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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散文1：戏迷老魏
出生在六十年代的人都知道文革时期的样板戏，它曾风靡一时。我记得上小学时，学校经常组织学生们学唱样板戏，并在全校进行汇演，演完后还要忆苦思甜，吃忆苦饭。
那时，我和班里一位女生选为领唱，站在最前面唱，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高兴之余还是有些紧张，有一次，为来访的阿尔巴尼亚人演唱样板戏《红灯记》，我还真是紧张地唱错了词，外国人听不出来错了，还连声叫好，拍巴掌，可台下的同学们已哄堂大笑了。
不过从那时起，我对京戏产生了浓厚兴趣，已至后来对其他曲种都很喜欢，尤其地方戏更是情有独钟。
有时还会跑到书店买几本专业书，没事时翻翻看看，甚至走到大街上听到有唱戏的也会顿足听上一段，就是爱好和喜欢而已，也算是半个戏迷吧。
老魏是戏迷，纯粹的戏迷票友，因为他喜欢唱戏，而且唱的是当地很少见的河南坠子戏。
老魏是秦皇岛人，我认识他也纯属偶然。
有一次去秦皇岛出差，办完事已是下午5点多钟了，当我快走到招待所时，不远处的文物博物馆边的土台上传来阵阵京胡声，我知道这肯定是一帮戏迷在聚会，我急走几步，上了土台，到跟前看个究竟。
这时，一位60来岁老人正唱一段地方戏，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类的地方戏，他不紧不慢地拉着一把胡胡，有板有眼地唱着，声音虽然有些苍凉，但非常有力度，高低音结合顺畅，唱腔流畅婉转，像是坐在炕头拉着家常话似的，这一霎那，我被它悠扬动听的音色所感染，甚至准确地说被震撼了。太好听了。
一阵叫好声后，他坐到了土台旁边，我便主动上前搭讪。
老魏是桥梁厂的退休工人，很小时候在老家山东就喜欢上了河南坠子戏，一直坚持学唱着。
他绘声绘色说，河南坠子戏起源于河南约有一百多年历史。流行于河南、山东、安徽、天津、北京等地。因主要伴奏乐器为“坠子弦”现在叫坠胡，用河南语音演唱，故称之为河南坠子。演唱者一人，左手打檀木或枣木简板，边打边唱。也有两人对唱的，一人打简板，一人打单钹或书鼓。还有少数是自拉自唱的。唱词基本为七字句。伴奏者拉坠琴，有的并踩打脚梆子。初期大多演唱短篇，也有部分演员演唱长篇。现代题材曲目都是短篇。另外，还有其他地方也有坠子戏，如深泽坠子戏，邢台坠子戏山东坠子戏等等。
老魏一口气说完后，看看我说，你也喜欢。我忙说，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么好听戏，非常喜欢。
老魏哈哈大笑地说，小老弟喜欢就常来听吧。他又接着说，退休了，没事就和几个喜欢戏的朋友戏迷来这聚聚。
夜色渐渐沉了下来，已是掌灯时分，老魏收拾起家当。小老弟明天见了，老魏亲切打这招呼，下了土台，嘴里又哼哼起河南坠子戏曲调，消失在夜色里。
我出差回来后，急忙在电脑里寻找河南坠子戏唱段，工作之余闭目欣赏着，我很感谢戏迷老魏，不时想起他，是他让我发现了一个好听的地方戏，给我带来生活愉悦，还让我知道不少河南坠子戏知识。
时隔两年后，我再一次去秦皇岛出差时，听土台上的戏迷朋友说，前一段，老魏得癌症去世了，送葬那天土台上的戏迷朋友都去了，为他送行。
他们还说，墓碑上还放着一把老魏生前唱戏用的心爱的坠胡。
六十年代散文2：货郎往事
文/翟正荪
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些摇着小鼓，行走在乡间小道上的货郎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笔者家乡陕西关中的乡下，常能看到他们风尘仆仆的身影。
我认识的货郎是位老头，个头不高，冬天穿着臃肿的黑粗布做的棉衣棉裤棉窝窝，腰里裹一条厚厚的粗布腰带。老头是邻村农民，春冬农闲出来溜溜担子，乡人叫他“摇鼓的”，他的鼓是一只旧且笨的拨浪鼓，两侧各一根辫子似的鼓槌，摇起来前后甩打，声音响亮且干脆。老头面善，人缘极好。一进村就有熟悉的大人小孩远远地站着向他打招呼：“摇鼓的，冷不冷？”老头也不答话，一边挑着担子走路，一边笑眯眯地举起手中的拨浪鼓，“不冷！不冷！不冷！”鼓声替老头做了回答。
老货郎挑着担子走街串巷，扁担两头是旧松木箱子。打开箱子，箱口上复一只木盘，木盘上摆的是些针、线、顶针、肥皂、煮青、煮蓝之类日常用品。货郎老头生意做得随和，若买主手头一时不便，可用鸡蛋顶账；若再不便，也可赊账。这时，老头便揭开木盘，从箱子取出一本厚厚的线订的账簿，取出毛笔和铜质的墨盒，一一放在另一边箱子的箱盖上。然后拔下铜质笔帽，斜着笔杆在墨盒滗了毛笔。然后侧过身子，一手端着打开的账簿，一手捏着笔杆和站在旁边的买主算账：“三根针。”“针，三根，中号，三分。”“两尺头绳。”“头绳，两尺，五分。”老头一边说话一边写字，泛黄的账簿纸上就多了几行流利且潇洒的行书。放在今天都是上好的书法。老头当过私塾先生，一笔好字是应该的。老头人和气，也并不全靠这副担子吃饭，有生意就做，没生意就和前来搭讪的村人拉家常。那些年冬天挺冷，常看见货郎老头挑着担子在残雪未化的村道上小心翼翼地行走，那“不冷不冷”的拨浪鼓声，至今想起仍令人心生暖意。
大约从上世纪60年代起，货郎们渐行渐远，后来几乎绝迹，邻村老货郎也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只是他的故事时有传闻。记得还是农村吃食堂饭那几年，就有传说这老头曾给毛主席写信，反映食堂饭吃不饱，村人得了浮肿病云云。有人佩服老头儿敢说实话的勇气，有人觉得老头迂腐得可笑，但更多的人担心这信毛主席能否收到。
那年天旱，我初中毕业回家务农。那天，我和队里十几个男劳力在村南的坡地锄包谷，太阳晒得满地包谷耷拉着叶子，汗珠子滴在地上刚湿了一点“吱”的一声就变白了。七上八下的锄头砍进晒得发烫的土地，只听见一片干燥的“嚓嚓”声。天气闷热，有人突然停下锄头没由头地问了一句：好久没见货郎担老头了，不知现在干啥呢？有人接茬说，他前几天曾见过那老头，是去公社开会的路上，老头是和他们村的四类分子走在一起，老头是四类分子中的坏分子。其间也有人停下锄头擦汗，但并无人接茬。那是一个人人自危的年头，谁也没有心情再追问下去，有关货郎老头的话题就这样被淹没在起起落落的锄头扬起的尘土中。
多年来，我常常揣测老货郎给毛主席写信时的情景，农村吃食堂饭那阵儿，正是上世纪60年代初。当时老货郎已不再挑着担子走街串巷，他也和其他社员一样扛着锄头上工放工，排着长队去生产队办的食堂打饭。当时“四清”和文革尚未开始，农民在街谈巷议中还可以发点牢骚，食堂饭则是最遭村人诟病的话题。也许那天下工后老货郎吃了从食堂打回的包谷糁稀汤仍然饥肠辘辘，他有话想说，这些话他已想了很久。他从当年的货郎箱子取出墨盒和毛笔，就着一盏幽幽的油灯，铺开一张纸，也许这张纸就是从当年那本账簿上撕下来的。依然是和当年一样潇洒的行书，他趴在炕桌上给远在北京的毛主席写信。他没有政治企图，甚至谈不上勇敢和勇气，只是想给国家领导人反映情况。他说的都是实话，他很平静，也很踏实；没有心潮澎湃，也没有跌宕起伏。他，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只是写了他认为应该写的一封信，尽了一个农民的本分，顶多尽了一个农村文化人的本分。事情就这么简单。
尽管这封信后来没有了消息，甚至有人怀疑毛主席真的能否收到，但一年之后，农村的公共食堂确实不办了，村人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活。如今，老货郎早已作古，偶与熟人说起那些旧事，似有隔世之感，然而于我，却总有些东西挥之不去。
六十年代散文3：夏日池塘的坚守
文/华子
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的夏天，农村男孩子的消暑时光，大多在村里的小池塘里度过。
那时的我十一二岁，经常和村里的同龄伙伴们，一有空就往池塘里跳。大人们千交代万交代，不让我们去池塘里洗澡（游泳），可我们总是把大人的话当耳旁风，偷偷跑出去洗澡。
村东还有个比较大的池塘，紧靠黄河大堤，是黄河发大水时冲积形成的，水面很大，淤泥很深，深不可测。大人们会在那里洗澡纳凉，也有胆大的孩子到那里游泳。
一天中午，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本家一个侄儿一头扎进池塘的淤泥里，再也没有出来……一个半大小子说没就没了，父母抱着孩子哭得死去活来，全村的人都在流泪，知情的人都在叹息。一位七十来岁、叫财的本家哥哥痛心地站了出来，说：“从今往后，每天中午我到池塘边看着，谁家孩子敢来洗澡，我可要狠狠地打。”
此后的每年夏天，财哥每天从十一点到下午三四点钟，都到池塘边看着。特别是暑假期间，更是特别注意，无论天多热他都从不间断。累了，他拉一条席子铺在旁边的桥底下躺一会儿，睁着眼不敢睡着。谁家孩子来了，他又吵又骂，拎起棍子就打，回去还要告诉他的大人……村里的孩子们只能在本村的小渠沟、小塘窝里玩。他在大池塘边，一坚守就是十二年，直到慢慢老去。
六十年代散文4：茶山旁的老故事
文/孙夕坤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当时我还是个小孩，那个时期的生活很困难，经常吃不饱，连烧火的柴草都不够，经常跟随父亲到茶山里拾柴回家做饭，每天都能捡到大捆的干树枝，还经常捡到滑溜溜的松蘑。茶山里，物华天宝，像一位天地之间大舍大慈悲的菩萨，帮我们度过了那个又饥又饿的灰色年代。
说起我出生的小村庄还有一段古老的故事。我们祖先老家是清朝时茶山脚下的上洄村，康熙十九年，由于上洄村人丁兴旺，导致人多地少，于是勇敢的两兄弟就从茶山上洄村搬到这里。当时这里还是杂草丛生、起伏不平的一片荒地，凭着年少气盛的斗志，他们辛辛苦苦地平整好土地，感动了茶山观音菩萨，托梦给两兄弟，说这个地方曾经有位武生赶考路过，饥饿难耐，在草丛里捡到了一个大灵芝，吃过后，浑身充满智慧和力量，进京后考取了功名，成了大将军，后来率军在此打过七次仗，仗仗捷胜，于是梦醒后他们兄弟俩个就把村名定为七仗村（现在称为七丈村），刻好村名的那一天中午，有两个姑娘路过此地，仿佛天赐般地和兄弟俩在此地相遇，一见钟情，并于十五晚上以月老为媒定下终身，从此，七仗村一代接一代兴盛起来，村庄越建越大。
那个时期每年除夕，由于远祖在上洄村，所以七仗村的晚辈们都会结伴去茶山脚下的上洄村给祖先拜年，去了早了祠堂不开门，去了晚了还会被视为失礼，后来我村祖先商量，正月里将家谱抄下来，“请”回七仗村祭拜，还把上洄村坟墓启开将祖先遗骨“请”
些回村，在我村东北方向筑了三个大坟（1958年推平），此后，再也不用去很远的上洄村给祖先拜年了。
就这样，我们祖祖辈辈靠山吃山，到了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茶山，在党和政府的指导下，勤劳朴实的茶山人建成了国家AAAA级风景区，又修通了平度直通茶山的旅游大道，既解决了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又把茶山周边的四季水果，从田间地头销售给了百万游客。茶山周边的村都靠旅游致富了，人民乐了，富裕起来的农民无不感恩党的好政策，希望家乡更美好。
六十年代散文5：难忘罐头瓶
文/司文
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农村娃，基本上都知道“背馍”是咋回事。那时候交通不方便，住校的学生多半离家比较远，每周日下午从家里走的时候有两件事必须安排好。
一是装一袋子馍背到学校，这是一周的主食。当然冬天一次可以背一周的，其他季节只能背三天的，因为时间长了，馍就发霉，所以我们这些住校生每周三下午可以再回家背一次馍。
男孩子一般每天吃四个馍，女孩子大概吃三个。学校免费提供开水，所以早餐很简单，就是开水泡馍，掰一个馍，放一点盐，倒一缸子（带把的搪瓷缸子就是专用饭碗）开水就行了。
第二件就是装一罐头瓶咸菜，这是一周的菜品。那时候农村家里有学生的，一般都要多准备几个罐头瓶，玻璃瓶很容易碎。如果家里没有罐头瓶，就得向邻居借。因为只有逢年走亲戚的时候才会买罐头那样的高档礼品。记得有一年春节我去姑妈家走亲戚，姑父姑母用黄桃罐头款待我们好几家的亲戚，每人可以分一小片黄桃，我怕别的孩子和我抢罐头瓶，主动要求放弃吃那片黄桃，坚决要那个罐头瓶，惹得大家都笑了。
大部分农村娃家里都没有钱，食堂里那些简单的炒菜是专门供老师和城里学生的。我们住校生几乎每人都自带一罐头瓶咸菜，有的是生白菜、腌黄瓜或者萝卜丝，绝大多数都是胡萝卜丝白萝卜丝交替带。午饭的时候就倒出一点自带的咸菜，买一碗玉米糁稀饭（从家里带上生玉米糁兑换成粗粮饭票），再吃两个馍。晚饭也是开水泡馍，只不过可以拨一筷子咸菜。有的同学分配不好，如果这次带的咸菜好吃，头几顿就放开吃，结果到最后一两天就干瞪眼。
几十年后的今天，物质已极大丰富，新鲜的蔬菜水果四季都能吃上。但我逛超市还会买一些罐头吃，吃了里面的果肉仍然舍不得扔掉罐头瓶，我会把它洗得干干净净，还和从前一样，把它倒扣在案板上空干水分，然后再放别的东西。
六十年代散文6：怕吃肉
文/刘明亮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我，小时候家里的主食就是红薯，秋冬吃红薯，春夏吃红薯干，红薯的窝头、饼子、面条。红薯叶有时也是美餐。过年吃肉对我来说是太难太遥远了。
我大哥1973年给一家食品站干活，回到家给我讲食品站有猪肉，过年会分给一点肉。我瞪圆了眼，默默地听着，等着年的到来，等着哥带回肉来给我解馋。那年腊月二十六的傍晚，哥回来了。我看着我娘把那些“肉”放到里屋铺柜上的盆子里，“肉”的香味弥漫了整个屋子。我看着娘在和我哥说话，就悄悄地溜进了里屋，登着凳子把带着皴的小手伸进了放“肉”的盆子，抠了一块，放进嘴里。我溜出屋门，听到了娘的喊声，娘越喊我越跑，这块“肉”在我的嗓子里咽不下去吐不出来，噎得我上不来气直翻白眼。我跑到了胡同北头，这块“肉”终于滑到了肚子里，我的气也喘上来了。从此我对猪肉产生了恐惧。
猪肉我是不吃了，但牛肉还在诱惑着我，当时生产队有牛，但不能随便宰，第二年队上的老牛经公社批准可以宰一头，牛头是通过抓阄的方式分的，我有幸抓到了牛头，心里那个乐啊！我得意地对娘说：“这牛头是我抓的，煮熟以后我得先吃，得管我吃饱。”叔叔帮着把牛头收拾好了，我看着下锅了，牛肉的香味在整个院子弥漫，馋得我直流口水，肉还不烂我就吃了一块。肉熟了，我的小肚子也胀起来了，半夜里我上吐下泻，几天吃不下饭去。从此我对肉产生了莫名的害怕。
改革开放了，好日子来了，我也长大了。我结婚后第一次去岳父家吃饭，岳父弄了一桌子肉菜，什么红烧肉、米粉肉、猪耳朵、猪心、猪肝。我对象、妻弟都只吃青菜，把肉夹给我，可我就是不敢吃。吃完饭我把我对象叫到一边，讲了“肉”当年怎么噎的我，怎么撑的我。妻子听后扑哧笑了，她说：“你当年吃的不是猪肉，是猪油；再就是，牛头不熟，你吃得太多。”我这才恍然大悟。
六十年代散文7：故乡的甜水井
文/来宝胜
爷爷于六十年代盖起几间瓦房，在距离房子不远处的小山湾挖一个水井，小山湾就取名水井湾。水井四周是繁茂的荆棘蒿草，井深不过三尺，水从山体渗出流入水井，叮叮作响。
雨季山体渗水多，手指头粗细的一股清流汇入井内，井满了溢出井外流走，干旱时节季节，流出的水只有麻线丝儿那般细细的一股，只是勉强够用，个别年份，夏季伏旱日头暴晒四五十天，早苞谷叶子干得能点着火，水井再也渗不出水来，干的见了底，只好到一里地之外的陈家水井去担水。
水井寂寂无声，像无言的守望者陪伴主人，老水井的水质优良，清冽甘怡，烧水壶十几年没有水垢。
老水井是附近几家吃水的水源，强壮劳力用木水桶担一满担，百八十斤。挑着一担空桶到水井，要么是用水瓢舀，要么是提桶瓮到水里一满桶提起来。从六七岁开始，我们姊妹开始用烧水铁壶提水，再大点儿是姊妹俩抬半桶水，再大了挑半担两个半桶水，十六七岁后挣扎着挑回满担的水。
从家里到水井这段几十米土路石台阶，留下我们姊妹不断长大和同心协力抬水的足迹。个别时候水井干了，就到陈家水井担水，也到白杨树湾担水。白杨树湾到家里是很陡的上坡，扁担把肩膀磨生疼，心里念叨着，快到了，不远了，或是想点别的，硬是憋着一口气把水担回去，在这段路担水，磨炼了我的意志和耐力。
有水吃的时候没觉得水珍贵，缺水时才知道没水吃的日子有多艰难，为了省水，一家人共用一个脸盆洗脸，洗脸水用来洗脚，洗完脚的脏水用来喂猪。
家乡人对水井的感情特别浓厚，在井边担水时，互帮互助，打水时互相谦让，手里忙着活计，嘴里拉家常。他乡相遇，如果有人说我们是共一个水井的，那是真正的相邻。离开生养自己的故乡叫背井离乡，可见水井于人，是第二生命。
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一些农户选择高处较远的水源，挖了水井埋下塑料水管，直接把水引到家里的水缸，有的修了水窖用水泵把水抽到家里，因为用水条件的改善，乡民们的生活条件有了根本改善，更加注重生活卫生，人也变得清爽干净，越来越活出人的样子来。
六十年代散文8：生在六十年代
文/张瑾
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人，父母没钱给他们买玩具。那个年代里，乡村的供销社几乎没有卖玩具的，即使有，做父母的也没有钱给孩子买，孩子们也没有缠着大人们要。不过，没玩具不等于他们不玩耍，不会游戏。俗话说，好玩是孩子的天性。他们因地制宜，因陋就简，自做玩具，三五成群地玩游戏。男孩们常在一起推桶箍、抽陀螺、打弹子……女孩们常聚在一起踢毽子、丢沙包……可以说，他们的童年，物质虽然贫乏，但精神生活是丰富的。
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人，不讲究穿戴。由于吃饭还成问题，他们根本不能讲究穿戴。穿的衣服大多是粗布，有黑、白、蓝三种颜色，春天穿两件布衫，夏天单衣单裤，秋天穿夹袄，冬天穿棉袄、棉裤。家庭条件好一点的孩子，每年春节，能添一件或一身用涤纶、洋布做成的细布衣服。“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是那一代大多数农家孩子穿衣的写照。
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人，很小的时候就劳动。五六岁的时候，他们胳膊上挎个篮子，在春天的阳光下、和风里，去麦田当中掐各种野菜；八九岁的时候，他们会放牛、放羊，也喂猪，还在落霜满地、寒气袭人的严冬用筢子去搂树木、庄稼的枯叶；从十一二岁起，在假期，他们开始和大人一起下地耕种、锄草和收庄稼。他们都过早地体验了劳动的艰辛。
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人，精神生活贫乏却富足。由于物质匮乏，也别奢谈什么精神生活了。他们一年当中能听几次瞎子说书、能看几场露天电影或者能翻上几本破了皮的小人书会成为他们终生的记忆。即便如此，那个时候，也没有多少人感到无聊、精神空虚。
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人，父母子女之间不言爱。父母子女之间的爱只能藏在心里。即使在书信来往中，也几乎听不到父母说“孩子，我爱你”或者子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们”之类的话语。
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人，与父母很少沟通。他们思想上有了疙瘩大都憋在心里，很少向父母倾诉。他们解决思想包袱的途径是向朋友诉说，与朋友交流，或者自生自灭。因此，有时候，他们活得并不轻松，甚至可以说很沉重。
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人，父母的教育方法很简单。父母教育孩子，经常说的就是“到了学校，听老师的话，好好学习，长大才能有出息”这句话。对子女的学习，父母却从来不多过问。
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人，与异性不说话。在那一代的思想意识里，男生不搭理女生，那叫正派；与女生说笑打闹，那叫“流氓”、“坏”。女生同样坚守着“男女授受不亲”的虚伪。这种道德禁锢着他们的思想意识，使他们不能正确理解和看待男女生之间的交往。
其实，每个时代出生的人都有各自的特征。出生在六十年代的人，虽然经历了天灾人祸，但也赶上了国家进行改革开放，大力发展教育的第一班车，高考制度的恢复和教育的一度蓬勃发展，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
总之，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人，童年虽然饱尝了苦，但长大成人后也尝到了生活的甜。他们是幸运的，也是幸福的。
因为，我就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