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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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的文章1:农民上城泡茶馆

文/邓斌

品一杯清茶,拉一下家常;看一份报纸,知一日新闻;约几个同伴,泡泡茶馆,聊一聊天……如今,闲来无事去城里泡泡茶馆,已是徐闻农民劳作之余的新时尚。近年来,徐闻县城大大小小的茶馆几乎每天都是座无虚席,每天清晨或夜晚,总有一群农民朋友相约到城里的茶馆,喝喝茶吃吃点心。

上周六的早晨,我们几位好友相邀走进一家茶馆。茶馆大厅内宽敞明亮,茶桌摆放有序,人声鼎沸,浓郁的茶香弥漫其间,我们选了个靠窗的空桌坐下。坐定后四下瞧瞧,我发现来这里泡茶馆的除了城里人,还有许多农民。

临桌坐着的是一对农家小夫妻,两人喝着香茶吃着包点,笑语盈盈,很是快乐的样子。小伙很热情也很爱说话,主动转过头来与我搭讪。他自我介绍说,自己家就住在附近的龙埚村,几乎每天早上开工前,夫妻俩都会到这里来喝早茶。

左边邻座的是我的一位农艺师朋友,他见到了我,忙过来打招呼。农家小夫妻得知这位是县里的农艺师时,夫妻俩干脆坐到了我这一桌。小伙子一边喝茶,一边不停地向农艺师请教菠萝的种植技术,农艺师朋友则不厌其烦地给他俩边冲茶边耐心解说。听完解说后,小伙子感激地站起来给农艺师敬了杯茶,笑着说:“谢谢您了!想不到来这里喝茶,还能听到老师传授这么多知识,太值了!”

在茶馆大厅的另一侧,还有我所熟识的几位附近村农民,他们正边喝茶边谈天说地,从生活琐事到天下大事,不管什么社会新闻、民间趣事,都是他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一位相熟的农民朋友对我说:“以前我总喜欢去打麻将,现在不去啦!到这里来喝喝茶,和朋友们聊聊天,心情舒畅多了。”

茶聊中,我还了解到,除了早茶市外,徐闻的夜茶市也很受农民朋友的欢迎。

这一晚,华灯初上的徐闻县城显得繁华热闹。我步入茶馆,发现有三五成群的村民在这个时段纷至沓来。

农民骆大叔说,他更多时候会选择收工后来这里喝夜茶消遣,因为泡夜茶市能让人放松心情,而且喝夜茶时间很随意,可以从夜幕刚降临时的晚茶一直泡到子时的半夜茶,大家一边吃着各种小吃,一边轻松地畅所欲言……和朋友们在茶馆里“泡一泡”,白天辛苦劳作了一天的疲惫全都不见了。

如今,乡村农民的生活富裕了,他们也会在闲时约上三五个亲朋好友到茶馆坐一坐,喝喝茶,愉悦地享受着泡茶馆的那份闲适,真的是不负好时光啊!

农民的文章2:春耕

文/王吉嫄

又是一个春耕的季节,农民伯伯又开始忙碌起来了。田间地头到处都是人,他们在忙着收麦子、蚕豆……脸上露出了丰收的喜悦。

农民伯伯实在是太辛苦了,他们把粮食收完以后,又开始忙碌着耕田插秧。他们头顶着烈日,满身的汗水像大雨一样流个不停。每当看到这个情景,我便不由自主地想起《锄禾》这首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诗告诉我们:农民伯伯头顶烈日在辛勤地耕耘着,他们辛苦的汗水一滴一滴地流到肥沃的土地里。原来我们每天吃的粮食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啊!小小的一粒粒粮食都包含着农民伯伯们多少辛勤的汗水。

这首诗所蕴藏的道理是那么的深奥。他深深地教育了我,使我清楚地认识到: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付出的越多,收获就越大。

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农民伯伯都永远是我们的一大功臣。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我们的碗里就没有粮食。亲爱的同学们,朋友们!我们一定要爱惜每一粒粮食,绝不能浪费;我们要珍惜农民伯伯的劳动成果,更加尊重他们的敬业精神。

农民的文章3:我的农民父亲

文/菲阳

我的父亲今年八十高龄了。精神还算矍铄,除了胃有些炎症以外,身体基本没什么毛病。不过他现在每日必须干的一件事还是吃药,吃预防脑血栓的药,吃治疗胃病的药,吃补钙的药……母亲为此常常与父亲拌嘴:你整天就记得一件事——吃药!吃了这个吃那个,没病也吃出病来了!可背过父亲时却对我们说:多亏自己看重身体保养,有事没事就吃药,要不怎么能活到八十?年轻时我以为能活个五六十岁就谢天谢地了。

父亲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听说奶奶当年生育了十个,存活的却只有三个,因而父亲与大伯年龄差别很大,几乎与大伯家的哥哥姐姐同岁。奶奶很早就过世了,连大哥都未能见上。爷爷中年丧偶,无心打量家务,便把家长一职移交给了大伯。大妈生性霸道刁钻,奶奶不在了,大伯又是家长,父母亲年龄又小,所以大妈一直行使的是婆婆的权利却从没尽过婆婆的义务。因而父亲母亲从奶奶过世后几乎没过过一天舒心日子,连母亲生育的第一个孩子也因此而夭折,否则我该有一个年近六十的姐姐了。后来分家单过时,爷爷跟了父亲,家产却全部被大伯大妈独占,分给我们的只有仅供栖身的一口窑洞和三间老房子。

我们家当时可是远近闻名的“财东家”,不说家财万贯吧,起码也算个小康家庭。当年土匪曾光顾抢劫,结果被爷爷巧妙利用“高窑”(在窑洞侧面半空挖的小一些的窑洞。从窑洞里侧挖进,再向上挖,然后向院子方向挖个小窑洞,开个小窗户。站在窗口可以看见院子里的情况。是那个时代专门对付土匪抢劫的藏身之处。)上存的石头土块给打跑了。所以家底还算殷实,据说分家时光银元就有上千块,更别说其他了。分了个家,父亲由一个富农子弟一下子成了穷光蛋子。

十八岁那年,父亲参加了西北军,成了一名红军战士。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父亲成了他们营长的司机。半年后,由于从小就有的偏头痛病发作,父亲回家休病假。又半年后,部队多次催促返程,可父亲却留恋家乡不愿在外奔波,又不放心留母亲一人在家面对大妈的种种刁难挑衅,于是,放弃了大好前程而回家务了农。

后来,人民公社组建拖拉机站,搜寻懂技术会开车的人才,父亲便成了首选,顺利进入拖拉机站成了一名拖拉机手。每年麦子收割完后,父亲便与同志们一起到各个村子去犁地,偶尔还会给我们带回来一些农家水果或者小吃。父亲人实在,胆子也小,所以干活从不偷奸耍滑,加上在部队学得一手过硬的驾驶技术,地犁得又多又好,受到了各个村子干部的一致好评,所以很快就被提拔成了队长,又一路绿灯似的成了副站长、站长。可父亲始终未能转正成为一名国家正式干部。原因现在听起来有些荒唐:外公戴着“现行反革命”的帽子,经常被游街示众。据说外公曾经在国民政府里做过事,解放后就被打成了“反革命”。父亲是他的女婿,因而被诛连,被排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干部队伍之外直到“退休”。所以,父亲是我们公社唯一一个当了几十年拖拉机站站长的农民。

一次病休让父亲从红军战士变回了农民,一个历史原因让父亲永远是一个农民。

父亲一生身体瘦弱,一米六五的个头让他看起来基本没有男子汉的伟岸可言,倒有几分女性的柔弱。可他一生养育了我们六个孩子,五男一女,个个身强体壮。五个儿子身高都在一米八左右,就是我这个唯一的女孩子也能达到父亲一米六五的标准。村子里的人都说:这是你两口子积了德!你看村子里谁家有你们男娃多?长得好本事大?!母亲也常常提醒我们:你“大”这么一个又瘦又小的人能把你们六个养活真不容易!我知道,确实不容易。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八口之家仅靠父亲一个临时工的工资外加母亲在农业社劳动所得供养,的确艰难得很,需要付出许多常人不能想像的艰辛与努力。即使后来联产承包到户了,我们家分得了自己的地和牛,也因为我们纷纷离家上学读书缺乏劳动力,花钱的人多挣钱的人少而生活依然拮据。父亲肩上的担子从来就没有减轻过,甚至越来越沉重了。

记得我上高一那年,父亲在家里的一块两亩地里种上了甜瓜。那会儿己经有了薄膜技术,父亲领着我们几个孩子用木蛄椟儿一下一下地敲击着箶箕块儿,用耙仔细地耙地,直到整块地被整得平整如镜。然后打墚。父亲用自己的两条腿当尺子丈量着,划分着,用锄头勾出记号,哥哥们便把刚才捣得细碎的土用锄勾起一道一道一尺左右宽的土墚,上面用木板板轻轻压平。,弟弟在前面手里拿上那根父亲交给的树枝量着尺寸做着记号。我在后边跟着弟弟,从背包里掏出瓜种子,在他划的地方用中指抠个小窝窝,捏两颗瓜种子放进去。父亲说,只有放两颗才能保证出苗率。放一颗的话如果刚好是个坏种子就麻烦了,将来必须补苗,会延误生长期的。等一行种子点完了,父亲与大哥一人拉上塑料薄膜的一头儿给种子盖被子——上薄膜。到此为至,瓜就算种上了。我们全家用了整整两天的时间终于种完了瓜。我期待着瓜熟的日子,那时候我该放暑假了,又有甜瓜吃了。

起初甜瓜出苗率高结果率高长势喜人,可一场鸡蛋大小的冰雹把满地雪白即将成熟的“白兔儿”瓜全部开膛破肚了。没两天功夫,满地苍蝇肆虐臭气熏天,香甜可口的香瓜成了粪堆上的一抛臭粪,留在瓜蔓上的小瓜芽儿已所剩无几,一年的收成宣告完完了。

又过了七八天的光景,被打蔫儿的瓜蔓慢慢站了起来,好像又恢复了生机重新活过来了,逃过了一劫的小瓜也懒懒地伸开了腰。父亲脸上有了些喜色儿。

谁知过了几天后,先前死里逃生的“白兔儿”一个个都像是从战场上下来的残兵败将,个个先天不足歪七扭八,样子难看极了。完全失去了“白兔儿”瓜应有的风姿绰约高洁美丽,让人看了除了心痛还是心痛却又爱莫能助。父亲的眉头又紧锁了起来。也难怪!好多事都等着卖瓜的钱呢!

可瓜儿岂知人之痛?不管长成啥样儿,该成熟的时候它便也成熟了。父亲默默地拿起竹编筐子驾在自行车后座上,骑上车子奔瓜地去了,我与母亲紧随其后也去帮忙。父亲说:把能吃的都摘了。我们便四散开来各自摘瓜,没有了收获的喜悦,剩下的只有惋惜与心痛。我们默不作声地摘着,不一会儿就装满了两筐。

第二天早上六点钟左右,母亲早早给父亲做好了饭菜。父亲急急地吃了几口,把母亲给他包的馍往提包里一塞,提上秤往自行车前一挂,手扶着自行车把儿等待着我们把瓜筐子往后边放。母亲和三哥一人一边抬着瓜筐子,吆喝着一二三放,瓜筐子便沉沉地压在了自行车上,车轱辘马上瘪了下去。父亲的身子明显地晃了晃,他努力地稳住车把子不让车子倒下。由于我们住在沟底车子又过沉,父亲一个人根本没法推着二百斤左右的车子爬上坡,所以每次都要有人帮忙推上坡,到了塬上平些的路段了,父亲就可以骑着赶集去了。集市在离家三十里外的外县,要去得早才能占到一个有利的位置,早卖完早回家。所以父亲每次卖瓜去时都匆匆忙忙,为的是能占到好位置。去晚了就被挤在角落里,买东西的人根本看不见,即使再好的货也买不到好价钱甚至可能卖不完。瓜如果卖不完就只能倒掉成垃圾了。

这次推车的任务交给了我。我与父亲拚力向前推着,不敢松手歇息。陡坡上稍一松劲,沉重的车子就会往下倒退而无法控制。很快,父亲佝偻着的背上出现了一个湿圈儿,起初只有隐隐约约的鸡蛋大小,慢慢地氤氲开来,成了手掌大小、帽子大小、脸盆大小直至整个背上全部湿透了。我头上的汗水吧嗒吧嗒往下滴,和进了脚下的泥土里。我脑子里突然冒出“汗滴和下土”的句子,噢,原来是这情景呀!手里的手帕儿早己浸满了汗水,我干脆不再用它擦,任凭汗水肆意横流,只是当汗水模糊双眼时擦擦眼睛。我想像着父亲脸上必然也己被汗水浸满,看他不时摔头,肯定是眼睛被迷了的缘故。

终于爬上了坡顶,我和父亲可以站起腰身歇歇了。我松开了手,抬起头伸伸腰摔摔手。父亲依然手不离车把子,他把瓜筐子的左边重重地靠在自己的右腿上,感觉稳当了才直起了腰。他回头朝我笑了笑说:你歇一下就回去吧,这下我一个人就能行了!我答应着歇着,想看着父亲骑上车子走远了我再返回。我怕父亲一个人不能骑动那么重的车子,万一摔倒了咋办?谁给他扶起来?……

四五分钟光景,父亲一边催促着我赶紧回家,一边再次擦了擦自己脸上还在往外淌的汗水,回头急急地蹬着自行车往前奔去,猛地跳上骑着走了。看着摇摇晃晃往前冲的自行车,父亲秃秃的头顶越来越小,渐渐消失在我的视线里,我的心里充满了酸楚。父亲己不再年轻,他瘦弱的身躯能否承载得住如此重担?会不会把他瘦小的身躯压垮?!

满以为这筐瓜多少能卖点钱贴补家用,可当一脸沮丧的父亲进了家门时,我们仅有的希望彻底破灭了。父亲赶集去得早,确实占到了一个好位置。我们家“白兔儿”瓜品种优良,虽然经历了冰雹洗礼模样儿不再那么漂亮,可味道基本没多大变化。所以,父亲早早就卖完了瓜,换成了四十几元钱,乐颠颠地装进了自己白衬衣的前兜兜里,推着自行车在集市上转悠着,想给我们几个孩子买点好吃的带回家。走到油糕摊子跟前,他兴冲冲地让摊主包了两元钱的油糕装进自己的提包里,伸手掏钱时惊呆了!卖瓜的钱连同从家里带的二十几元零钱一个大子儿不剩地不翼而飞了!父亲呆在原地好久,心里恍惚得像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更不知道该怎么办!?

父亲要给大哥娶媳妇儿了。大哥晚婚,那个年代二十五岁结婚是真真正正的大龄青年了。不是大哥条件差找不到媳妇,而是大哥太帅气太优秀了,方圆五十里竟没能找到一个与他般配的女子。当然大哥心高气傲也挺关键。父母亲要娶的第一个儿媳妇直接决定着将来的家风门风,他们也要千挑万选呢!左耽搁右耽搁,结果二哥三哥的婚事也迫在眉睫了。

农村娶媳妇都讲究彩礼钱,三个媳妇儿紧跟着,确实让父亲为难了好一阵子。我记得那时候,父亲不是上东边塬赶集卖牛就是上西边塬赶集卖粮食,换回来些钱就放进红木箱子里。红木箱子是父母亲的保险柜,除了父母亲谁都不能打开,钥匙被他们藏在不知道什么地方。那一段时间,父亲经常打开箱子数钱。数数钱再扒在粮囤上看看,还不时用笔计算着。由于经济原因,老凑不够娶三个媳妇的钱,处于中间位置的二哥主动表态,他的婚礼一切从简。于是二嫂被二哥带到铜川单位上举行婚礼。说举行婚礼,其实就是简单给大家发个水果糖喝杯茶,等于向大家宣布一下两人己经成亲了而己。为此二哥二嫂耿耿于怀了许多年就不难理解了,毕竟人一生就一次婚礼,女人一生就做一次新娘。可父亲己经尽力了。大哥的婚礼风风光光,还动用了乡里唯一的一辆东风牌汽车接新娘;三哥的婚礼是在家里举行的,虽然不铺张却礼数周到,热闹详和。

我的婚礼父亲提前就告知了原则:不收彩礼,不搞陪嫁。学习现代人的理念结婚,省得将来被人家家里人说闲话。两个弟弟的婚礼也基本遵循这个原则。父亲虽然文化程度不高,母亲目不识丁,可他们始终坚持婚姻自由,儿女的婚事自己做主,他们基本不参与意见,最多提供个建议而己。所以,我们家从来没有为了爱情与家庭抗争的机会。呵呵!

如今,父亲已是儿孙满堂了,享受着四世同堂的天伦之乐。时不时地给远在他乡的儿女们打个电话,询问一下生活工作学习情况。说说他与母亲的身体健康状况,提醒我们:他们该吃什么药了!该检查身体了!让我们随时掌握情况确定未来“工作”方向,以免错过最佳治疗就诊时间。父母健在,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分;父母身体健康更是儿女们最大的幸福。如果我们工作忙碌没顾上及时给他打电话,不出一周时间,父亲的电话必然如期而至。我知道,他牵挂着我们,即使他己八十高龄,我们都己过了不惑之年,可在父亲眼里我们依然是他的孩子,虽然我们经常私底下说“父亲现在真像个孩子”,可我们永远是父亲的孩子。

我的农民父亲,一生吃着皇粮却没个正式身份的父亲,用自己低矮的身躯瘦弱的肩膀撑起了我们六个孩子的天空,也令母亲的天空豁然开朗。让我们在饥荒年代没有挨饿,在落后贫脊的农村里都有书读,通过读书都获得了生存本领捞得了一个饭碗。现在,我们六个必须撑起父亲的天空。父亲的天空也该云开雾散艳阳高照了!

农民的文章4:回忆我的祖父

文/郑立广

祖父是位普通农民,幼时家贫读了三年私塾即辍学,19岁时曾祖父遭土匪绑架被害,几年后曾祖母也病故,作为家中长子的他早早挑起生活重担,抚养弟妹成长。41岁被划为地主,“文革”期间经常被揪斗,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落实政策才过上平静的日子。虽然经历了许多不公正的遭遇,但祖父一直保持勤劳、善良、豁达、稳重的处事风格。父亲一直在外地工作,我和两位兄长随母亲和祖父母一块在农村长大,祖父对我们除言教外,更多的是身教,其教育方式让我和兄长们一辈子受用无穷。

祖父是位能干而勤劳的人,当年在生产队挣工分祖父都是拿最高分。犁耙耕耖,每件农具祖父都能熟练运用,别人整不平的田,祖父赶着牛用耖几下就能整平。什么时间该下种,关键时刻生产队长会私下征求祖父的意见。农村土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别人家的地都是种两季,可祖父却在收割晚稻后加种一季油菜,家里同时还搞其他副业,因此没几年,家里的贫困面貌就有了大改观。

祖父是位种菜能手,当有人问他有什么妙招,祖父总是笑笑说没有,问多了才随意地说,粪桶挑勤点就行了。当年生产队基本每天都要出工,可不论头一天在生产队出工多累,祖父在每天出工前都会早早到菜地里忙一阵,给菜松土、浇水、施肥、治虫,因此祖父种的菜不仅产量高,品相也比别人的好。勤劳的祖父八十多岁还和我们一起下田劳作,因此我和兄长直到现在仍不敢有丝毫懈怠,每做一件事没有完工从不敢有松劲歇气的念头。

或许是青年时期遭遇过太多生活变故,祖父任何时候都显得豁达乐观,坦然面对挫折,从不抱怨或迁怒于人,遭受不公也没有污言秽语。上世纪80年代初,村里仍有人时不时欺负我家,祖父种好待收的菜经常在一夜之间被偷大半,第二天早上祖父看到后只是叹口气,把菜园收拾好重新再种,不像有的人气得大骂一通。“文革”中曾狠狠批斗祖父的人上门来求着帮忙写对联,祖父不计前嫌从不推辞。

村里人有时间喜欢坐在一起闲聊,而祖父会到村子边的学校借来报纸细细阅读。冬季农闲时节,祖父则到邻村一位朋友家借来古典长篇小说慢慢品读。许多家长反对小孩看小说,认为会影响学习,而祖父却经常用开卷有益鼓励我们多读闲书。我和兄长在小学时就读完《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榜》等书籍,也让我们养成了喜欢阅读的习惯。

祖父是个很有生活品质的人,农忙时他是做农活的好把式,看上去与多数农民无异。农闲时,祖父总是衣着整洁,头发胡子收拾得很清爽,抽烟的烟斗和烟盒也很精致,许多不认识祖父的人看到,总认为他是位离休干部。

当年村子里有几户人家有偷盗习气,祖父时常告诫我们,即使别人掉在路上的东西也别捡回家!待人处事一定要真诚,不说假话,不要说过头话,更不要欺负弱者!诚如祖父当年所料,村里几户有偷盗习气的人家,至今仍是生活最差,子女最没出息的。

不论何时,对生活总是积极乐观,相信明天一定会变得更好。祖父在我们幼时曾手写“静坐当思自己之过,闲谈莫论他人是非”的条幅贴在墙上勉励我们。祖父这样要求我们,自己也一直这样践行。祖父的为人处世方式深深影响着我们,让我和兄长们在浮躁时能静下心来,时时检视自己言行。

农民的文章5:父母的身教

文/王全安

父母都是农民。父亲没读过一天书,母亲读过一个月。也可能是这个原因,父母对我们很少言语说教,更多的是一种身教。

现在想来,母亲对我的启蒙教育就是“宽容”与“孝顺”。

奶奶有些偏心眼儿,对我大伯家比对我家好,明显的例子就是奶奶经常帮助大娘照看堂兄堂姐,但我们兄妹她却很少来看。母亲说,有一次我睡着了,她下地干活,嘱咐奶奶帮忙看着我。谁知奶奶却串门去了,我头朝下掉进了床头窟窿里,差点丢了小命。奶奶年老瘫痪的时候,母亲不但不记恨,反而还很孝顺,帮奶奶梳头、洗脚、端饭,奶奶常感动得热泪盈眶。

孝顺是一种善良。母亲对家人善良,对外人也很善良。那时候家里穷,总觉得吃不饱饭。那时讨饭的乞丐也特别多,不管家里多艰难,只要有讨饭的来,母亲总不会让他们空手而归。有一回吃饭,家里一人就一个小窝窝头,但是,母亲还是把她的那一个掰成两半,其中一半送给讨饭的,嘴里还不好意思地说:“你看,就只能给你一半了。”

父亲对我最大的影响是对我母亲的照顾。我清楚地记得这样一个细节:母亲生病躺在床上,父亲亲手做好细麦面面叶,撒上葱花,热气腾腾地端到母亲手上。母亲躺下后,父亲又帮母亲掖好被子。这是记忆中最温馨最令我感动的一幕。

父亲母亲在生活中有不少分歧,但对待我们上学这方面是高度一致的。母亲有一句话至今在我耳边回荡:就是出去要饭也要供你们上学,你们一定要争气,好好读书。父母对待读书对待知识有一种天然的敬意与向往,可能他们觉得读书可以有更好的前途。当时,在我们村里,我家算是最穷的,但是我们兄妹四人接受的学校教育时间是最长的,最短也读完了小学,这是其他家庭不能比的。

后来在大学里听过很多专家教授的讲座,也泡在图书馆里读了许多古今中外的书籍,这样的学习增长了我的知识,拓宽了我的视野,有利于我更好地认识世界,认识自我。但俯首沉思,我必须承认,还是父母的身教春风化雨般滋养了我的心灵,陶铸了我的品性,给我打下了很好的人生底色。在这种底色之上,我读了研究生,成长为一名中学教师,喜欢读书、写作,与人为善,待人宽容,家庭和谐,生活幸福。

感谢父母!

农民的文章6:我的农民父亲

我是农民的儿子,而且是世世代代的农民的儿子。

按照最近半个世纪流行的说法,很早很早以前,人类被分为两类,一类叫奴隶主,一类叫奴隶。过了一些世代,一类叫地主,一类叫农民。再后来,一类叫资本家,一类叫工人。

历史延伸到最近半个世纪,中国人的分类方法有所改变,一类叫做农业人口,一类叫做非农业人口。这两类人的社会地位,他们所拥有的经济资源,他们的劳动方式和分配方式,他们在社会各种阶层和各种行业中流动的权利和机会,样样都判若天壤。在这个历史时期,除了死刑之外,政府对自己认定的坏人最大的惩罚就是让他像农民一样从事农业劳动。虚构艺术中对一个生命最大的折磨就是将他打入地狱变成厉鬼,在我们时代的现实生活中则座实为打成农民。小时候我常常听大人说:“我们种田的还怕什么?我都已经是农民了,他再怎么治我也不过是让我种田,他抓我坐牢也还是让我种田,他还敢不让我干活?”一句牢骚话,表明农民已经卑贱到底。

说非农业人口生活在天堂当然是夸张,说农业人口因为命运没有变数而生活在地狱,却基本恰切。

我的老家是都昌县鸣山乡万家湾村,与鄱阳湖隔一座山,这座山就叫鸣山,家乡因此而得名。这个村是鄱阳湖地区自然条件最好的村落。我十来岁的时候村里有300多人,现在大概有500多人。除了两户杂姓,全村都姓万,是一个大家族。因为大山的阻隔,鄱阳湖每年的水灾不会危害到这里。在1949年以前村民只要愿意干活总归会有一口饭吃。连1960年饿殍遍野的时代,我们村也没有一个人饿死。但是在我成长的那些年头,人们一直处于半饥半饱的状态。人们寻找一切可以下咽的东西充饥。我念小学的时候,常常跟小伙伴一起拿着糠粑边走边吃。长大一点之后,很羡慕公社大院供销社卫生院等等天堂里的人不用吃糠粑而能吃上白馒头。我17岁那年考上一所学校进城念书成为远近闻名的事件,人们当然羡慕我因为户口转为“非农业类”而改变了命运摆脱了地狱,但最基本的羡慕还在于我从此以后可以吃上一口饱饭。他们越是羡慕我,我越是知道我是农民的儿子。

走进大都市以后,我才知道实际上我们家乡山清水秀,比地狱漂亮多了。我这几年甚至常常想回家乡定居。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把家乡误读作天堂。经过最近二十多年的社会变革,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基本格局依然没有改变,农民依然被排斥在体制之外甚至是社会之外。我们考虑中国的问题,很少将农民视为中国的一个群体而纳入视野之中,很少把农民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来考虑他的需求、权利和感受。比如讨论图书馆博物馆等等文化设施建设问题,讨论健康保障体系、国民福利待遇、国民权益、老年人生活保障和文化娱乐、弱智残疾人员救助等问题,农民肯定不在其中。农民依然生活在屈辱和绝望的境遇之中。

我每次回农村都有一种负罪感,虽然我在城里只是一般的市民,并没有过上富足的日子,但一回到农村就感觉自己在城里拥有的太多,面对农民觉得不好意思。我的穿戴比他们好一些,回家过年是坐硬卧,他们则是坐硬座,有的甚至是站回来的。他们每年在外面奔波,外出打工大多是做泥瓦匠、木匠,基本上在汕头一带搞土建。打工很辛苦,却赚不到多少钱,一年到头夫妻双双也不过能攒下几千块钱,有的到年底还拿不到全款,也许仅够回家的路费。在政府总理出面讲话之前,政府没有什么有力措施为农民讨工钱。许多人的工钱一拖几年,最后甚至竹篮打水一场空,农民没有任何地方可以申诉,没有任何法规或者政策能够真正维护他们的权利和利益。

那些在汕头打工的兄弟们多次邀请我到他们的工地去看看。有一次,我利用到广州开会的机会,特意到汕头去看他们。他们住的条件非常糟,一般是一幢房子盖到两层左右,有了一点框架基础,他们就住进去。条件好一点的用两块木板铺在地上当床,条件差的就是把水泥地扫干净,把被褥一铺就睡觉,我也在那里住了两三个晚上。他们一点文化生活都没有,晚上要么上街闲逛,要么打牌赌博。在正常情况下,他们在外辛苦打工一年,可以赚到四五千块钱,这还必须是没有一点恶习的人。如果是喝酒、抽烟,花钱太多,余额就会小得多。如果有赌博的嗜好,那他就可能一年到头落个两手空空。有的人一不小心就弄得连回家过年的钱都没有,只好借路费回家或者干脆不回家。

有一年我在6月份回过一次家乡,在村里住了一个多月。发现村里的青壮年男子全部出去打工了,有些年轻女子也出去了,在村里悠悠走着的多是老人和小孩,感觉空气里有几分凄凉。留下来的那些家庭主妇,大抵都是一脸的苍白、蜡黄,一看就是严重的营养不足。她们除了要忙地里的活儿,还要操持家务,三顿饭就随便打发了。这些妇女的牺牲精神很强,只要是老公和儿子出去打工了,一般都舍不得吃点好东西,只有来了客人,才会想到买点肉吃。那次回到北京以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满脑子都是农妇们严重营养不良的面容……

如果家人都平安健康,艰苦日子还算平静。家里一旦有人得了大病,或者碰上三灾两难,那么这户人家基本上就要拖垮了。在农村得了病不敢治、治不起的事情太多了,前几年,我见到外村一个六十岁的老头,乡村医生估计他有心脏病,他连到县城医院检查都不肯去。他说我都过六十岁了,还检查什么,管它哪一天发作,哪一天走都不算早。去年冬天,我村里有个兄弟叫万里民的,得了白血病,医生告诉他如果治疗得好,还可以活三五年,如果不治疗,连一年也挨不到头。但是他哪里拿得出那么多钱来治这种病?没有几个农民之家有能力承担治疗大病的医药费,得了大病基本上就是等死。亲戚朋友再怎么慷慨解囊,也起不了多大作用。春节期间,那个兄弟找到我,希望我写一篇文章在报纸上帮助呼吁一下,看是否能得到社会上一些捐助。我告诉他,写这篇文章很容易,但是我拿到哪里去发表呢?八十年代初发表这种文章还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九十年代以后再发表这样的文章,已激不起多少人的关注和同情,因为大家听说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已经无力顾及了。我帮他出了一个主意,先让亲戚朋友、社会各界帮助捐一点,再请一个人来就大家热心捐助他这件事写一篇报道,也就是不能采取这个个体生命痛苦的角度、而只能采取一个歌颂社会光明面的角度,这样的报道或许能够找到发表的机会?

这几年老在我心里盘算的事情,还有村里两个孤儿的命运。我的邻居万跃平,是我的侄子辈,三十来岁,年年在广东打工。两年前,他春节后刚到汕头不久,觉得自己身体不对劲,到医院一检查,发现是肝癌。城里的医生问他是什么身份,他说自己是农民工。医生说,那你早点回家吧,想吃什么就吃点。这病你治不起,检查费就不收你的啦。

他知道自己日子不多啦。他对在一起打工的兄弟姐妹说,我回家去等日子啦,你们跟我一起回去吧。那意思就是帮忙处理后事。

兄弟姐妹陪着他回到家乡,在当地医院勉力治疗了一阵,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他的妻子叫但艳红,看到这一切,知道这个家快要完了,留下两个孩子她哪有能力抚养?于是在丈夫还没有闭眼之前,她先喝农药自杀了。过了十多天,万跃平去世了。这是发生在2002年四五月份的事情。父母都死了,留下一对儿女,女儿万颖当时是7岁,儿子万通当时是5岁,只好由祖父母抚养。这两位六十多岁的农村老人自己的晚年都没有保障,哪里还有能力抚养两个小孩?只能说是过一天算一天吧……

农民的生命如此不堪一击,而现在城里很多人提倡定期体检,已进入保养阶段了。两者一对比,农民的生存状况是多么艰辛。最近,我老想写一篇文章,题目想好了,叫做《咱们村的非正常死亡》。我在那个500人口的山村长大,却见证了许多非正常死亡。十多年前,乐平县一家小煤窑发火,烧死了20多个人,我们乡死了7个,其中我们村有2个人。这两个人当时都只有三十几岁,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时期。煤窑烧起来以后,窑主立即把窑门封闭起来以切断氧气,防止发生更恶劣的事故,那些死难者的遗体就这样捂在里面化为灰烬。家里人只能拿几件他们生前穿过的旧衣服堆了一个衣冠冢,妻儿老小都在泪水中艰难度日。那次煤窑发火发生在元旦那一天,我们村里那两位死难者都是十二月三十一号赶到煤矿的,意思是挣点钱回家过年。哪知道第二天就把命搭进去了。迫于生计,我们村里许多人不得不从事这种最危险的工作。有的人至今还年年去乐平的小煤矿挑煤。我每年春节回家见到他们,都为他们能够活着回家过年而感到庆幸。

农民的文章7:爱是不能复制的

文/烟雨水乡

她出生在一个农民的家庭,父亲是位木匠,手艺在五里八村是出了名的,谁家置办桌凳家具都请他去,精湛的做工常常令主人赞不绝口,家住在广袤的平原上,养了一群羊,生性活泼好动的她遂成了羊倌,每天甩着皮鞭赶着羊奔跑在那片草地上,天上飘过几朵悠悠的白云,那份惬意与自在常常令她陶醉其中,那股子野性就是在那时练就的。

辛劳勤苦的一家,日子过得还算殷实,平静的生活由于父亲的变化而激起了一层层的浪花,由于外出干活常常夜不归宿,后来母亲才知道他在外面赌博,还与其他女人私混,大吵大闹中,受伤的总是她和母亲。年幼的她从此对父亲产生了痛恨与埋怨,父亲对她还是一如既往,隔三差五从外面干活回来,总会给她带回许多果脯和糖果吃,而她总是一幅不以为然,童年的记忆伴随着她踏入了学校。

在学校内她是活跃分子,尤其喜爱体育,强项是跑步,只要她参加的比赛没有人能超过,短跑、长跑样样拿手。带着这份骄傲,她进入了体校接受专业而又系统的训练,成绩更是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在省市级的比赛中取得了骄人的战绩,每次比赛完她总是先把好消息告诉母亲,父亲多半是通过母亲才得以知道。

后来在一次训练中,刚下完雨的跑道显得有些湿滑,在弯道加速时脚下一滑,摔在了地上,脸蹭着跑道滑到了一边,当她站起身时,发现眼前尤如黑夜般一片漆黑,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诊断为由于受外力撞击角膜形成瘢痕致失明,万念俱灰的她意味到自己这辈子将在黑暗在度过,一个花儿般的年纪,从此将变得一片黯淡,无边的落莫如疾风般划过她的心间,留下的是一缕缕刺痛的伤痕。

她太热爱奔跑了,就像小时候在草地上,甩着皮鞭赶着羊群疯跑一样,悠悠的白云自在飘在她的心头,自己也像只羊一样尽情地奔跑着,而现在她只有想象的份了,父亲知道后赶到了医院,看着病床上的她,心中焦急万分,他找到医生问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医治,医生告诉他除非进行角膜移植,可一般人谁会愿意捐献自己的角膜呢?

回家后他与老伴进行了商量,做出了一个大胆而无私的决定,把自己的角膜捐献给女儿,老伴一脸泪水地对他说,孩子她爹,你可要想清楚,以后你就是瞎子了。知道他要捐献角膜给自己后,显得异常平静,她仿佛看到了那缕闪着希望的光芒,再次升腾在她的心头,两人被同时推进了手术室,手术进行的十分顺利,当两人被推出手术室,当母亲慢慢拆掉她脸上缠着的绷带时,她的心中充满着欣喜当然也有感激,因为他的举动着实令她感动不已。

没多久,她又重返赛场了,明晰的赛道是那么地亲切,奔腾的激情使她信心焕发。后来她改练马拉松,并在多次的国际大赛中夺得冠军,强劲的实力使她成为奥运会的种子选手,在强手如林的赛场上,她用心地奔跑着,在你追我赶的势头中,如一只奔跑的羊儿,以顽强的意志战胜了对手,登上了最高领奖台,看着自己脖子上金灿灿的奖牌,心中充满着对教练的感恩,还有对母亲及他的想念。

一堆的庆功宴及采访,使她疲于应付,直到接到母亲的电话,她才猛然意识到,该回家了,那个电话是母亲打来的,说父亲走了,心脏病突发,她有些悲伤,因为原本打算这次比赛完就回去和他好好聊聊的,因为自己他失去了后半身的光明。

她推掉了所有的活动,坐着飞机回到了家,看着他静静地躺在那儿像睡着了似的,突然间有一种想哭的感觉,母亲一把将她揽入怀中,向她诉说了一个令她惊讶的秘密,原来他不是自己的亲爹,因为他的恶习一直都没娶上媳妇,丧夫不久的母亲,带着不满两岁的她,改嫁到了他家,那一刻她心中所有的怨恨都消散了,泣不成声。

后来,她每夺一块金牌,都会做两块复制品带回家,一块给他,一块给母亲。

农民的文章8:我的爸爸

文/王晓钰

我的爸爸是个农民,每天要干的活很多,忙完田里还要忙家里。为了我和哥哥能有更好的学习环境,爸爸、妈妈从农村老家带着我和哥哥,到城里来读书。

爸爸找了很多活做,他说这样我和哥哥才能好好读书,爸爸每天早上六点就起床给我们做好早饭,热在锅里,自己就忙活去了。爸爸虽然是农民,但他肚子里有很多知识,我和哥哥有不会做的题,爸爸都能给我们解答。

爸爸很辛苦,我真佩服我的爸爸,我爱我的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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