似的叽叽喳喳,吃个不停,笑个不停。

太阳坠落到西边的地平线,地里干活的大人们陆陆续续回来了,孩子们也玩得累了,依次跟在自己妈妈身后回家。小院恢复了宁静,我和弟弟则坐在奶奶身边,翻弄着奶奶的针线笸箩,听奶奶轻声讲述着不知听了多少遍的故事。妈妈开始烧火做饭,屋顶上的烟囱冒起了青烟,炊烟袅袅,飘到院中,飘过槐树顶端,飘向村边的池塘,与水中升腾的雾气汇合,如青白相间的缎带飘在空中。

如今,老家的老房子没了,变成了红砖瓦房,院子都是水泥铺地,也不见了各种的树,老槐树也没了踪迹,阳光直直地照射到屋瓦上,地面上,明晃晃的闪人的眼。一起玩耍的伙伴各奔东西,为了生计而奔波劳碌,偶有见面虽有寒暄,但也已没有了往昔的亲密。树下做活讲故事的奶奶也没了,她躺在了村西我家的坟地里。

前几年,弟弟在奶奶坟前 种了一棵槐树苗,只几年时间,现在竟也亭亭如盖了。不善言语的弟弟和我的心思一样,已经把槐树当成了对奶奶思念,对少年时光追忆的一个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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