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琐忆文章1：老屋琐忆
文/胡剑英
父亲结婚后，搬出了大家庭，得空就自个挖沟泥放土砖，去一个叫刘家村子的烧窑点收集废砖断砖，和母亲白手起家。那时他在社队企业上班，每年有年终结算，加上平常一点积蓄，每年都要加一间屋子，老屋可真来之不易。
我住的那间房子是由猪舍改建的，原因是我在上中学，又闲静少言，就把姊妹撵到了靠村路的一间正屋里。我在这间自己的小屋读了一些文学名著，诗歌也涂鸦不少。有天夜里停电，我在蚊帐里点了蜡烛看书，迷迷糊糊竟然睡着了，幸亏母亲进来看我，才避免了一场火灾。
实行土地承包后，村上楼房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我家的变化是房屋变破旧了，静夜里我听得到老鼠在墙壁里吵闹。父亲迷上了赌博，爷爷骂过他好几回，说儿子年纪不小了，这样的家境，有哪个妹子会嫁过来！姐姐看不过，就买了888滑石粉刷墙，还在家里贴了几张画。
后来，姐姐为我介绍了一个在皮鞋厂打工的乡下女孩，她叫秋香。我去找她，她的同事都笑说：“唐伯虎来啦。”有次她来我家玩，发现了我家房子漏雨，她倒不太在意，安慰我说，以后我俩努力挣钱另起新屋就是。就是这样一个质朴善良的好姑娘，就是这样一位和我约会完后还要赶到车间加班的好女孩，我却嫌她不够浪漫而与之分手了。其实，她父亲来我家看过，是反对我们交往的，叫他女儿不要从鸡窝里跳到鸭窝里。秋香却喜欢我诚实，说我又有点像她宿舍里挂的乖乖虎苏有朋，仍愿和我在一起。她甚至利用不多的休息日，跟住本地的同事学栽菜，说是以后帮得上我家忙……
后来拆迁，家家有四楼，笑语一片。我避开那些花里胡哨心思可疑的相亲女子，想找到《普希金抒情诗选集》下册，却没有找到，可能是搬家时搞丢了，只有老屋的记忆和对秋香的怀念让我久久无语。听姐姐说，她找了个也住郊区的男孩子，开了个夫妻皮鞋店，有个儿子。时光如水，诗集的上册她还保留了吗？那是当年在小屋幽静的西窗下，我送她的礼物。书页间应埋藏了她的笑和泪。
琐忆文章2：中秋琐忆
文/艾科
记忆中故乡的中秋，是从一场味蕾盛宴开始的。中秋时节，家乡人通过筹备食材，来为中秋餐桌“添菜”。“添菜”即“添彩”“添财”之意，所以家家户户都不会错过这顿被赋予了“好彩头”的中秋午宴。
因为住的距离不远，所以中秋当天，大姑二姑都会提着竹篮，来给爷爷奶奶敬奉中秋大礼。历经岁月磨砺的竹篮，用一方绣着大红喜字的褪色枕巾盖着，枕巾下面是琳琅满目的各色吃食。进家刚刚寒暄数语，大姑就从竹篮里掏出一包五仁月饼，拆开，打发我们这群馋嘴的孩子。那月饼咬上一口，便露出红绿丝、花生仁、冰糖等配材，甜腻由口腔漫溢至胃里，口中越嚼越香，欣喜越来越浓，大人在一片欢声笑语里，谈论着庄稼的收成和身体的安康；获得美食的孩子则会一哄而散，边玩边静待午餐的到来。我打小就对甜食没有多大兴趣，月饼吃上一块，口腹之欲满足过后也就不了了之，我更加觊觎竹篮里的其它东西。因和爷爷奶奶同住、父亲又在兄弟姐妹中排行靠后，所以免不了会在诸多方面得到姑姑们的帮衬，包括吃食。不用猜我都知道，除了五仁月饼，大姑的竹篮里还装着鲫鱼、红糖、油条和馓子，二姑的竹篮里必定有排骨、罐头、苹果和鸡蛋，总之都是非常实惠的礼物。有了这些食材相助，母亲只需稍加“破费”，便可做好一餐美食。
干脆利落，母亲已将公鸡杀好。大姑早已烧好一锅开水，母亲将开水舀进和面的盆里开始给鸡煺毛，二姑着手择菜，奶奶戴着花镜从鞋筐里找出一块碎花布，里面包上两枚铜钱缝严后，再用针线于钱孔处将芦花鸡毛“栽”上去。几分钟的时间，一枚闪闪发光的毽子就做好了。妹妹喜出望外，死缠烂打地让我陪她踢毽子，全然忘了痛失芦花公鸡的悲伤。厨房里的妇女们，正在一片乒乒乓乓的乐曲中，准备着一年一度的中秋午宴，今年会有什么好吃的饭菜呢？
果然不出所料，中秋的宴席上，有母亲做的拿手好菜红烧鸡块，还有姑姑们做的糖醋排骨和清炖鲫鱼等十余道菜，道道都令我垂涎欲滴。举家团圆的日子里，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姑姑姑父，以及我们这群叽叽喳喳永不消停的孩子们，围着一桌热气腾腾的珍馐佳肴，在清秋的静谧时光里大快朵颐。餐桌上空微微升起的菜香，裹着欢声笑语，一起融进素常平淡的烟火生活里。大姑二姑带家人过来陪爷爷奶奶吃过午饭，还要回去和各自的公婆共进晚餐，这是每年中秋都不曾改变的约定。
乡村的中秋之夜，没有吟诗作赋的雅兴，也无遥寄相思、对酒当歌的哀愁。吃过晚饭，母亲一如既往地刷锅喂猪，赶鸡鸭归笼，总是忙得腰酸背痛。而像我这样贪玩的孩子，岂能辜负这皎洁迷人的月光？
凉意乍起的中秋之夜，月光洋洋洒洒，照亮了乡村的角角落落。母亲忙完了所有家务，便坐在煤油灯下为我缝补衣服。妹妹早已酣睡，而我则拿着父亲为我刨刻的木质“天涯明月刀”，去和村里的小伙伴展开一场江湖厮杀。中秋之夜的乡村异常宁谧，近处的牛哞和远方的狗吠，是乡村最安适妥帖的记忆。孩子们的游戏种类不胜枚举——斗鸡、捉迷藏、跳房子、老鹰捉小鸡、木头人、跳皮筋……大人们的活儿总也忙不完，他们无暇顾及在外疯玩的孩子，所以我们有大把大把的时光，在月光下尽情演绎童年的精彩。
直到月上柳梢寒露微起，家家户户传来唤儿回家的声音，我们这才发现月宫中的嫦娥，正在一边优雅地吃着月饼和苹果，一边望着在地上追逐嬉戏的孩童嗔笑。奶奶说，每年中秋之夜，嫦娥姑娘都会在天上观看人间的一举一动。所有行善的大人，都会被赐予福寿安康；所有听话的孩子，长大以后都会金榜题名、诸事顺当。
我从未质疑过奶奶的神话传说，直至多年以后的今天，每逢中秋之夜，我都会坐在书房的落地窗前，借着月光吃一块五仁月饼和一个苹果。城市月光不明，往昔历历在目。如今的中秋之夜，乡村再也寻不到孩子们集聚疯玩的场景，好像月光都盈满了沁人心脾的微凉，但每年的这一天，我都会一帧一帧地忆起，那业已逝去的，素朴而珍贵的中秋时光。
琐忆文章3：童年琐忆
文/乔厚民
我的老家是离县城不远的一个村庄，名叫掉铃桥。相传唐朝时，韩愈骑毛驴访友路过此地，把毛驴的铃铛掉在村口的桥上，就有了这么个村名。
村子的旁边有一条河，叫谭峪河。我常和小伙伴在河里玩耍。夏天因为要灌溉庄稼，村北的水坝会关闸蓄水，河水更深。我和伙伴光着身子跳进河里打扑腾，在水里玩一阵子，再上岸晒太阳，偶然有女孩子路过，害羞的我们便会迅速跳进水里藏起来。
最开心的是，有时候上游的化工厂会排放生产炸药的污水，河里的鱼便会浮在水面呼吸。伙伴们把网兜绑在竹竿上，伸进河里捞鱼，运气好的，捞一盆子是不成问题的，这意味着可以好好吃一顿鱼了。
那年九月初的一天，我正和几个伙伴在村子的庙门前玩弹球，二哥走过来拉住我，说要送我去上学。因为正玩得美，我不愿意跟二哥走，抱住身边的柏树不放。二哥硬掰开我的手，拉着我往学校走。我一边走，一边哭，心里还是不愿意去上学。就这样，我被二哥硬拉到了学校。
进了校门，到了一个女老师面前。二哥对那个女老师说：“崔老师，我带我弟来报名。”
“你弟几岁了？”崔老师问道。
二哥回答：“我弟七岁了。”
我一听，马上喊道：“我不是七岁，我才六岁。”
二哥急了，对那个女老师说：“崔老师，别听他的，他已经七岁了。”
那个女老师半信半疑地看了看我，然后对二哥说：“那好吧。”
说完，就开始给我办报名手续。
我就这样开始了上学生涯，结束了天真烂漫的孩提时代。
那天给我报名的崔老师，后来教我们语文，也是我们的班主任。崔老师上课戴着眼镜，看起来很文静，可实际上特别严厉。上课时如果看到有捣乱的学生，她手里的教鞭会毫不犹豫地敲过去。我虽然成绩好，可上课老爱做小动作，为此，没少挨老师的训。不过，因为学习好，老师的教鞭总是在我头上晃一下就拿开。
说来也怪，那么调皮的我，对学习却一点也不马虎。放学回家后，就会自觉地趴在家里的窗台上写作业，从不用别人督促。这一点，也让母亲省了不少心。
到了暑假，我又和小伙伴疯玩开了。除了下河玩水、门口玩弹球，有时也会去村南的竹园里玩。那竹园有几十亩，望不到边的竹子长得密密麻麻，外面再热，里面也是阴凉的，自然是孩子们夏天的又一个乐园。那时的竹园，不只是村子的一道风景，而且是村里的一份收入。生产队用的筐、牛笼嘴，都是用竹园的竹子编的。各家各户的担笼、盖房搭的架子，都要从村上买竹子来做。竹园里除了爱唱歌的鸟儿，还有老鼠和黄鼠狼出没，偶尔也会有野鸡。有时，我们在竹园里无聊了，就会用盆从河里端水，往竹园地上的窟窿里灌，老鼠和黄鼠狼都被灌出来过，可怕的是，有时也会跑出一条蛇来，吓得我们四处乱跑。
七月下旬，包谷锄过二茬以后，队里基本没什么农活了，母亲就去城里看望父亲，只留下我们兄弟几个和爷爷在家。母亲不在的时候，早饭和晚饭还好办，爷爷会给我们熬米汤热馍吃。可午饭就惨了，因为爷爷不会擀面，只能给我们打搅团。爷爷用擀面杖在锅里搅的时候，我就在下面烧火。爷爷在灶上搅个不停，我在下面风箱拉得更欢。知道我不喜欢吃搅团，爷爷就把舀完搅团后留下的锅巴，用清油一焙，稍微烧几下火，然后铲下来给我吃。那东西倒也挺香，吃得我美滋滋的。当然，这待遇几个哥哥是享受不到的。
八月，母亲从西安回来了，家里的生活又恢复了正常，家门口闲坐的大娘大婶又和原来一样多了。
琐忆文章4：山七镇琐忆
文/合肥韦法明
从老家舒城的一个微信公众号上，看到一段山七镇的宣传视频，不禁勾起了我的一些回忆。
山七是一座百年老镇，坐落于大别山东麓。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的大规模三线建设，使这个寂静的山区小镇，成为舒城境内晓天、河棚、燕春、大河沿等地十来家兵工厂和配套单位相互往来的必经之地。与其毗邻的，就是我出生、生活和曾经读书的那个更小的名叫五桥的山镇。两座小镇之间，只隔着一道山岭——扬旗岭。战旗飞扬？听起来这里就像某个战略要地。
相对于五桥，当年的山七镇算是繁华的了，商铺较多，老街中间还有一家新华书店——那是我曾经心仪的地方。记得刚上初中时，我一度迷恋画画，碳铅笔、水彩颜料和作为绘画摹本的《安徽儿童》，需要步行5公里左右到这里来买。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按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方式，来购买这些东西。通常是一枚鸡蛋可以换回一本薄薄的《安徽儿童》彩色画刊——其实，那时我已经跨入少年行列。
我与山七镇还有更深一层的机缘。1979年，我们上完高二，各个学校又延长了半年的学习时间。那年春天，脑膜炎在我们那一带蔓延。一天早晨，刚捧起课本开始早读，我突然发烧并伴着剧烈的头痛。班主任见状走过来，揉揉我的额头后，神情凝重地说，赶紧回家请医生看病。他叮嘱我多吃生大蒜，别染上脑膜炎。
回到家里，高烧中的我感到寒意袭人，浑身发抖。奶奶慌忙把爷爷从外面叫回来，要他把医生请回家。那时我已出现喷射状呕吐。第一瓶加药的生理盐水是在自家的床上吊的，睁开眼睛后，发现自己躺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守在身边的，是我爷爷。他差不多用一种近似感恩的口吻连连说道，醒了醒了，终于醒了。好像眼前这个他一直有些溺爱的长孙，现在能睁开眼睛，是上天对他莫大的恩赐。他说，我已经昏迷了两天。我染上了急性脑膜炎。昏迷之后，被邻居也是我同学的父亲，用板车送到了医院。这里就是山七医院。
山七医院，比我们所在的五桥医院医疗设施和其它条件都要好得多。我醒来时，外面正下着雨。医院的院子显得有些空寂，屋檐下雨水滴落的声音，至今清越在耳。爷爷说，多亏我们来得及时，医生说再晚点就没救了。我愣愣地看着窗外的院落，地面铺着的青砖上和稀疏的草丛里，被细密的雨脚溅起一层迷蒙的水雾。就在那时，一种人生无常的滋味，第一次在我内心油然而生。
小时候，喜欢和镇上的小伙伴们打仗，弄得头破血流好像也没在乎过。可我却一直惧怕打针。好在那位面部扁平的护士，有着难得的耐心，她总是轻声细语地骗我说，嫑怕嫑怕，就像小蚂蚁蜇一下，就好了。说到底，自己还是个胆小鬼，这让我在好长时间里都感到羞愧难当。
我两岁开始就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父母离得较远。父亲得到消息赶来看我，我已经出院十多天了。他见到我也不稍作安慰，只是说人还在就好，脑子烧坏了，以后就不要多动脑子读什么书啦，你还是跟我下去吧。所谓下去，是指回到父母他们所在的丘陵地带，爷爷家所在的五桥，属于山区。我当然不答应。我问父亲，和爷爷商量过吗？他说，我这就和爷爷奶奶说去。你这样大学是考不上了，何苦还费那个脑子？我说，大学考不上，至少这学期我就可以高中毕业啊！再说，我念书你们也不用负担什么！后面这句话，击中了父亲的要害。那时我们兄弟姐妹多，一家人生活压力很大，我的生活费和学费，都是爷爷奶奶扛着的。在上学的这件事上，我没有丝毫的妥协。就这样，出院半个月不到，我又回到了那个叫五桥中学的“戴帽子”高中的教室里。
几个月后的7月初，我和同学们一道去县城参加高考。本来完全是抱着一种凑数的心态去的，没想到很快就接到学校通知，让我去县医院体检——我居然达线了！9月中旬，一起去体检的五六个同学，都陆续去了录取他们的高校。就在我已不抱希望的时候，一纸录取通知书终于还是来了：六安师专中文科。当时的感受，可以借用几年前的一句流行语：我很满意，我已经用上了蛮荒之力。
接到通知书的第二天，我一早就动身前往父母家去报喜——那时通信困难，只有到镇子上的邮政所，才有电话可打。从五桥到父母所在的阙店，经过龙河口水库——也就是现在的万佛湖，需要两次搭乘一种柴油机作动力的木船。我第二次上船的时候，刚到船边，就看到父亲挑着担子从船上下来。父亲挑着的担子，一头是两床棉被，另一头应该是编织袋装着的粮食。我喊了他一声，问这是去哪？父亲把我拉到一边，说：送你去复读吧！我一听乐了，连忙从背在身上的半旧的军绿色帆布书包里，找出装有录取通知书的信封。我说，不用了，我已被录取了！父亲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片刻之后，终于恍然大悟地笑出声来，连说：那就好，那就好，我们回家！
在返回阙店父母家的路上，父亲想起了我生病后要我休学的事。他说，多亏了当时把你送到山七医院，救得及时啊，捡了一条命，还没耽误你念书。
打那以后，无论是外出求学还是已经工作，每次回五桥经过山七，我都会去老街上看看。1981年，我毕业，就分配在离山七镇十多公里开外的三线企业皖江机械厂，两年后调往合肥。爷爷奶奶相继去世后，回五桥就渐渐地少了。好在五桥的同学和亲戚，后来有不少也在合肥工作。他们回老家经过山七时，总会带一些当地的干子、千张和地道的手工糕点，有时也没忘了跟我们一起分享。山七的干子、豆腐、千张等豆制品，其工艺和同属大别山区的霍山差不多，过去在我们那一带很有名，现在更是闻名遐迩了。显然，家乡的这些特产，对我们这些常年在外讨生活的人而言，不仅意味着难以忘怀的家乡味道，还深深地蕴藉着历久弥新的乡愁和绵延不绝的乡情。
更多的时候，我们是通过舌尖和味蕾，无数次地完成对家乡的确认。
琐忆文章5：童年琐忆
文/箫音
童年琐忆
童年是美丽的，欢乐的，难忘的。在我的记忆中，它象一串闪闪发光的珍珠。
春天到了，麦苗绿了，桃花艳了，一片春和景明。我和小伙伴们兴高采烈来到小河边，拎着瓶瓶罐罐进行钓鱼比赛，河水清澈见底，微风拂过，波光粼粼，河边杨柳依依，仿佛少女初浴的秀发随风摇曳，我们信手折几条嫩枝，兴奋地做几支柳笛，笛音响起萦绕在家乡上空，优美的声音仿佛是春天的号角，处处洒播着春天的信息。
不到半晌工夫，我们便满载而归。回到家，看到活蹦乱跳的鱼儿，母亲终于没有开口责备我们。最后，这此鱼儿成了餐桌上一道珍馐佳肴。
炎炎夏日，我和小伙伴们在绿荫遮翳的树林里戏耍，幽雅的环境，丝毫感觉不到盛夏的溽暑逼人。我们中有人发现树上有小鸟出没，继而又象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般找到鸟巢。接着，我们高兴地掏鸟蛋，抓小鸟，种类有青鸟、斑鸠、喜鹊等，全在我们目标之列。
当然喜鹊是最难抓的，它的巢多数建在大树的最高处，可能是提防我们这些恐怖分子的袭击吧。当我们爬上树去被喜鹊发现后，它们便成群结队朝我们围攻，一轮接一轮对我们发动突袭，幸好我们全副武装有备无患，否则后果肯定会被它们啄得遍体鳞伤。喜鹊是保护意识极强的鸟儿，可有时它对子女的爱却变成一种徒劳，因为斑鸠有时会占据它的巢穴，将自己的卵下在里面，并且狠心地将喜鹊的蛋吃掉，可是喜鹊却全然不知，依然精心地呵护它所认为的宝贝，所以有个成语叫“鸠占鹊巢”，就是这个道理。（上学后渐渐知道，抓小鸟是不当的，因为它是人类的朋友）。
傍晚时分，我们再次来到小树林，惊奇地看着蝉的成虫小心翼翼地从洞穴里爬出，被我们守株逮兔般逮个正着，那股喜悦劲简直无法言喻。回到家，那些蝉儿的命运也是和鱼儿一样，在母亲高超的厨艺下，经过油煎焙制两道工序迅然变为喷香喷香的美味，想来至今令我垂涎三尺。
秋天，在记忆的底片中，那可是儿时的伊甸园。三五皎皎明月夜，我和小伙伴们围着村里的老槐树疯玩疯跑，一起唱儿歌，至今耳熟能详儿歌的内容：“东坑里，西坑里，两个小孩剥葱哩；东洼里，西洼里，两个小孩说话哩。”还有一首，颇具感召力：“东边的孩，西边的孩，吃完饭，都来玩，今儿十五啦，你不来，他不来，你走了，他走了，剩你一个光着屁股跳舞吧。”一般地，这首儿歌唱不到一半，小孩子们不顾父母的阻拦，受了极大诱惑似的纷纷涌到老槐树下，加入到做游戏的行列，捉迷藏，老鹰捉小鸡，丢沙包等。夜深了，直到母亲大老远呼唤我们的名字，我们才恋恋不舍地回家去。
童年时感觉家乡的冬天特别冷，下雪了，广袤无垠坦荡如砥的原野成了我们的天堂。堆雪人，打雪仗，掷雪球，再做个所谓的雪雕作品，谁也不惧怕冬天的寒冷。还有河床的冰面上，有我们幼时经典的比赛项目。会溜冰的，瞬间划向几米远；缺乏经验的，小心翼翼跃跃欲试，可身体总难找到平衡点，骨碌碌摔向很远的地方，直笑得我们前俯后仰。
就这样，童年在无忧无虑中一晃而逝，在记忆中留下永恒的剪影。每当怜惜如今的小孩子童年欢乐的缺失时，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自己开心的童年时光，仿佛品味一杯冽冽的醇酒，醉了我的心。
琐忆文章6：放牛琐忆
文/梁美琳
放牛，对于农村出来的人，应该不陌生。小时候，牛是我们的伙伴。春耕播种，犁田耙地，都少不了牛。村上一般两三户人家共一条牛，当然也有家庭条件优越的，一家人独享一条牛。那时候一头牛值两三千元，相当于普通人家一年的收成。
牛，极为重要的劳动力，无可替代地成了必须供养的成员，家家户户据人口与田地轮流放牛。于是，每逢周末或放假，放牛就成了我们这些农村孩子的光荣任务。
村子的西口，有一排排的樟树、柳树，每棵树下都圈着一条牛。清晨，还没睡醒，母亲就在窗前喊：“快起来，这半月，牛又轮到咱们家了。”于是，一骨碌赶紧爬起床，揉了揉眼睛，脸也不洗就径直跑到樟树底下去。看牛肚子扁扁的，于是解开了牛绳。牛嗷嗷地叫着跟着我们走。
小时候最喜欢春天。万物复苏，到处是绿油油的一片，村前屋后一大片青草，水嫩水嫩的。我们喜欢把牛牵在田埂上，牛低着头吃得津津有味，一条田埂盖过一条。有时候也很糟糕，冷不丁地碰见一条蛇从草丛里钻出来，没等我们缓过神来看清楚，它又钻到下一块田里。那时候，母亲总让我们穿着套靴去放牛，这样不容易被蛇咬。大约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牛肚子鼓胀胀的，我们又牵着牛回家，然后吃早饭。那时候的我，总喜欢放牛的时间长一点，也好和小伙伴们多闹腾一会儿。
夏天，正是农忙双抢的时候。村庄不远的地方，有一块湖滩，我们喜欢把牛赶到湖滩上，一边放牛，一边帮家人收割稻谷干农活。那个场景可是热闹，三五一群，有说有笑，田里被五颜六色的衣服点缀得分外好看。有时候忙着忙着，调皮的小牛突然跑得不见了，父母亲总有找牛的经历。看到自家放的牛跑到人家的地里去吃庄稼，母亲总是不好意思，丢下手里的活儿赔着笑脸去向人家道歉：“来年一定还上十几斤谷子。”那段时光可以说是我们最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了。如今想起来，我依然记得我家小水牛那双炯炯有神的眼。
夏天是用牛最多的时候，父亲很心疼牛，每次总要让牛休息小半天，或到下午才舍得继续开工，哪怕田里的水等着，要去整，秧苗等着要插。有的时候都中午了，母亲还不见父亲回来吃饭。他经常是犁完了田，就牵着牛去放一阵子再回家。父亲总说，没有了牛，就没有了地，一切都做不成了。这么多年，父亲从不吃牛肉，在他的心中，牛象征着祖祖辈辈的黄土农民，就像是他自己。
夏风如浪，鸣蝉低唱。快到晌午时分，太阳开始发威了，村里的炊烟袅袅升起，我们吆喝着往村里奔去。放牛娃们头戴草帽或者用树枝野草编成的圆圈，倒骑在牛背上，吹着口哨，哼着小曲，一双小脚或晃悠着，或拍打着牛肚，“啪嗒、啪嗒”地行进在乡间小路上，愉悦和幸福早写在了脸上。
冬天，父亲总把牛栏清理得干干净净，有时候，天很冷，外面飘着雪花，全家人都躲在屋里烤火。到点了，父亲不顾严寒，到屋外的草堆旁拉牛草、送牛草，牵牛喝水。即使过年的时候，也不忘了牵牛“出方”，把牛照顾得好好的。记忆中，我们家的牛很服顺，很卖力，我想这也是因为牛和父亲有着多年深厚的感情吧。
而我印象最深的放牛是深秋，草渐渐发黄了，赤湖坝内外的湖水渐渐退去，形成了洲坦，一望无垠。村子上一些大点放牛的孩子，会组织带上米、干菜、锅、盆子等简单的工具，带我们到赤湖边洲上去放牛。小的时候，没出过远门，赤湖边就是最远的天边。经常听大人们说在洲上打鱼、挖藕以及有人不小心掉到水里的事情。洲上就像藏着丰富的宝藏，神秘莫测。
我们一般早上骑着牛出门。骑牛的时候总会站在地里稍高的地方，让牛低角，脚踩上牛角，然后说高角，牛头上举，把我们送上牛背。每每此时，总有哥哥姐姐们帮着驯牛，让我们平稳地骑上牛背。
经过大约四华里的路程，沿着赤湖大坝，到了洲上。因为周围没有庄稼，放牛更轻松了，各自把牛绳挽在牛角上，一赶，牛各自散开了，就像回到属于它们的乐土。而我们可以尽情地玩耍，不用担心牛跑，也不担心牛吃庄稼了。
我们围坐成一个大圈，玩丟手帕、老鹰抓小鸡等游戏，每每手帕被扔到自己身后，或是被“老鹰”抓住的那一刻，是那样的兴奋激动。整个洲上只有我们的笑声，吆喝声。
胆大的男孩结伴去试水，看哪里的水深、水浅，当然还可以看见一些破旧的小船只、划胎，都是打渔的人们留下的。
快到中午的时候，我们在洲上捡柴草、树枝等，当然还有人搬砖做灶、洗米、洗菜。开始烧饭煮菜了，大家各就各位，不一会儿，一顿饭就熟了。可能饭有些生，菜或许有些淡，但是大家都可尝尝自己亲手做出的“风味佳肴”。
下午，我们不会忘了在赤湖边捡着被浪淘打得光滑的小石头，大小差不多的螺丝、小贝壳，带回家，做成一串串手链、项链，当成珍宝一样收藏。
傍晚夕阳西下，落日、晚霞泛在湖面上，金光灿灿，我们找回各自的牛，一个个骑在牛背，走在大坝上排成长长的队伍，在水中形成一个个倒影。我们在天水之间，和大自然融为一体，是那样的和谐美丽。就这样结束了快乐的一天。此时，母亲也正在村西头盼着放牛的孩子回家。
放牛的日子，就这样伴着我纯真的童年，留在记忆中的是难以抹去的快乐与无忧无虑。放牛的日子，宛如岁月中的万涓溪水，留在记忆深处，有时汇成一条思念的河，不时流淌在现实的角落里。如此，童年的每个周末和假日，我和我家的那条小水牛便像军棋盘上的两个兵，在家乡那张大棋盘上被挪来移去。最后，水牛挪老了，我也移出了家乡……
琐忆文章7：糖的琐忆
文/袁朝庆
每年过年在买葵花子、花生、松子、西瓜子、葡萄干、南瓜子时，都会买一些水果糖，有大白兔奶糖、薄荷糖、阿尔比斯糖等，妻子买了圆形个大糖果盒 ，设计比较精巧，中间一个小的圆和六个扇形把糖果盒分为七个小空间 ，瓜子花生之类放一圈，中间放着水果糖，春节过后所有的东西都吃完了，水果糖还是腊月三十放的那一大把，直到夏季糖和糖纸粘一块了才清理。今年春节妻子说不买糖果了，买了也没人吃，我说，还是少买点吧，花花绿绿的糖纸看着有过年的氛围，再说过年怎么能没有糖呢。
小时候老是盼过年，农历六月刚过就开始掰着指头数天数，算离过年还有多少天。其实盼过年主要是看能不能穿上新衣服，再就是过年能吃上糖。买布需要布票，每人每年只有几尺，要积累几年才够做一身新衣服 。布票还不是主要的，主要是没钱。那时的农村，家家户户都穷，衣服是不分季节的，冬季下身穿两条单裤子，上身贴肉穿一件寡袄子，外面穿一件能遮丑的外套，夏季改穿一条单裤子，棉袄一脱外套就变成了夏装。我们家弟兄姊妹多，我哥的衣服 穿不上了我穿，我穿不上了给我弟弟穿，每一件衣服都打着补丁。所以，过年换新衣服只是梦想，可遇而不可求，过年只剩下和糖有关了。
我说的糖是农村的土糖，我见过的土糖有两种，一种是玉米熬的，颜色微黄，还有一种是红薯熬的，颜色发黑。在那个饥饿的年代，用玉米熬糖不仅是奢侈，而且是浪费。毛主席说，浪费是极大的犯罪。所以，一般没人用玉米熬糖，即就是红薯，大多数地方也是充当主粮的，哪有多余的用来熬糖。
陕南有个明显的特征，沿川道和丘陵地带土地平旷，水利条件好，但人口密集，人均耕地少，山区一条沟几户人家，人均耕地多，但都是靠天吃饭的坡地。我老家大沟口处在山区和丘陵交接地带，人均水田有九分左右，另外还有近三亩坡地，虽然生产队把大部分稻谷和小麦都上缴了公粮和购粮，但秋季的玉米红薯产量还是不少。我们家人口多，挣工分的也多，每年都能分两大红薯窖红薯。所以，每年腊月我母亲都会熬一锅红苕糖。
熬红苕糖并不简单，提前要做很多准备工作。农历九月，当小麦种下地后山区就进入了猫冬季节，整个冬天主要是进山砍柴，以备足来年生火做饭的燃料,其他时间就猫在家里烤疙瘩火。进山砍的梢子柴熬糖是不行的，因为不耐烧，火劲也不够大。当柴砍得差不多时，母亲会提醒我们，把自留朳的花栗树砍一块吧，我熬糖好用。砍花栗树需要一把力气，而且砍倒时把握不好方向树梢下来会砸到人，如果树兜弹起来更危险，一般都是我哥带着我和弟弟完成，一根一根背回家里后，就成了我和弟弟的事了，我用锯子截成一尺多长，锯的过程中锯条发烧阻力大，需要我弟弟用壶对准锯口不停浇水，锯完后我在用斧头劈成块子柴，整整齐齐码在屋檐下。柴在屋檐下自然烘干后母亲开始做麦芽，她取一碗麦子淘干净，用水泡一天后把多余的水滤掉，平铺在一个盆子里，上面盖上厚厚的布，放在暖和一点的灶台附近，一个周过后就长出了麦芽。准备工作算是完成了。
熬糖的那天，母亲起了个大早，让我哥带着我姐，还有我和弟弟，到半山坡的红薯窖把红薯弄回来，我们挑的挑背的背，费了一早上功夫，红薯堆了少半间屋。吃罢早饭，一家人开始忙活，我和弟弟负责洗红苕，我姐负责把红薯剁成丁，母亲再把剁好的红薯丁一锅一锅煮熟，全部煮完后装在一个大木桶里，母亲把麦芽剁碎倒进去，再充分搅拌，约半个小时后开始加水充分稀释，稀释后用纱布过滤，红薯渣用于喂猪，滤出的糖水装上一大锅开始架大火烧，剩余的糖水装在木桶里，等锅里熬成半锅了再掺进去，要把几大锅淡淡的糖水熬成很稠的糖稀，需要十多个小时，要烧掉一人多高一堆柴。小时候，我比我的三姐和五弟懂事早一些，糖熬到十点左右，已经没啥技术活了，剩下的就是把桶里的糖水往锅里加，把柴火往灶里填，我发现母亲已经非常累了，就让她去休息，母亲不放心，害怕我在柴火堆跟前打瞌睡，反复叮咛，快熬好的时候叫她起来。前半夜还好，到后半夜眼皮开始打架，但因为时不时地起身往锅里加糖水还能坚持，凌晨五六点时只有添柴一项任务，我还真迷迷糊糊睡着了。好在母亲比较精心，把我叫醒了，她开始炒苞谷珍，炒好后铺在一个竹编的簸簸底部，然后把锅里的糖稀搯起来倒进去，最后只装了大半簸簸，冷却后很坚硬，我们叫作板糖。
母亲还是比较偏心的，每次装糖的时候锅里故意留一些，她往里面再加点水让糖稀变稀一点，再取两个比较好的红薯洗净削皮切成片，下在糖稀里烫熟，装在一个大碗里是给我的特殊待遇，我和我的两个弟弟自幼感情比较深，所以我也没独享。
到过年的时候，母亲让我们挖些观音土，用观音土把刺苞谷炒成苞谷花，把黄豆炒炸腰，再把板糖化开制作成爆米花糖、黄豆糖，年份好的时候也做少量芝麻糖和冻米糖，既是招待亲戚的糖果，也是我们垂涎已久的奢侈品。
过年时也炸一些干土豆片、面角子，还炒一些花生，这些连同芝麻糖、黄豆糖、冻米糖都是招待亲戚的，只有捏成团的苞谷花可以不受管制的吃，但苞谷花上沾的糖非常少不太甜，而且粗糙口感差。那时各家各户的情况都差不多，所以走亲戚拜年时我和我三姐还有弟弟都想去，为的是在亲戚家能多吃一点糖，因为我相对懂事一点，多数情况都是我胜出。母亲虽然没啥文化，但却是个明事理的人，每次出门前都要叮嘱，到亲戚家不能真当客人，要帮着干些活，要懂得敬长辈，上桌子不要坐错位置，吃饭吃糖果要斯文，不能穷吃饿喝吃相难看，走的时候要邀请亲戚到我们家来玩，给啥东西尽量推掉不要。母亲说的我都做到了，唯独往我荷包里装芝麻糖之类的东西我没推辞，我想着带一点给三姐和弟弟吃。
过年最喜欢给姨妈和姑妈拜年，因为她们会悄悄给我手里塞两颗水果糖。那时，供销社的商店里摆的有白糖和红糖，但你要有糖票才买得到。糖票并不是普发的，只有得了肝炎、肺结核之类的病，持医院诊断证明到生产大队开介绍信，再持介绍信找公社书记签字才能领到糖票，一般也就半斤一斤，给两斤糖票都非常少。而红糖也一样，只有生孩子坐月子时，大队开介绍信，公社书记签字才能领到糖票，一般只是一斤。
那时供销社和农村的代销店还有水果糖，那是唯一市场化供应的洋糖，但价格很贵，最便宜的一斤都要九毛钱。一斤大概一百颗，因为农村穷，代销店大多都是论颗卖的，一分钱一颗。过年时，家境略好一点的会根据亲戚家里的孩子数量称二三两，上门拜年走的时候悄悄塞两到三颗。
那时钱很金贵，小孩子口袋里是没有钱的，因为你上学、给家里买东西父母都算挨了，余款要交回。唯一一次是我上初一时，给父亲跑腿剩了5分钱，父亲那天心情好赏给我了，在我口袋里装了一个多月也没花出去。星期六下午从学校回家时，陈勇约我一块回。陈勇的家在我老家小学附近，他父亲是地质队的司机，他母亲周老师是我的小学老师，陈勇从小学到初二都和我同班，上小学时我们学习成绩差不多，上初中我成绩明显好于他。我回家必须要经过小学，所以经常遇到周老师。有一次，期中考试后她问我的学习成绩，我如实报告，她就说，我们陈勇是不是在学校上课没好好听讲，或者不好好写作业，我说没有啊，他学习很刻苦认真。她说，那为啥他学习退步了？我想了一下我俩在学校表现也没啥不同，唯一的区别就是他冬天穿得厚一些，因为经条件稍好一点打饭打得多一点。我就说，你给他穿得太暖和了，加上吃的有点饱，上课容易迷糊。那天在回家的路上，他说，你把我害惨了！现在我妈不让我吃饱，也不让我穿暖，你应该说我营养不良大脑供血不好。我赶快给他赔礼道歉，说我当时想不出啥好理由。走到火车站那个代销店时，他说，我口袋还有五分钱，我们买几个水果糖吃，以后我妈在问你啥，想好了再说。到代销店他掏出5分钱说买五颗糖，营业员说没有，只有一种圆球状的大水果糖，一毛钱五颗，陈勇说4分钱买两颗行不行，营业员说起点就是一毛钱五颗，我想起口袋里还有五分钱就凑一块买了五颗，分糖时他给我三颗我不要，说给他多分一颗就算我赔罪，他也不愿意，最后他把一颗糖放在窗台上，找了个小石头沿中线一敲，整整齐齐两瓣，一人吃了两颗半。
除了过年，平常是见不着糖的，好在大自然的安排总是那么有人情味。农历二三月，漫山遍野的野花开的姹紫嫣红，其中有一种紫色的花让我们特别兴奋，花苞长长的，中间是空的，里面藏着一滴带清香的糖汁，我和姐姐弟弟打猪草时经常能见到，立刻摘下来用嘴一抿，那一滴糖汁就进嘴里了，后来我知道那是丹参的花苞，但我始终没见过丹参花开的样子。
那时，所有地里都种着庄稼。由于种子都是从头一年收成中选的，种出来的庄稼也是很有个性。我老家坡地多，夏季漫山遍野都是玉米，绝大多数苞谷秆上都是规规矩矩的长一个大玉米棒子，也有表现超好的长两个而且籽实饱满，还有喜欢炫耀的把玉米棒子长在天花位置，也有少部分就像平胸的女人，只象征性的长个小玉米棒，撕开后只有很小个玉米芯，基本不结仔。这种玉米秆不太粗壮也不太高，但看起来紧凑结实，但恰巧这种玉米秆含有大量的糖分。初秋时节，远远的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赶紧砍下来大快朵颐。
大人们没钱给我们买糖吃，他们自己也没钱买酒。但逢年过节、给老人祝寿、农忙请人干活，没有酒是不行的，只能自己烤土酒。烤酒的原料有大米、玉米、红苕、马桑树泡、甜高粱秆，在饥饿的年代用大米和玉米烤酒基本不可能，红薯烤的酒据说喝着胀肚子，用马桑树泡烤出来的酒有微毒，所以沟里就有人种上一小块甜高粱秆。刚种上就被我们瞄上了，等到顶部抽出穗子就知道能吃了，打猪草时瞅着没人钻进去，砍一根迅速剁成短截装在背篓里用猪草盖上，找个没人的地方大爵起来。像我们这种“小偷糖贼”沟里有几十，最后等烤酒时甜高粱秆只剩一半了。
糖和过年的记忆深入骨髓，几十年来，随着时间越来越远，记忆反而越来越深。绝大多数从农村来到城市的人，都会有无法排解的乡愁，其实乡愁是无法回去的童年和少年。所以，糖吃到嘴里是甜的，但细细品味，其实后味都带着淡淡的苦或酸。
小孩子喜欢吃糖是天性，但经历生活磨砺的成人才真正懂得糖。糖不是生活中的必需品，如同生活中甜美不是常态，无论土糖和洋糖，都经历了水深火热与压榨，如同人，只有经历了平淡和艰难困苦才能体会生活的甜蜜，所以，糖把艰辛的苦和酸楚注入了灵魂。
琐忆文章8：买煤琐忆
文/吕铭康
这些年，我们青岛的许多人家，供热能取暖，供气可做饭，而以往这些都需要烧煤。近来入冬以来，外面天寒地冻，室内温暖如春。面对此情此景，我不由抚今追昔，感触良深。
我最为难以忘怀的是1960年。那年的冬天似乎来得特别早，也非同一般的冷。那是因为刚刚遭遇到“三年大灾荒”，一夜间大家都饥肠辘辘，因食物严重缺乏，连地瓜叶、榆树皮、蚂蚱菜、茅草根、酱油渣等都成了充饥之物，许多商品都是凭票证定量供应，棉花、衣服也非常奇缺。人们吃不饱穿不暖，都感受到饥寒交迫的滋味，有人还患上了营养不良的浮肿病。时年17岁的我，因父母双亡而独自谋生，更是苦不堪言。一个天寒地冻的清晨，我就带着煤证早早来到媒店门口，而此时早已排起了“长蛇阵”。大家都拉着那种用大轴承自制的“钢铃车”，带着麻袋、绳子和竹杠，我与邻居两家合作，好不容易待到媒店开门。办好凭证缴款手续后，大家就立即奔往煤堆用铁锨往麻袋装煤。在拖着沉重的“钢铃车”走过了一段平路后，由于我们是住在坡度极大的小胡同，当时地面是天然的山石铺成，坑坑洼洼凸凹不平，到家还足足有60多磴楼梯，幸亏是下沿。我俩就得一前一后用肩扛，一鼓作气搬到了家。此时，都已是气喘吁吁，汗流浃背了。紧接着又得赶回媒店继续……
我还跟邻居学会了在煤末中掺入黄泥加上水，搅拌成煤饼晒干。烧完的煤灰也舍不得立即倒掉，在等其凉透后仔细拣出其中没烧透的煤核（核：青岛人念hu四声）。买来定量供应的木柴，为了便于生炉子，就尽量把它劈得细细的。有时还带着小铲子，与小伙伴一起到普集支路一带街上摆放的原木材剥树皮，作为柴禾用。晚上临睡前，用湿煤封好炉子，上面放一壶水再露点缝隙，并把窗户敞开一点，预防煤气中毒。这样夜里能保暖，天亮不必再生炉子。那时，我还经常看到一些手拿扫把、簸箕的老人和小孩，在热河路或孟庄路等陡坡，争扫拉煤地排车费力上坡时洒落的煤，有人还用扫把顶一下煤车的后挡板，瞬间就散落得更多。还有不少孩子奉家长之命，到一些工厂门口从他们倾倒的煤渣中拣煤核。唉，这一切都是为了煤啊！
记得1973年年底。青岛市文学创作会在胶东路1号的市党校举行，因我当时主要是创作和发表了不少儿歌，就被安排在诗歌组。著名儿歌作家刘饶民坐在椅子背上，用那典型的莱西话高声说道：“‘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今天我作为诗歌组组长的第一道命令就是：会务组拉来煤了，现在全体总动员赶紧去搬煤，否则咱们得冻死！”话音一落，大家都哄然大笑，争先恐后地搬煤。可见，烧煤取暖是那时冬天的重中之重。
到了1980年代，逐渐开始改烧蜂窝煤做饭取暖。那时，还是得凭证和排队挨号，由于没有送煤工，就靠自力更生，院子里人家都有盛煤的煤池子，我搬来得晚没地儿建。起初，还没有那种装蜂窝煤的塑料筐，我就借媒店的地排车，小心翼翼地装卸且用木板托着一次又一次上楼，非常整齐地摆放在凉台。大半天的功夫，我们夫妻俩已经完全是筋疲力尽疲惫不堪了。不久，我的腰椎欠佳，就只好求助好友们利用假日帮忙，心里总是觉得很过意不去。国家实行市场经济后，所有商品取消了票证，媒店也有了专职送煤工了……
这些年，青岛城区的居民住房大都实现了集中供暖、供气，已经入住了新房的我也是受益者，深感今非昔比。此刻，蓦然想到了杜甫的著名诗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为此，我迫切希望“双气”能够早日在全市做到全覆盖！这样，我们家家户户不用再买煤了……
琐忆文章9：养猪琐忆
文/丁基荣
猪年春节，喜庆之余，不禁想起过去农户养猪的那些点点滴滴，一切如同在昨，历历在目。
“种田不养猪，必定有一输”“猪是农家宝，种田不可少”这些早被人们淡忘的农谚，在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特别是“农业学大寨”的高潮中，却是扬中地区大力宣传的口号，养猪，那就是政治任务。
扬中，长江中的冲积平原，没有山坡，没有森林，人均可耕地很少，养猪方式有别于其它地区。
圈养。只能圈养，不能放牧。那时居住条件很差，大都是茅草屋。人们用土坯在屋外倚着房子的篱笆墙搭建猪舍，有人家将厨房用篱笆一隔，一边烧饭，一边养猪。队里收工后，刚进家门，饿极的猪看见了主人，条件反射，一纵，趴在猪栅栏上嗷嗷地叫。尽管你饥肠辘辘，筋疲力尽，不把它安顿好，那揪心的叫声总不会消停。尤其是夏天，蚊蝇扑面，臭气绕梁，这样的人居环境现在看来不可思议，但这一切就是那时实实在在的生活图景。
垫圈。扬中人养猪大都用干土垫圈，这样所积的肥料多。每当稻子收割后，种麦之前，人们就要准备一年所用的养猪垫圈的土了。每户分得几块田取土，用铁锹挖成长七八寸，宽五六寸，厚四五寸的土块，扬中方言称“块头”（方言读为guàtóu）。晾晒几日，趁天晴突击把“块头”挑回家堆好，这是十分沉重的累活，人们舍不得白天落下队里挣工分的活，大多是开夜工干。孤儿寡母有困难的，左邻右舍总是心连着心，一召唤，七八个相帮的小伙子就到齐了，大家一块干。这时，主户人家日子过得再紧，也要搞一顿丰盛的夜宵款待大家。
打猪草。那时饲料粮极少，养猪多半靠瓜叶薯藤麸皮米糠泔水，春夏季节再打些猪爱吃的野草凑合着。那时老师很少布置课外作业，放晚学也早，根本没有什么补习班晚读班，学校一年还放两次忙假。放了晚学，孩子们书包一搁，就是打猪草割羊草。女孩子有耐心，总能装满一筐回家，调皮的男孩贪玩，往往筐里都装不到一半。一两次家长不问，次数多了，可不行了，严厉的父亲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拎着兔崽子往大腿上一按，一把扯下裤子，“啪啪”两下，“没出息的东西，这样贪玩！”当娘的最有护犊之心，既恨小家伙贪玩又舍不得孩子挨打，辛酸的眼泪簌簌滚下。其实，父亲打在孩子的身上，痛却在自己的心头，不愿为又不得不为，真是人生无奈啊！
出售。那时肉猪一般只能长到百斤左右，可出售了。收购员将猪一称，分量还要打个折，扣除几斤，说是吃得太足。然后松开捆绑的绳索，让猪站立起来，在脊背上从前到后一抹，使劲一按，再瞧瞧毛色的亮度，“二等！”脱口而出，通常只有二三等，很少有一等的。按等级论价，百十斤的猪可卖到四十多块钱，还奖励几尺布票几斤肉票二十几斤饲料粮票。这是全家大半年辛劳所得，喜不自禁，举家庆贺。当家的凭肉票买来一二斤肉，烧上一碗，一家老小美美地打一次牙祭，当然还要奖励打猪草的孩子，扯上一段花布给闺女做件褂子，买两尺蓝布给儿郎做条短裤衩，或买个铅笔盒一支水笔什么的。猪娃肯定还要买来饲养，上学的孩子又做起了他们永远做不完的“课外作业”——打猪草。
“牵脚猪”。这是扬中方言，所谓“脚猪”，就是种猪。牵脚猪，就是给母猪配种的手艺人。谁家饲养的母猪发情了，就请他上门，用绳子拴着，一手牵着，一手拿根藤条吆喝着，公猪边跑边哼咕边拱着地，不时撒尿拉屎。
“你骑呀，骑上它呀！怎么不骑呀？”常有一伙淘气的小孩拥上来取笑。
“看我抽死你们！没教养！”牵公猪的人挥起藤条，调皮鬼们一溜烟地跑了，边跑边笑边嚷，“有马不骑，傻子！傻子！”
这明明是一门不可或缺的职业，世俗的偏见，却认为这行当低下没有颜面，多受歧视，社会上得不到应有的尊重。直到各乡镇设立了兽医站，有了人工授精的配种服务，这些人也改行了。
祭圈。过年时或母猪下崽了，祭圈是件要事。人们在猪圈里摆上供品，点上香烛，一拜，再拜，又拜，期待，憧憬，梦想，尽在这深沉而虔诚的叩拜中。那时连人都缺医少药，何谈牲畜防疫？求神庇佑的美好愿望，结果常是失望，沮丧，怨恨，交织心头，痛不堪言。死猪死羊，时有发生，人们把它埋进土里（猪崽见多，较大点的肉猪一般舍不得埋掉），又往往被野狗刨出，荒郊野外常是腐烂发臭的猪羊尸骨，而环境的污染又加剧了病疫的蔓延扩散。
历史，以巨人的步伐跨进了新时代。当今，散户养猪早已画上了句号，集养殖、防疫、科研、销售、环保于一体的现代化大型养猪场正在逐步取代小规模养殖。让老百姓吃上放心肉是国家层面关注的大事，各级政府都不可等闲视之。
养猪，那些往事成了永久的记忆，记住它，珍惜当今，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琐忆文章10：拜年琐忆
文/张敦田
人年过古稀，就爱回忆旧事，偏是对那孩提时经历的事儿，记得极为清楚。新年已至，脑海中于是忆起小时候拜年贺岁的情景。
小时候，我记得有这样一句民谚：“老子回头，不觉重添一岁；孩童拍手，喜得又遇新年”。过年不仅老人喜欢，儿童们更为喜欢。我们小时候，把公历1月1日称为“新年”（俗称阳历年）。而把夏历正月初一则称为“阴历年”。直到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上做出规定：公历1月1日为“新年”，夏历正月初一为“春节”。从此就有了“春节”这个称谓。
春节是我国民间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春节不仅是我国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民间习俗的大展现，而且也是我国传统文化最集中，最完美地一次展示。我国的春节，历经千载，传承延续。虽然社会在发展，岁月在更迭，至今春节依然保持着特有的韵味和无穷的魅力。春节期间多种多样的年俗，更是丰富多彩。
年，是一年生活新的起点。人们总是把未来一年的理想和欲望，通过各种年俗，把它表达出来。在过年的众多习俗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拜年。据有关史料记载：“京师元日后，上自朝官，下至庶人，往来交错道路者连日，谓之拜年”。由此可见，明清时期，北京元日朝野拜年的盛况。
按照老兰州人的习俗，大年初一天明之后，就要打开大门，喜迎来拜年贺岁的客人。开门前，先要放三声炮仗，这叫“开门炮仗”。以炮声辞旧迎新，开门迎年。大年初一早晨，不能睡懒觉。平常瞌睡再大，这天都要早早起床。初一早起床，就意味着这一年“早起”，这是个口彩。起床后，男女老少都要着新衣冠，穿新鞋袜，个个打扮光鲜。
迎来新年之后，由家中的长者率家人晚辈，出门拜谒邻里亲友。即使是平日里少有往来的邻里人等，这时见面也要贺年问好，互拜于门。我们这些小孩子，只是跟在大人们身后，到各家去拜年施礼。每到一家，都要给长辈们磕头作揖行礼，嘴里还念念有词地说上几句拜年祝福的吉祥话语。拜完年后，主人还给小孩们象征性的给点年钱。
有些富裕人家，还在门首设一记事簿，这种记事簿，也叫做“门簿”。是专门用来记录那些登门拜年施礼贺客名单的。就是不设“门簿”的寻常人家，对登门前来拜年的新朋旧友，内亲外戚，也会铭记在心。那时候，邻里之间，亲朋好友之间拜年贺节，多是真心实意的，很少有什么功利色彩。
旧时代人们拜年的规矩是：“先家内，后家外”。拜年时间的安排顺序是：初一拜本家和邻里。初二、初三拜舅父母，姑丈，岳父岳母。初四、初五拜亲朋好友。兰州人还有正月初二，上坟给祖先拜年的习俗。按照旧俗，拜年最迟不得超过正月初十，超过初十就有慢待之意了。人们把年前拜年称为“拜早年”。初十以后拜年则称为“拜晚年”。丧家拜年要迟五天开始，否则就是不懂礼数。
另有一种“望门投帖”的拜年形式。在旧社会那些官宦人家，有钱人家，常常自诩清高，不肯亲自登门拜贺，便派人送去贺帖，这种贺帖也叫“红单”，类似现在的贺年卡。有四大才子之称的诗人文征明在《拜年诗》中写道：“不求见面帷通谒，各纸朝来满敝庐。我也随人投数纸，世间嫌简不嫌虚”。这种投笔拜年的方式，多为有钱人家，官宦人家所使用，寻常百姓鲜少采用。我说的这些，都是些六七十年前，拜年贺岁的古风旧俗，都是些老话了！
其实，人际交往，也是春节期间的主要内容之一。拜年活动，就是在节日里为人际交往架起的良好桥梁。人们通过拜年贺岁的方式，走亲访友，相互来往。邻里之间，亲友之间小小的矛盾或隔阂，许多不开心，不愉快的事儿，通过相互拜年即可烟消云散，一扫而光，亲密如初。
“拜年”这种习俗，自汉代产生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会出现一些新的拜年方式。近年来，每到春节期间，国家都要举行大型的团拜会，国家领导人向全国人民拜年问好。这种新兴的团拜方式，既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人民的关怀与祝福，也增加了人民的幸福感。这种团拜会，也是对千百年流传下来的拜年礼俗的传承和创新。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春节期间，人们拜年贺岁的方式也在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如今，电话拜年，手机拜年，网络拜年等等，已成为了与现代社会相适应、与当代文明相协调的新兴的拜年方式，这也是对我国传统拜年方式的一种创新和发展，并成为了一种新的时尚。从古至今，拜年的习俗一直在渐进式地变化着。历史上，周秦时代以及后世那些繁文缛节的拜年习俗和礼仪，而今已所存无几。然而，无论拜年方式如何变化，拜年传递友情，促进家庭团结和睦，增进友谊，和谐亲情，促进社会人际关系和谐的本义，却始终未变。拜年是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仪式和环节，也是培育民族精神不可或缺的形式。
拜年还是人们寄托乡愁感情的一种载体。现在，我们中的许多人，走出了乡村，来到了现代化的大城市，住进了高楼大厦，成为了“小楼一统唯寡人”的城里人。不过，无论他们在外面如何风光，也无论他们在异地他乡是贫是富，只要条件允许，他们都要带着儿女，回到自己的家乡，给自己的祖先拜个年，向家乡的父老乡亲们问个好。这种思乡念土的桑梓之情是割舍不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