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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启蒙的文章1：怀念启蒙老师
文/郑榆臻
清明节快到了，一个熟悉亲近而远去的身影伴随着缕缕哀思涌上心头，他，就是我的启蒙老师。
六岁那年，哥哥拽着我到我们家附近的学校报名读书。学校名叫新光小学，全校就一个班，二十几个学生，而且这些学生几乎全是郑氏族中的孩子，一个老师。这个集校长、教导主任、班主任大权于一身的老师叫郑先煜，他四十多岁，是我们郑氏族中的长辈，他总是把老辈子的资格抖起的，动不动就笑着脸骂我们，不过这种骂没有侮辱和歧视，没有愤怒与苛责，而是一种亲近和慈爱。
我们班同学年龄大的有十一、二岁，他们摸准了老师的德性，总是嬉皮笑脸的，多年考不上二年级，年年留级，也算得上资深留级人员，老师常常戏称他们是“八十斤油炸的老油条”。
我们农村孩子，大多不讲究卫生，常常写作业时鼻涕流了出来，不过，都习惯地“呼”的一声吸进鼻孔。这时，老师总是会说：“你那筒鼻涕才大哟，要是把嘴巴压缺了我就交不到差哟，你这鼻涕千万不要擤啰，擤掉可惜啰！”于是，孩子们便在大家的嬉笑声中擤了鼻涕。
老师见有人打瞌睡或者上课搞小动作，常常一本正经的说：“你们家今年又没有栽糯谷吧，期末考试你要给你爸爸妈妈提两坨糍粑回去才行啰！”或者说“没有喂鸡喂鸭吧，考试争取考几个鸡蛋和鸭蛋拿回去孝敬他们。”我们都知道，他是在警告那些读书不专心，成绩考不好的同学。
那时，农村经济困难，家长们不太重视孩子的教育。大多数孩子写的是铅笔，少数用圆珠笔或者钢笔，做作业时，因为没有笔、没有作业本成了同学们不做作业冠冕堂皇的理由，当然，偷懒不想做作业的人也有，老师就借助我们群体的力量，让我们一次又一次的高喊“懒汉儿不写字”来给他们施加压力，以从思想上动摇和瓦解他们。可是，孩子们喊着喊着就喊成了“老汉儿不写字”，于是，引来一阵哄堂大笑。
有时，他咬牙切齿地对没有笔的孩子说：“你读书不带笔，你长大了当兵打仗不带枪行吗？”遇到同学的笔没有墨水时，他大声吼道：“光有枪，没有子弹怎么上战场啊？”
在学校上学迟到总是履有发生，有的同学第一节课下了才到学校，他从不打我们，也不罚站，不过，他用特殊的办法来整治迟到现象，他寥寥几笔就在黑板上画了一只向前倾斜的圆滚滚的大肚夜壶，正对着左下方张着的嘴巴倒尿，形象逼真。他说：“迟到的娃儿就喝尿。”孩子们都有自尊，虽然老师不针对哪一个人，但是迟到的孩子会对号入座，迟到现象慢慢好转。
他每天都提着一个马蹄钟到学校，严格作息时间，每天上四节课，两节语文，两节数学。下课时间到了，他说声“下课”，我们便飞跑出教室，在操场上追打起来，在板壁上留下天真顽皮的脚印。上课时间到了，他使劲吹响口笛，我们便满头大汗的涌进教室。可是，上课没有几分钟，有的就要去上厕所，其余的孩子像是被传染了一样，一窝蜂似的上厕所去了，他只好暂停上课，等待大家“上完厕所”后回教室。老师心知肚明，这些孩子是想借此逃避上课。为了杜绝这种事情不再发生，他立即编了顺口溜，让我们大声诵读：“懒娃儿，屎尿多，下课不屙上课屙。”
我们在写作业时，他可以休息一会，他常常裹一截旱烟（叶子烟）装进一根竹子削的简易烟杆里，对着打火机吧嗒吧嗒的吸了起来，孩子们因为五六个挤一张长桌子，写作业时，胳膊碰胳膊的事时有发生，为抢占“地盘”拓展空间，孩子们常常拳脚相加，扭打在一起，他招呼后仍不停战时，他就火冒三丈，“嚓”的一下咬破嘴里的竹烟杆，再使劲掷得远远的，这样，孩子便吓得立即住手停战。他拿着书教我们朗读课文时，如果有人调皮捣蛋，他就顺手拿起教科书塞进嘴里使劲撕咬，再甩得远远的。教科书有时被撕得惨不忍睹面目全非不能使用，不过没有关系，他回家找本旧书就是。
而今，老师虽已作古，但他的音容笑貌依然历历在目。
关于启蒙的文章2：父亲是我的启蒙老师
文/王涛
父亲离开我已经快八年了，一直想要写点什么来与他老人家再次长谈，但迟迟没有动笔，原因在于我怕自己仍然达不到父亲的希冀，怕父亲失望。
我的父亲叫王保金，1929年生于河南商水县谭庄曹渠村。1942年发生在豫西的那场让中华民族长久痛彻的天灾人祸使父亲在幼小的年纪便成为孤儿，不得不背井离乡，四处讨乞为生。
父亲13岁在山西参加正面战场对日作战，后加入八路军太岳军区部队，坚持敌后抗日。父亲是“末代八路”，而我1976年下乡插队，算是“末代知青”。我总是希望从各自的履历中找到我与父亲的相同点，虽然牵强，这也可能是我与父亲之间存在的那份属于宗教范畴的缘分吧。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是胸襟旷达的。父亲参加八路军后即当了卫生员，短短几年的时间，就成长为看护长、助理军医、团卫生所长。四川解放时，父亲所在的62军部队进驻雅安，先后参加过盐边、盐源、西越、汉源等地的剿匪战斗。
1959年3月，西藏平叛时，父亲已经是时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的黄新廷将军所率领的前线指挥所（当时简称黄指）的卫生主任。那时，父亲刚刚而立之年，正是大有可为、也是大有作为之年，但一场重疾使父亲离开了一线部队，回到绵阳军分区一边休养、一边工作。
几十年中，父亲始终保持刚直不阿的品格，许多过去的同事、部下职务都超过了父亲，从未听过父亲讲一句埋怨的话，父亲也从未为自己的职务升迁找过任何领导。
记得“文革”结束后不久，父亲原来的一个部下到绵阳军分区任司令员，后来出任省军区司令员，经常对人讲父亲是他的老领导，说当年，父亲有马骑，而他只能走路。父亲听罢，都是淡然地一笑了之。
也许是受父亲的影响，我1978年3月到陕西省军区当兵，当时的省军区政委蔡长元将军“文革”中曾经在绵阳军分区干休所休养，他的夫人当时就是父亲的部下。蔡夫人知道我在独立团当兵，曾托人给父亲捎话说让我有事就去找她。
而那时，正值部队提干方式改革，不直接从战士提干，我当时在团里代理新闻干事，曾经获得过甘肃省新闻一等奖和《解放军报》新闻奖，团里领导为了留下我想尽了办法，甚至都动了让我当司务长的念头。也许是受了父亲品格的影响，直至复员回家，我也没有到蔡家去过。
林则徐很推崇“壁立千仞，无欲则刚”，父亲给我最弥足珍贵的启示就是：人只要守住本分，拒绝过分，就会自尊、自重、自强、自立。
父亲是有独立人格的。记得1973年的夏天，我发烧在家，父亲和几个战友就在家中的另一个房间聊天，这是我小时候大院生活经历最多的场景。
突然，我听到父亲厉声说道：“贺龙这么大的冤屈……不应该啊不应该！”以我当时的年龄，已经能够听懂父亲所讲的是什么事了，当时的震惊和震撼，现在都铭心刻骨。如果换了别人讲这样的话，我会如何冲动也未可知，但这话是从父亲口中讲出来的，对我幼小心灵的触动和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从那以后，凡是遇到所谓神圣的人与事，父亲那铿锵的声音就会在耳边响起，督促着我按照自己的良知去作出判断，而不随波逐流，努力去践行我国古代先哲们向往的“智之所贵，存我为贵；力之所贱，侵物为贱”的人生价值追求。
父亲是富有哲理的。小时候，父亲与我长时间的交谈并不多，比较长时间的交谈都是我到北京工作后回家时进行的。在我的记忆中，父亲能够用极短的话，把生活的哲理全部浓缩于其中，让我终身受益。
记得，1976年6月，我高中毕业准备下乡插队，送我走的前一个晚上，父亲对我说：“孩子，你就要独立面对生活了，记住，就是天塌下来了，也要把今晚的觉睡好，明天再想办法。”
当时父亲讲这话的时候，我似懂非懂的，今天，我已经超过了父亲当年给我讲这番话的年龄了，才真正感到，真是至理名言呀！人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一个平和宁静的心态，这是应对人生艰难和不易的法宝。
我们是1978年3月入伍的那批兵，是为了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而破季招收的。由于北边的部队要防止苏联的突袭，紧张程度一点不比南方参战部队差。军委下达给我们这些守备师和独立师的命令就是战至一兵一卒，不得后退 一步。
1979年初，战前动员结束后，我剃了光头，把血型写在自己的领章背面，将自己认为有保留价值的东西打成一个小包袱寄回家里，我还写了一封言之凿凿要血洒疆场的信回家。
很快，收到了父亲的来信，信中的一句话我至今难忘，父亲说：“孩子，你们将要进行的战争，是一场基本没有悬念的战争，不要自己把自己搞得那样壮烈。”
虽然没能参战，但我在1979年底，也就是入伍不到八个月时，没有经过副班长岗位就当了班长，父亲很快给我来了一封信，说：“孩子，记住一句话，带兵如带虎，带好了，是猛虎下山，带不好，你被虎吃掉。”
这句话真让我终身受用无穷。它使我懂得，看待任何事物都必须是两点论，正可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也。正复为奇，善复为妖”。
父亲是有情怀敢担当的。2004年，我在广西桂林市挂职任市委副书记，初夏，父母到桂林来看望我。
一天，我陪二老到阳朔游览，正是吃午饭的时候，突然发现县城附近的山上火光冲天，浓烟滚滚，父亲马上对我说：“着火了，你快去处理，不要管我们。”我当即出外给市委值班室打电话，让他们即刻通知阳朔县委书记、县长，要他们抓紧处置。
我自以为处置得当，当回到父母休息的地方时，父亲突然问我：“你为什么不去现场，哪有你这样当市委书记的？”样子显然是生气了，我赶紧给父亲解释：“县委书记和县长会去的。”说话间，我的手机响了，阳朔县委书记给我来电话，说他已经到了现场，正在指挥灭火，让我放心。我便对父亲讲：“县委书记已经到了现场，没有问题了。”
父亲却仍然十分生气地说：“你没有去现场，怎么敢说没有问题了，你今天就应该到现场去指挥。”我顿时无语了，不敢再和父亲辩解。
那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我与自己的父亲，完全是两代人啊，他们是和我们完全不同的一代共产党人。在他们那一代共产党人心中，责任不卸，担当永在，而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有些人太职业化和职场化了。
我们这一辈共产党人虽然多读了点书，时常“乱花渐欲迷人眼”，但那也不过是“浅草才能没马蹄”的自我感觉罢了，这对中国并不重要，父亲那一辈人身上的责任感和担当精神才是当下中国最应传承的。
也就是从那一瞬间起，我才意识到，父亲永远都是我的老师！
关于启蒙的文章3：感恩最初的启蒙
文/曹光雄
人说父母是子女的第一位启蒙老师，这话不错，但还应该包含祖辈。俗话说“隔代亲”，祖辈当然也是最温柔温馨的“人之初”启蒙老师。
我看到过老人家寓教于天伦之乐的趣景。那天，我步行路过文化路，见前面一农村老大爷用传统的背袋，将孙子背在背上走着。老人乐呵呵地用坳上乡土话喊着背后的孙子：“满得（心肝宝贝的爱称），你脚脚呢？”那幼儿立即将双脚摇了摇。老人又问：“你手手呢？”小家伙就将双手在爷爷肩上拍了拍。爷爷表扬孙子说：“嗯，我满得好在行（聪明的意思），你屁屁呢？”小孙子反手够不着拍屁股，就将身子向上耸了耸。爷爷会意到，便拍了孙子的小屁股：“哦，咯里咯里！”这一幕使我联想起新中国早期小学语文第一册首篇课文：“人有两只手，有左手，右手……”老爷爷这既是逗小孙子乐，也是教他最基本的人体常识呵！
当然，一代管一代，作为父母，尤其是母亲，从给婴儿喂乳起，与孩子的亲密接触最多。因而常可以看到，路边上年轻的妈妈对孩子轻声指教：“这是汽车。”“这是红灯，我们要停下来，等车车过去……”在公交车上，也常遇见有人给带幼儿的人让座，家长都会教小孩说“谢谢”。这些都是从一点一滴教起，言传身教，积沙成塔，潜移默化的。
“万丈高楼平地起”，孩子并不是上学后才受教育，而是从呱呱落地时就开始接受家人的言传身教了。这种人性的最温柔、最温馨的启蒙，为孩子今后的课堂教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此，为人父母长辈的，千万不可马虎，不可轻视这些点滴启蒙教育。至于孩子们长大后，则要有颗感恩的心，感谢有父母长辈的絮絮叨叨，才使自己懂得人生。因为感恩，才懂得用微笑抹平泪水：因为感恩，才懂得用坚韧支撑脆弱；因为感恩，才懂得用恬淡代替掌声，这才不负天下父母心呵！
关于启蒙的文章4：我的启蒙老师
文/王欣
我是解放后上的学。我的启蒙老师姓张。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因为学校从未告诉过我们学生，我也一直未敢打听。你知道，农村人有条规矩：晚辈不能叫长辈的名字。否则，被视为没有家教，会受到训斥。如果敢犟嘴，可能“咣”，扇你一撇子（耳光）。当时在我们村里，长辈见了老师，都客客气气，尊称先生。所以，在我眼里，老师比长辈更崇高，更威严，岂敢叫名字。这样，我就称呼了一辈子张老师，而不知其名。
解放初，学校的男老师都留“洋楼”（在理发店，用推子理出的一种发型），而张老师却剃了个光头。那时候，男老师兴抽纸烟，两个指头一夹，放在嘴角，抽一口，再吐一口烟雾，样子很神。而张老师却抽旱烟（揉碎的烟叶），用的是一把比较短小的铜烟袋。烟袋杆上系一个布烟兜，上面绣着花。这形象，颇似老农民。
张老师讲语文课，常结合课文引用一些成语、谚语、歇后语，或者名言名句。他要我们自己动手，锥一个本子。纸张，样式不限，能用就行。有时候，他将其书写于黑板，以便学生抄录。让我们在闲时看看，记在心里。作文时，视情景采用。我从中获益匪浅，作文越写越好。记得在一次有家长参加的讲演会上，我登台讲演。实际上，就是把自己的作文当着众人的面，大声念了一遍。我因讲稿内容生动有趣，声音又洪亮而获奖。奖品是一支大字笔、一支小字笔、一锭墨和一刀仿纸（100张写大字的纸）。张老师勉励我说，长大了能当记者。我不知道何为记者，但我记住了记者这个词。很对不起张老师，我没当记者，而是当了翻译，后来改行当了教师。
张老师课外知识很丰富。有一次，他给我们讲，人住的这个地方叫地球，圆的，会转。我很想听，但不好意思听。因为在我们村，把男人的那个挂件叫球。人怎么会住在那样的地方呢？！胆子大的同学问，人为什么掉不下去？张老师说，这个球很大。打个比方，它像碌碡，人像站在上面的蚂蚁。碌碡转动，蚂蚁不会掉下去。我做过实验，逮一只蚂蚁放在碌碡上，然后推其转动，蚂蚁果然掉不下去。但鼓劲推，碌碡转快了，蚂蚁会掉下去。所以，童年的我，生怕地球转快了，会把人掉下去。
张老师还给我们讲过电话，说电话就是用一根铁丝连起来的两个筒筒，两个人离得很远，一头一个，这头说话，那头能听见，反之，也一样。我出于好奇，回家胡乱翻腾，寻了两个纸盒盒，用一根麻绳连起来，做成了电话。我高兴地找来玩伴，一人站一头，手拿纸盒盒。说话时，捂在嘴上，听话时，扣在耳朵上。大声喊，果断能听见。但是，当我俩把电话放下后，仍站原地。结果发现，不用电话，声音更清晰。
有一天，我把自己上小学时自制电话的故事，讲给现在上小学的外孙听。他听后，哈哈大笑，笑外公太笨，做了个假电话。为啥不到超市买一个真的？
关于启蒙的文章5：母亲的启蒙
文/熊巨全
童年是一张白纸，要写什么字，画什么画，全靠设计师的设计。这个设计师无疑就是我们的母亲。母亲是孩子最亲的人，孩子一落地，第一声叫的就是妈妈。母亲的一言一行，自然就成为孩子学习的榜样，母亲就是孩子的第一个偶像。一个人能茁壮成长，母亲的启蒙是至关重要的。
我的母亲就是我最好的启蒙老师，她虽是一个农村妇女，没有什么文化，但她不仅心地善良、正直、勤劳，而且聪明、能干，善于面对各种困难，无论是地里的活，还是全家人的衣食住行，她都打理得井井有条。她爱我们爱在心里，从不惯我们、宠我们。孩子是母亲的亲骨肉，哪有母亲不爱自己孩子的，但要爱在点子上。我的母亲关心我们的身心健康，教导我们办事认真、对人和气，要学会生活，学会做人。
我童年住在四川万县一个偏僻的山区，山高路险，交通不便，生活条件极其艰苦。我家有六口人，父亲、母亲、小叔、我和两个弟弟。父亲天天外出打工，母亲、小叔天天下地干活。母亲走出家门时，常对我说：“你是老大，家就交给你了，要注意安全，放羊时要关好门，看好两个弟弟。 ”其实我当时还不满6岁，正如《红灯记》里唱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母亲的话，在我小小心灵里播下了自强、自立、自信，敢于负责、敢于担当的种子。
我们的邻居有三家，相距都不到一里路，谁家有事，一呼即到。四家的孩子加在一起，正好10个。我们四家都是以农为生，家家都有牛羊鸡鸭猫狗，这些动物，大人不在家时，都归孩子们管。大人下地后，我们就背着小背篓，牵着羊上山，羊吃草时，我们就割牛草、拾火柴、拣蘑菇、采野菜。背篓装满了，我们就在一起玩，赛跑、掰腕子、扔石块，看谁跑得快，谁的手劲大，谁扔得远、投得准。
有一年大旱，粮食不够吃，父亲很发愁，而我母亲却不以为然。她笑着对父亲说：“不要发愁，你只管打工挣钱，吃的问题我自有办法。一是省吃俭用，二是多种高产作物，三是多搞点副业。 ”我们小孩子上山除多采野菜，还跟着母亲学养蚕、种瓜菜。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一年不仅南瓜、红薯、蚕丝大丰收，过年还杀了一头猪，卖了两只羊。
我的童年，日出而起，日落而息，白天干活的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成为习惯。那时，我们的餐桌上很少见到肉，但五谷杂粮、南瓜、红薯、土豆等食物餐餐都有，每餐都是一扫而空。我们清晨起来，就跟着母亲干活，一直忙到天黑，精气神十足，母亲高兴地说：“真像几只小老虎。 ”日子过得真快，转眼我就该上学了。父母亲为了不让我们一辈子在山里放羊，费尽心思，想尽办法，终于在我6岁的时候，告别了小山村，把家迁到山外，让我高高兴兴地上学了，从而也结束了我的童年生活。
我体会到，在童年，无论什么活动，都是陌生的，也是好奇的。一切事物只要尝试了，参与了，都会深深地印在脑子里，牢牢地记在心中，只要智慧的大门打开了，就能不断受益，让你更聪明，身体发育更健壮，这扇门打开得越早越好。现在看来，父母在孩子起步的时候，早早地帮孩子打开智慧的大门，让孩子在第一时间得到最好的教育，真所谓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只要开好头，起好步，基础打好了，就能扬帆远航，到达幸福的彼岸。我这一生，之所以身强体壮、平易近人、家庭和谐，与我母亲无微不至的关心和最好、最早的启蒙教育是分不开的。我感谢母亲，爱我的母亲。
关于启蒙的文章6：我的启蒙老师
文/范凌
“南蔡北魏”是当今教育界的杰出代表，在当今教育界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南蔡”即江苏的蔡林森，他的教育理念是：堂堂清、日日清、周周清、月月清。通俗地讲，就是每堂课的教学内容都要让所有的学生当堂学会，进而做到日日清、周周清、月月清。“北魏”是指辽宁的魏书生，他最有名的话是：“教师讲课，大部分学生能看会的，老师不要讲，更多的时间还给学生去读、去思、去查资料、去讨论、去练习。”
谈及他们的教育理念，不由得使我想起我的启蒙教师———刘盛老师。刘老师，中等个儿，长方脸，面容清癯，但两眼有神。从我记事起，刘老师就在我们村任教。我们村不太大，所以全校学生也不多，就三十五六个学生。于是所有学生只分开两个教室上课，东边是着一、三、五年级，西边是二、四、六年级。不同年级的学生在一个教室里上课，正是过去人们常说的复式班。而老师就只有刘老师一人，他的办公室———当然也兼作他的宿舍———便夹在两个教室中间。既然是复式班，老师自然是给这个年级上完课，再给那个年级上课，于是就发生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有的孩子是一年级，却能回答三年级的问题，时间一长，便由一年级直接跳到三年级。
我清晰地记得，每当一节课结束前，老师总要测验。我一个本家侄子，学习较差。为应付测验，每天放学后，他便把老师明天要考的抄在一张纸上。测验的时候，偷偷拿出来，放到一张白纸下，一面偷偷观察老师的动向，一面在白纸上偷偷描着下面的字。我跟着他描了一个月，月底考试的时候，自然不及格。这以后，我便不敢再跟着他偷奸取巧了，而是每天老老实实地背诵、默写，月考的时候，又恢复到及格的成绩。现在想来，当年刘老师的教学方法不正是“堂堂清、日日清、周周清、月月清”的教学理念吗？只是那时候的人们一不张扬，二不善于总结罢了。
刘老师要求学生很严厉。校园西墙根长着一颗槐树，槐树条又向四外散长着。刘老师常常从槐树条上砍下一截用做教杆。每到学生不认真听讲、调皮捣蛋，老师便用这槐树条惩戒。正是有这样严厉的老师，恢复高考后，我村才会年年都有中榜的考生。
刘老师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每天吃饭都是自己做。一个人教六个年级、两个复式班，累得难以让人想像。但他每天都坚持面批面改，从不假手于人；也从不毫无准备地上课。他的工资无法保证全家的生活，而学校的光景也是异常难过。只要一有闲暇，他便带领大点的学生到学校的田地里劳作，以此来弥补学校经费不足。吃水，也是他带领大点的学生到井边一桶一桶地担到学校。
刘老师平时住校，只有放了假才能回家。暑期，他们全家会在学校住一阵子。他和师母育有五个孩子，两个男孩三个女孩。他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我学生上，自然无暇顾及自己的孩子，几个孩子发展都不太顺利。多年的劳累，使老师一天天老了下去。直到有一天，因为一个事故，他便不再任教了。但他仍然关心他教过的每一个学生。我那时年少不更事，无意中的一个举动，给他造成了伤害。
现在，当我看到刘老师一天比一天衰弱，心里很不是滋味。假如刘老师现在还任教，假如刘老师遇到了伯乐，我想，他定会有更辉煌的成就。刘老师虽然只是我的启蒙老师，但他的教学理念深深影响着我和他的所有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