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琐忆散文1：童年琐忆
文/乔厚民
我的老家是离县城不远的一个村庄，名叫掉铃桥。相传唐朝时，韩愈骑毛驴访友路过此地，把毛驴的铃铛掉在村口的桥上，就有了这么个村名。
村子的旁边有一条河，叫谭峪河。我常和小伙伴在河里玩耍。夏天因为要灌溉庄稼，村北的水坝会关闸蓄水，河水更深。我和伙伴光着身子跳进河里打扑腾，在水里玩一阵子，再上岸晒太阳，偶然有女孩子路过，害羞的我们便会迅速跳进水里藏起来。
最开心的是，有时候上游的化工厂会排放生产炸药的污水，河里的鱼便会浮在水面呼吸。伙伴们把网兜绑在竹竿上，伸进河里捞鱼，运气好的，捞一盆子是不成问题的，这意味着可以好好吃一顿鱼了。
那年九月初的一天，我正和几个伙伴在村子的庙门前玩弹球，二哥走过来拉住我，说要送我去上学。因为正玩得美，我不愿意跟二哥走，抱住身边的柏树不放。二哥硬掰开我的手，拉着我往学校走。我一边走，一边哭，心里还是不愿意去上学。就这样，我被二哥硬拉到了学校。
进了校门，到了一个女老师面前。二哥对那个女老师说：“崔老师，我带我弟来报名。”
“你弟几岁了？”崔老师问道。
二哥回答：“我弟七岁了。”
我一听，马上喊道：“我不是七岁，我才六岁。”
二哥急了，对那个女老师说：“崔老师，别听他的，他已经七岁了。”
那个女老师半信半疑地看了看我，然后对二哥说：“那好吧。”
说完，就开始给我办报名手续。
我就这样开始了上学生涯，结束了天真烂漫的孩提时代。
那天给我报名的崔老师，后来教我们语文，也是我们的班主任。崔老师上课戴着眼镜，看起来很文静，可实际上特别严厉。上课时如果看到有捣乱的学生，她手里的教鞭会毫不犹豫地敲过去。我虽然成绩好，可上课老爱做小动作，为此，没少挨老师的训。不过，因为学习好，老师的教鞭总是在我头上晃一下就拿开。
说来也怪，那么调皮的我，对学习却一点也不马虎。放学回家后，就会自觉地趴在家里的窗台上写作业，从不用别人督促。这一点，也让母亲省了不少心。
到了暑假，我又和小伙伴疯玩开了。除了下河玩水、门口玩弹球，有时也会去村南的竹园里玩。那竹园有几十亩，望不到边的竹子长得密密麻麻，外面再热，里面也是阴凉的，自然是孩子们夏天的又一个乐园。那时的竹园，不只是村子的一道风景，而且是村里的一份收入。生产队用的筐、牛笼嘴，都是用竹园的竹子编的。各家各户的担笼、盖房搭的架子，都要从村上买竹子来做。竹园里除了爱唱歌的鸟儿，还有老鼠和黄鼠狼出没，偶尔也会有野鸡。有时，我们在竹园里无聊了，就会用盆从河里端水，往竹园地上的窟窿里灌，老鼠和黄鼠狼都被灌出来过，可怕的是，有时也会跑出一条蛇来，吓得我们四处乱跑。
七月下旬，包谷锄过二茬以后，队里基本没什么农活了，母亲就去城里看望父亲，只留下我们兄弟几个和爷爷在家。母亲不在的时候，早饭和晚饭还好办，爷爷会给我们熬米汤热馍吃。可午饭就惨了，因为爷爷不会擀面，只能给我们打搅团。爷爷用擀面杖在锅里搅的时候，我就在下面烧火。爷爷在灶上搅个不停，我在下面风箱拉得更欢。知道我不喜欢吃搅团，爷爷就把舀完搅团后留下的锅巴，用清油一焙，稍微烧几下火，然后铲下来给我吃。那东西倒也挺香，吃得我美滋滋的。当然，这待遇几个哥哥是享受不到的。
八月，母亲从西安回来了，家里的生活又恢复了正常，家门口闲坐的大娘大婶又和原来一样多了。
琐忆散文2：老屋琐忆
文/胡剑英
父亲结婚后，搬出了大家庭，得空就自个挖沟泥放土砖，去一个叫刘家村子的烧窑点收集废砖断砖，和母亲白手起家。那时他在社队企业上班，每年有年终结算，加上平常一点积蓄，每年都要加一间屋子，老屋可真来之不易。
我住的那间房子是由猪舍改建的，原因是我在上中学，又闲静少言，就把姊妹撵到了靠村路的一间正屋里。我在这间自己的小屋读了一些文学名著，诗歌也涂鸦不少。有天夜里停电，我在蚊帐里点了蜡烛看书，迷迷糊糊竟然睡着了，幸亏母亲进来看我，才避免了一场火灾。
实行土地承包后，村上楼房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我家的变化是房屋变破旧了，静夜里我听得到老鼠在墙壁里吵闹。父亲迷上了赌博，爷爷骂过他好几回，说儿子年纪不小了，这样的家境，有哪个妹子会嫁过来！姐姐看不过，就买了888滑石粉刷墙，还在家里贴了几张画。
后来，姐姐为我介绍了一个在皮鞋厂打工的乡下女孩，她叫秋香。我去找她，她的同事都笑说：“唐伯虎来啦。”有次她来我家玩，发现了我家房子漏雨，她倒不太在意，安慰我说，以后我俩努力挣钱另起新屋就是。就是这样一个质朴善良的好姑娘，就是这样一位和我约会完后还要赶到车间加班的好女孩，我却嫌她不够浪漫而与之分手了。其实，她父亲来我家看过，是反对我们交往的，叫他女儿不要从鸡窝里跳到鸭窝里。秋香却喜欢我诚实，说我又有点像她宿舍里挂的乖乖虎苏有朋，仍愿和我在一起。她甚至利用不多的休息日，跟住本地的同事学栽菜，说是以后帮得上我家忙……
后来拆迁，家家有四楼，笑语一片。我避开那些花里胡哨心思可疑的相亲女子，想找到《普希金抒情诗选集》下册，却没有找到，可能是搬家时搞丢了，只有老屋的记忆和对秋香的怀念让我久久无语。听姐姐说，她找了个也住郊区的男孩子，开了个夫妻皮鞋店，有个儿子。时光如水，诗集的上册她还保留了吗？那是当年在小屋幽静的西窗下，我送她的礼物。书页间应埋藏了她的笑和泪。
琐忆散文3：买煤琐忆
文/吕铭康
这些年，我们青岛的许多人家，供热能取暖，供气可做饭，而以往这些都需要烧煤。近来入冬以来，外面天寒地冻，室内温暖如春。面对此情此景，我不由抚今追昔，感触良深。
我最为难以忘怀的是1960年。那年的冬天似乎来得特别早，也非同一般的冷。那是因为刚刚遭遇到“三年大灾荒”，一夜间大家都饥肠辘辘，因食物严重缺乏，连地瓜叶、榆树皮、蚂蚱菜、茅草根、酱油渣等都成了充饥之物，许多商品都是凭票证定量供应，棉花、衣服也非常奇缺。人们吃不饱穿不暖，都感受到饥寒交迫的滋味，有人还患上了营养不良的浮肿病。时年17岁的我，因父母双亡而独自谋生，更是苦不堪言。一个天寒地冻的清晨，我就带着煤证早早来到媒店门口，而此时早已排起了“长蛇阵”。大家都拉着那种用大轴承自制的“钢铃车”，带着麻袋、绳子和竹杠，我与邻居两家合作，好不容易待到媒店开门。办好凭证缴款手续后，大家就立即奔往煤堆用铁锨往麻袋装煤。在拖着沉重的“钢铃车”走过了一段平路后，由于我们是住在坡度极大的小胡同，当时地面是天然的山石铺成，坑坑洼洼凸凹不平，到家还足足有60多磴楼梯，幸亏是下沿。我俩就得一前一后用肩扛，一鼓作气搬到了家。此时，都已是气喘吁吁，汗流浃背了。紧接着又得赶回媒店继续……
我还跟邻居学会了在煤末中掺入黄泥加上水，搅拌成煤饼晒干。烧完的煤灰也舍不得立即倒掉，在等其凉透后仔细拣出其中没烧透的煤核（核：青岛人念hu四声）。买来定量供应的木柴，为了便于生炉子，就尽量把它劈得细细的。有时还带着小铲子，与小伙伴一起到普集支路一带街上摆放的原木材剥树皮，作为柴禾用。晚上临睡前，用湿煤封好炉子，上面放一壶水再露点缝隙，并把窗户敞开一点，预防煤气中毒。这样夜里能保暖，天亮不必再生炉子。那时，我还经常看到一些手拿扫把、簸箕的老人和小孩，在热河路或孟庄路等陡坡，争扫拉煤地排车费力上坡时洒落的煤，有人还用扫把顶一下煤车的后挡板，瞬间就散落得更多。还有不少孩子奉家长之命，到一些工厂门口从他们倾倒的煤渣中拣煤核。唉，这一切都是为了煤啊！
记得1973年年底。青岛市文学创作会在胶东路1号的市党校举行，因我当时主要是创作和发表了不少儿歌，就被安排在诗歌组。著名儿歌作家刘饶民坐在椅子背上，用那典型的莱西话高声说道：“‘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今天我作为诗歌组组长的第一道命令就是：会务组拉来煤了，现在全体总动员赶紧去搬煤，否则咱们得冻死！”话音一落，大家都哄然大笑，争先恐后地搬煤。可见，烧煤取暖是那时冬天的重中之重。
到了1980年代，逐渐开始改烧蜂窝煤做饭取暖。那时，还是得凭证和排队挨号，由于没有送煤工，就靠自力更生，院子里人家都有盛煤的煤池子，我搬来得晚没地儿建。起初，还没有那种装蜂窝煤的塑料筐，我就借媒店的地排车，小心翼翼地装卸且用木板托着一次又一次上楼，非常整齐地摆放在凉台。大半天的功夫，我们夫妻俩已经完全是筋疲力尽疲惫不堪了。不久，我的腰椎欠佳，就只好求助好友们利用假日帮忙，心里总是觉得很过意不去。国家实行市场经济后，所有商品取消了票证，媒店也有了专职送煤工了……
这些年，青岛城区的居民住房大都实现了集中供暖、供气，已经入住了新房的我也是受益者，深感今非昔比。此刻，蓦然想到了杜甫的著名诗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为此，我迫切希望“双气”能够早日在全市做到全覆盖！这样，我们家家户户不用再买煤了……
琐忆散文4：过年琐忆
文/潘硕珍
放鞭炮
孩提时代，最盼过年。女孩除了能吃上白面肉菜，还能穿上花花绿绿的新衣裳。比起杨白劳给喜儿割二尺红头绳来说，生活在今天的女孩子们，应该感到幸福了。而男孩子盼过年的心情，可以用放鞭炮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男孩喜欢放炮，大概是想锻炼自己的胆量吧！从大年三十晚上开始，一般人家都要给家神爷和死去的祖先点清油灯，掌柜的烧香磕头时，放鞭炮的事情自然交给男孩子去干。手头拮据的人家，买的大炮和鞭炮数量有限，根本过不足男孩的瘾。那50响或100响的鞭炮，只能用香头点着一枚一枚地放，总是稀稀落落的。而富人家放的大炮底气十足，几百响的鞭炮一起鸣放，放出了喜气连天的效果。正月初三到坟上送过纸后，似乎听不见男孩子们耀武扬威的大鸣大放了，女孩子们也就不用对他们躲躲闪闪，开始了正常的交往。
贴对联
腊月二十九、三十日，人们忙着求人写对联，按大年三十晚上吃年夜饭前，一定要将表示辞旧迎新的春联贴到门框上。常有提着礼品春风满面的拜年人，走到那家大门，不急于敲门喊主人，却先要欣赏春联的内容和书法艺术。我记得那时2006年6月初，我随同事们赴甘肃通渭县城参加普通高考监考，抽空穿街走巷，发现红纸褪色的春联依然历历在目，都是不错的书法作品，不像咱们岷县人的春联，大多为印刷品。“通渭人爱字成风，写字也成风……”（《贾平凹《通渭人家》）
那是上世纪70年代，农民大多不识字，他们常常自嘲道：字，字，黑嗒嗒，它认不得我，我认不得它。不穿新衣裳照样过年，门楣上可不能没有对联。贾平凹中篇小说《晚雨》中的王娘，就是不识一字的农村妇女。她开了一爿饭馆，别出心裁地，画碗圈替字，凑成了一副对联。毛笔字写得好的，一般人家拿上红笺墨汁，说了不少人情话，都央不动。于是，凡上过小学或初中的，在他们的一片恭维声中，哆哆嗦嗦地提起毛笔当众献丑了。至于对联的内容，大都是春风化雨、政策归心、国泰民安、桃红柳绿的意思，是从黄历上现成抄来的。
“如果怀有才气，当然可以自制春联，不过对仗要工，平仄要调，并不是上下联语字数相同即可充数。”（梁实秋《对联》）“春联的内容不一定都是吉祥如意的字眼，有时也是文人抒发郁闷的工具。抗战时期就有两副有名的春联：‘年年难过年年过，处处无家处处家’、‘说什么新年旧年，还不是昨日今朝’，便道尽了离乱人的辛酸。”（国风《中国农民的传统生活》）数年前的正月，去乡下给亲戚拜年，见一农家大门上贴的对联，竟是家长口授念小学二年级的儿子，用竹篾蘸着墨汁写的，真正的孩儿体，其文为：“世事如棋难预料，人心不足蛇吞象。”
著名作家莫言在短篇小说《月光斩》里讲了一个与春联有关的故事：“县城东门外，原有个东关村，村里有户铁匠，姓李，李铁匠六十丧妻，三个儿子，陆续成人，都无妻室，跟着父亲打铁为生。父子都是文盲，春节时，请村里一位曾经当过私塾先生的人写对联，那人好谑，提笔写道：一门四光棍，父子八大锤。横批不合规矩，只有三个字：硬碰硬。此联大为有名，县城的人都知道。”
贴对联也需要懂得对联的知识。我就知道一位善于解方程的中学老师，将老丈人（也是当地一位书法家）写的两副对联，贴得驴唇不对马嘴。丈人应邀去女婿家做客，看到自己的书法作品，受到如此“委曲求全”的待遇，亲手撕去春联，转身回家了。这乃是春联的不幸，书法家的不幸。
糊窗花
二姑妈没进过一天学堂，可她心灵手巧。每年隆冬季节，二姑妈撇下手头的针线活不做，义务给我们几家剪窗花。她听到我放寒假的消息后，便上门央我给她画图案，就可以省去她的一道工序（我念小学时，没有专门的美术老师教我画画，画画的启蒙老师竟是我父亲。父亲在山外的高小读书时，画了一本西游记人物绣像，那孙悟空真是猴模猴样，而猪八戒的两扇呼呼生风的耳朵，酷似父亲种植的家烟叶子）。我画不出王相卧冰、孟宗哭竹等宣扬孝悌观念的人物画，只能画几朵开得不像样的花卉，二姑妈还夸我画得像。都说巧人命苦，二姑妈出嫁后，家庭不和，25岁那年，不明不白地离开了人世。从此，我们几家过年时，只好到城里买雕版印刷的窗花，烘托春节的气氛了。父亲教会了我糊窗花的办法后，我就成了大忙人。我家的两合窗子，各为64空，糊完窗花，差不多要牺牲一天的宝贵时间。糊窗花要心细，类别相同的讲究它的对称，还不能糊反——图案朝外，室外的光线自然将花子投影到室内。
贴年画
刘姥姥说：“我们乡下人到了年下，都上城来买画儿贴。”
我能记事的年龄当在五六岁，腊月二十一日那天，岷县城逢集，父亲早早起来，随同乡亲们进城置办年货，直到下午6点左右才能赶回家。父亲办的年货里，少不了几张年画、窗花和废旧报纸。那时候，年画都在新华书店销售，不能满足城乡居民对精神文化产品的需要，形成了抢年画的习俗。
父亲绽开年画，让我饱个眼福（我其实没看清楚）后，怕我摸脏了画面，迅速卷起来，放在我够不着的地方。腊月二十三早晨，父亲喝过罐罐茶吃过馍馍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挪出瓶瓶罐罐，清扫屋梁和墙壁上的尘埃，下午用干净黄土和泥，将灶房粉刷一新，贴上雕版彩印的灶君像。腊月二十六日以后，父亲开始打扮烟熏火燎的房屋：糊窗花，拿出过时的报纸，裱糊墙壁和仰尘，等窗明几净后，方绽开崭新的年画，有八部样板戏中的《红灯记》《沙家浜》《龙江颂》等。
我上10岁以后，独自带上礼品走出山沟给外爷拜年，拿上哗哗作响的压岁钱，吃饱喝足后，还不肯离开，目光贪婪地扫描外爷家贴在土墙上的年画，无非是白胖娃娃抱鲤鱼，刘海戏金蟾。倒是窗扇子上对称贴着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很合我的眼光。十几年来，连续给外爷拜年，那幅年画如同外爷的面容，愈来愈晦暗，直到隐藏进时光的背后。
1980年以后，随着古装戏的复兴，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出版的年画贴上了寻常人家的墙壁。我家墙壁上的年画有《三休樊梨花》《景阳岗武松打虎》《牛郎织女》等。我在山外读初级中学的时候，借到了《红楼梦》，在家里抽空读得津津有味时，被父亲一番呵斥，打断了我的“才子佳人梦”，不然我会将诸如宝黛读书、黛玉葬花、宝钗扑蝶等年画贴上我家墙壁的，一定会让识文断字的乡亲们既羡慕又嫉妒。
父亲会画画，因而讲究庭园设计和居室布置。父亲年轻的时候，不怕吃苦，宁可饭吃得差些，衣裳一定要穿得干净，房子要收拾得整洁。他对世俗生活的热爱可见一斑。
观礼花
正月十五晚上，吃过饺子，集体娱乐活动就是看花。礼花不比鞭炮，只有给神许了愿心的人家，才能买几筒礼花放放，引来满院子的观众欣赏。那礼花虽然很朴素，绽放出来的却是农人们花好月圆的美好愿望。观看乡下的礼花，总有意犹未尽的遗憾。
我在十二三岁的光景，大我四岁的三叔带上我给川区的几家亲戚拜年，磨蹭到吃过夜饭，顺便去城里观礼花。那时的县城，居民住的都是平房，家家房顶上摆放着几盆斗花。夜幕完全降临后，主人搭着梯子登上房顶，先将缠在木棍上的一串鞭炮点燃，举向街道上空，噼噼啪啪的响声十分密集。我与三叔赶紧用双手捂住耳朵，躲进屋檐下，生怕不安分的爆竹会钻进脖子里，炸个人仰马翻。紧接着，斗花释放出五彩缤纷的焰火，花团锦簇般朝夜空绽放。我本能地，用衣襟护住头皮，担心红铜片似的花瓣凋落下来，会烧焦我那稠密的发缕。我感觉自己中了城里人的十面埋伏。十五夜晚的观众，摩肩接踵，你推我搡，我被人家挤倒在地，又挣扎着站立起来，好在那时民风淳朴，没有乱扔花炮的五鼠和欺侮良家子弟的高衙内。观罢礼花，还能看一场不用花压岁钱的露天电影。晚上10点以后，我和三叔踏着明媚且带有寒意的月光，迈上了崎岖而遥远的回家之路。
唱大戏
乡下人把戏曲演员称呼为戏子匠。戏子匠于正月初一、初二、初三这三天，抓紧时间给亲戚朋友拜年，初四日以后正式登台亮相，他们就身不由己了。演员正式登台唱戏，又叫踩台。踩台一般都在下午进行，戏台上的红色幕布早已垂挂下来，拉板胡的乐师调试弦索，打手鼓的乐工，也在擦拭鼓面上的灰尘，凑近火盆烘烤，使鼓面膨胀起来。演员们对着镜子涂脂抹粉，试穿蟒靠。化完妆的戏子匠，在幕后试唱，或温习台词。
吃过早饭的观众，或抬长板凳，或徒步行走，纷纷涌进戏场。只见一个老汉，手拿戏台上使用的马鞭，在戏场一角打秧歌，唱的什么，如今回忆不起来了，大意就是祈祷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接着，庄里尚武的老头，迈着铿锵的步伐，走进观众围成的圆圈内，赤手空拳耍了几招，赢得了观众的喝彩。乡下人把有武术的人，叫做拳棍手。拳棍手穿着黑色的棉袄棉裤，皱巴巴的布腰带一头悬挂在裆部，随风摇曳，潇洒极了。拳棍手临收功时，向戏场边一指，只见他的徒弟又扛着一杆红缨枪，恭恭敬敬地呈给师父。师父舞着颤巍巍的红缨枪，更添飒爽英姿，博得了观众此起彼伏的鼓掌声。这时候，三只身子矫健敏捷，分别抖着红毛、绿毛和金毛的“狮子”，闯进戏场中央，冲着拳棍手耍起威风来了。拳棍手自料红缨枪难敌三狮，赶紧接着了徒弟扔过来的两把闪烁寒光的大刀，向狮子头上砍去，他的一招一式都被狡猾的狮子躲过去了（乡间把拳棍手的这一挑逗行为，叫做惹狮子）。正在难分难解的危急时刻，又一个来自别庄的拳棍手，划开稠密的人群，杀进圆形场地，助好汉一臂之力。观众们呐喊着，不晓得他们是替“狮子”还是拳棍手助威。
锣鼓家什响起来了，幕布徐徐拉开了，观众只好将头转过去，耍狮子的人，露出了真面目，拳棍手也变得没精打采的，神秘地失踪了。只见从幕后躬身跑出几个手拿大刀身穿青衣的兵卒，随后才走出一手握红缨枪一手拿马鞭脚蹬厚靴身穿白靠头带花翎的武将，在万人注目的戏台上英姿勃勃。踩台那天，不过唱几折折子戏，正如乡下人说的，狮子滚绣球，好的在后头，全本戏从当天晚上开始。虽说人生如戏，但是演员们对待一本或一折子戏，不可当作儿戏。谁忘了台词，谁耍动作时露了破绽，立即招来观众的嘲笑或唾骂。任凭你在那张脸皮上涂了多厚的脂粉，涂改得面目全非，都有个别观众知道你的底细，转过身来向大家说：“这是谁谁的儿子，在台子上丢先人们的脸！”确有认真演戏的戏子匠，不仅赢得了本庄群众的好评，也常常被邻村看好，请去唱一折子拿手好戏。后来，县剧团发现某某是演丑角的把式，要去了，吃上了商品粮，听说又去了陕西，他演唱的秦腔曲目，还被制作成磁带和碟片，在市场上发行。
稀里糊涂过大年
作家张贤亮在中篇小说《绿化树》里写道：“‘捎日子’，成了每个外出农工的义务：看看今天阳历是几月几号，阴历是几月几号，是什么‘节气’，离重大节日还有多少天。”“直到有人‘捎日子’来，我们才惊喜地发现：‘哟！又要过春节了。’”
在我10岁左右，也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乡亲们过了一个稀里糊涂的年。有些人家以为腊月二十九日就是除夕，给祖先供纸，放鞭炮，吃长寿面，啃骨头，有些人家则按“兵”不动，鸦雀无声。当时，几乎没有哪家掌柜的会走进新华书店买一本宪书（乡亲们把印刷成册的历书叫做宪书）或日历表。我们平时看到的不过是贴在墙头上红纸黑字的雕版印刷品，是春官送的，只涉及安排农业生产的二十四节气，不能具体到每一月每一天，也不能晓得三伏和九九的确切日子。正如《西游记》里说的“山中无甲子，寒尽不知年。”那一年村庄里恰好没有一本宪书和日历，不晓得那年腊月是大尽还是小尽，等把年胡乱过罢后，有人去单位上班，查了挂历和日历，才知道已经过去的旧年腊月为大尽。（大月称大尽，小月称小尽）。
琐忆散文5：老街琐忆
文/刘向东
冬日午后，阳光和煦。陪同初中时的王老师又回到了三十多年前生活过的天马老街。街上人来人往喧哗热闹，却无曾经的整洁、有序和温馨。一些墙体斑驳的老房子和青苔漫漶的小巷子依然如故，似乎在等着我们抹去岁月的烟尘。
老街也就百余米，街面并不宽阔，以前可让两辆拖拉机顺利交会，而今却被杂乱的商铺和无序的搭建蚕食得像条梗阻的鸡肠子。
那时我住街西头，房子是典型的江南庭院式粉墙黑瓦二层楼。宽大的门框是石条装饰，黑漆的门上坠着光滑的门环。进门是阳光普照的大天井。青砖地面上间隔嵌有石雕地漏，楼上是木条地板，还有转弯木楼梯和雕花格子落地窗。如此排场和讲究，据说以前是资本家的房子。政府接管后由某部队驻扎。我作为随军之弟也住营区，天天和来自五湖四海的子弟兵们在一起。那时只要连队打靶，我就逃课跟着去。络腮胡子连长每次给我几颗子弹和战士一样握着半自动步枪或冲锋枪爬着瞄准射击。那种过瘾和刺激常常是我在同学中炫耀的话题。如今房子不见片瓦踪迹。挽着老师的阿三说部队撤走后房子空关，后来因属危房被拆除便成了现在这片拥挤驳杂的搭建区，唯有一棵葱郁的老樟树默默地坚守着。
营房后门临街是家茶馆店。我每天上学经过时会看见几张老面孔围着八仙桌喝茶聊天。天天如此有什么好聊的呢？疑惑之中又感到他们满脸的笑容已分明告诉我他们是最开心的人。旁边的老虎灶一年四季从早到晚冒着腾腾的热气，时而还发出水开的“咕嘟”声。油桶般的锅炉上有个玻璃管子，里面的水总是停留在100度的红线上。我每次拎着竹篾外罩热水瓶，递上烙有“壹分或贰分”标价的竹制筹牌打水时，收筹的老头总要掏出几张比扑克牌略大的背面是年历，正面是杨子荣、郭建光、柯湘等彩色剧照的“年历片”问我换不换军帽。还说知道我是隔壁营房里的人，弄顶军帽应该不难。可我每次的答复都让他一脸失望。因为那时的军帽实在是一帽难求。就连我的军帽也经常要被同学借去神气几天。而今茶馆店和老虎灶的门面已是外地人的杂货店，屋内的晦暗和嘈杂的乐曲再也无法还原昔日的茶客们的悠然和惬意。
街东有点陌生了。今日的某厂和仓储曾是人民公社和大礼堂，一段老墙上依稀可见光芒四射的红五星，仿佛响彻着解放军进行曲的八一电影厂片头。有次，礼堂里放映《列宁在1918》。由于没能抢到位子，我们只好在通道上挤得一脚之地。不料，在看到伟大领袖列宁同志向工人们挥手演讲“死亡不属于工人阶级”时，片子突然中断。趁着接片的微弱灯光，我们无意发现两个陌生青年交头接耳后，用肩膀故意贴靠两位女青年。尽管女青年极力躲闪，可他们仍旧不时地故伎重演。等片子一放完，眼看他们又紧跟其后，我们抢先拥向门口，学着影片中特务的样子一边拦住他们，一边喊着“不要挤不要挤，慢一点，让列宁同志先走。”女青年回头瞥了我们一眼急忙脱身远去。而两个陌生青年却被我们挡在了门内眼巴巴地望着门外黑压压的人群。
两月后，我们在向阳大队参加“三夏”农忙劳动，意外见到那两位女青年时，才知她们就是大队的“知青”。不久，我们赴约去大队吃西瓜时，她们还送给我们一挎包糖果瓜子和几本小人书，说是感谢我们的仗义。至今我还珍藏着两本小人书，就像珍藏那个快乐有趣、懵懂茫然的特殊年代。
琐忆散文6：糖的琐忆
文/袁朝庆
每年过年在买葵花子、花生、松子、西瓜子、葡萄干、南瓜子时，都会买一些水果糖，有大白兔奶糖、薄荷糖、阿尔比斯糖等，妻子买了圆形个大糖果盒 ，设计比较精巧，中间一个小的圆和六个扇形把糖果盒分为七个小空间 ，瓜子花生之类放一圈，中间放着水果糖，春节过后所有的东西都吃完了，水果糖还是腊月三十放的那一大把，直到夏季糖和糖纸粘一块了才清理。今年春节妻子说不买糖果了，买了也没人吃，我说，还是少买点吧，花花绿绿的糖纸看着有过年的氛围，再说过年怎么能没有糖呢。
小时候老是盼过年，农历六月刚过就开始掰着指头数天数，算离过年还有多少天。其实盼过年主要是看能不能穿上新衣服，再就是过年能吃上糖。买布需要布票，每人每年只有几尺，要积累几年才够做一身新衣服 。布票还不是主要的，主要是没钱。那时的农村，家家户户都穷，衣服是不分季节的，冬季下身穿两条单裤子，上身贴肉穿一件寡袄子，外面穿一件能遮丑的外套，夏季改穿一条单裤子，棉袄一脱外套就变成了夏装。我们家弟兄姊妹多，我哥的衣服 穿不上了我穿，我穿不上了给我弟弟穿，每一件衣服都打着补丁。所以，过年换新衣服只是梦想，可遇而不可求，过年只剩下和糖有关了。
我说的糖是农村的土糖，我见过的土糖有两种，一种是玉米熬的，颜色微黄，还有一种是红薯熬的，颜色发黑。在那个饥饿的年代，用玉米熬糖不仅是奢侈，而且是浪费。毛主席说，浪费是极大的犯罪。所以，一般没人用玉米熬糖，即就是红薯，大多数地方也是充当主粮的，哪有多余的用来熬糖。
陕南有个明显的特征，沿川道和丘陵地带土地平旷，水利条件好，但人口密集，人均耕地少，山区一条沟几户人家，人均耕地多，但都是靠天吃饭的坡地。我老家大沟口处在山区和丘陵交接地带，人均水田有九分左右，另外还有近三亩坡地，虽然生产队把大部分稻谷和小麦都上缴了公粮和购粮，但秋季的玉米红薯产量还是不少。我们家人口多，挣工分的也多，每年都能分两大红薯窖红薯。所以，每年腊月我母亲都会熬一锅红苕糖。
熬红苕糖并不简单，提前要做很多准备工作。农历九月，当小麦种下地后山区就进入了猫冬季节，整个冬天主要是进山砍柴，以备足来年生火做饭的燃料,其他时间就猫在家里烤疙瘩火。进山砍的梢子柴熬糖是不行的，因为不耐烧，火劲也不够大。当柴砍得差不多时，母亲会提醒我们，把自留朳的花栗树砍一块吧，我熬糖好用。砍花栗树需要一把力气，而且砍倒时把握不好方向树梢下来会砸到人，如果树兜弹起来更危险，一般都是我哥带着我和弟弟完成，一根一根背回家里后，就成了我和弟弟的事了，我用锯子截成一尺多长，锯的过程中锯条发烧阻力大，需要我弟弟用壶对准锯口不停浇水，锯完后我在用斧头劈成块子柴，整整齐齐码在屋檐下。柴在屋檐下自然烘干后母亲开始做麦芽，她取一碗麦子淘干净，用水泡一天后把多余的水滤掉，平铺在一个盆子里，上面盖上厚厚的布，放在暖和一点的灶台附近，一个周过后就长出了麦芽。准备工作算是完成了。
熬糖的那天，母亲起了个大早，让我哥带着我姐，还有我和弟弟，到半山坡的红薯窖把红薯弄回来，我们挑的挑背的背，费了一早上功夫，红薯堆了少半间屋。吃罢早饭，一家人开始忙活，我和弟弟负责洗红苕，我姐负责把红薯剁成丁，母亲再把剁好的红薯丁一锅一锅煮熟，全部煮完后装在一个大木桶里，母亲把麦芽剁碎倒进去，再充分搅拌，约半个小时后开始加水充分稀释，稀释后用纱布过滤，红薯渣用于喂猪，滤出的糖水装上一大锅开始架大火烧，剩余的糖水装在木桶里，等锅里熬成半锅了再掺进去，要把几大锅淡淡的糖水熬成很稠的糖稀，需要十多个小时，要烧掉一人多高一堆柴。小时候，我比我的三姐和五弟懂事早一些，糖熬到十点左右，已经没啥技术活了，剩下的就是把桶里的糖水往锅里加，把柴火往灶里填，我发现母亲已经非常累了，就让她去休息，母亲不放心，害怕我在柴火堆跟前打瞌睡，反复叮咛，快熬好的时候叫她起来。前半夜还好，到后半夜眼皮开始打架，但因为时不时地起身往锅里加糖水还能坚持，凌晨五六点时只有添柴一项任务，我还真迷迷糊糊睡着了。好在母亲比较精心，把我叫醒了，她开始炒苞谷珍，炒好后铺在一个竹编的簸簸底部，然后把锅里的糖稀搯起来倒进去，最后只装了大半簸簸，冷却后很坚硬，我们叫作板糖。
母亲还是比较偏心的，每次装糖的时候锅里故意留一些，她往里面再加点水让糖稀变稀一点，再取两个比较好的红薯洗净削皮切成片，下在糖稀里烫熟，装在一个大碗里是给我的特殊待遇，我和我的两个弟弟自幼感情比较深，所以我也没独享。
到过年的时候，母亲让我们挖些观音土，用观音土把刺苞谷炒成苞谷花，把黄豆炒炸腰，再把板糖化开制作成爆米花糖、黄豆糖，年份好的时候也做少量芝麻糖和冻米糖，既是招待亲戚的糖果，也是我们垂涎已久的奢侈品。
过年时也炸一些干土豆片、面角子，还炒一些花生，这些连同芝麻糖、黄豆糖、冻米糖都是招待亲戚的，只有捏成团的苞谷花可以不受管制的吃，但苞谷花上沾的糖非常少不太甜，而且粗糙口感差。那时各家各户的情况都差不多，所以走亲戚拜年时我和我三姐还有弟弟都想去，为的是在亲戚家能多吃一点糖，因为我相对懂事一点，多数情况都是我胜出。母亲虽然没啥文化，但却是个明事理的人，每次出门前都要叮嘱，到亲戚家不能真当客人，要帮着干些活，要懂得敬长辈，上桌子不要坐错位置，吃饭吃糖果要斯文，不能穷吃饿喝吃相难看，走的时候要邀请亲戚到我们家来玩，给啥东西尽量推掉不要。母亲说的我都做到了，唯独往我荷包里装芝麻糖之类的东西我没推辞，我想着带一点给三姐和弟弟吃。
过年最喜欢给姨妈和姑妈拜年，因为她们会悄悄给我手里塞两颗水果糖。那时，供销社的商店里摆的有白糖和红糖，但你要有糖票才买得到。糖票并不是普发的，只有得了肝炎、肺结核之类的病，持医院诊断证明到生产大队开介绍信，再持介绍信找公社书记签字才能领到糖票，一般也就半斤一斤，给两斤糖票都非常少。而红糖也一样，只有生孩子坐月子时，大队开介绍信，公社书记签字才能领到糖票，一般只是一斤。
那时供销社和农村的代销店还有水果糖，那是唯一市场化供应的洋糖，但价格很贵，最便宜的一斤都要九毛钱。一斤大概一百颗，因为农村穷，代销店大多都是论颗卖的，一分钱一颗。过年时，家境略好一点的会根据亲戚家里的孩子数量称二三两，上门拜年走的时候悄悄塞两到三颗。
那时钱很金贵，小孩子口袋里是没有钱的，因为你上学、给家里买东西父母都算挨了，余款要交回。唯一一次是我上初一时，给父亲跑腿剩了5分钱，父亲那天心情好赏给我了，在我口袋里装了一个多月也没花出去。星期六下午从学校回家时，陈勇约我一块回。陈勇的家在我老家小学附近，他父亲是地质队的司机，他母亲周老师是我的小学老师，陈勇从小学到初二都和我同班，上小学时我们学习成绩差不多，上初中我成绩明显好于他。我回家必须要经过小学，所以经常遇到周老师。有一次，期中考试后她问我的学习成绩，我如实报告，她就说，我们陈勇是不是在学校上课没好好听讲，或者不好好写作业，我说没有啊，他学习很刻苦认真。她说，那为啥他学习退步了？我想了一下我俩在学校表现也没啥不同，唯一的区别就是他冬天穿得厚一些，因为经条件稍好一点打饭打得多一点。我就说，你给他穿得太暖和了，加上吃的有点饱，上课容易迷糊。那天在回家的路上，他说，你把我害惨了！现在我妈不让我吃饱，也不让我穿暖，你应该说我营养不良大脑供血不好。我赶快给他赔礼道歉，说我当时想不出啥好理由。走到火车站那个代销店时，他说，我口袋还有五分钱，我们买几个水果糖吃，以后我妈在问你啥，想好了再说。到代销店他掏出5分钱说买五颗糖，营业员说没有，只有一种圆球状的大水果糖，一毛钱五颗，陈勇说4分钱买两颗行不行，营业员说起点就是一毛钱五颗，我想起口袋里还有五分钱就凑一块买了五颗，分糖时他给我三颗我不要，说给他多分一颗就算我赔罪，他也不愿意，最后他把一颗糖放在窗台上，找了个小石头沿中线一敲，整整齐齐两瓣，一人吃了两颗半。
除了过年，平常是见不着糖的，好在大自然的安排总是那么有人情味。农历二三月，漫山遍野的野花开的姹紫嫣红，其中有一种紫色的花让我们特别兴奋，花苞长长的，中间是空的，里面藏着一滴带清香的糖汁，我和姐姐弟弟打猪草时经常能见到，立刻摘下来用嘴一抿，那一滴糖汁就进嘴里了，后来我知道那是丹参的花苞，但我始终没见过丹参花开的样子。
那时，所有地里都种着庄稼。由于种子都是从头一年收成中选的，种出来的庄稼也是很有个性。我老家坡地多，夏季漫山遍野都是玉米，绝大多数苞谷秆上都是规规矩矩的长一个大玉米棒子，也有表现超好的长两个而且籽实饱满，还有喜欢炫耀的把玉米棒子长在天花位置，也有少部分就像平胸的女人，只象征性的长个小玉米棒，撕开后只有很小个玉米芯，基本不结仔。这种玉米秆不太粗壮也不太高，但看起来紧凑结实，但恰巧这种玉米秆含有大量的糖分。初秋时节，远远的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赶紧砍下来大快朵颐。
大人们没钱给我们买糖吃，他们自己也没钱买酒。但逢年过节、给老人祝寿、农忙请人干活，没有酒是不行的，只能自己烤土酒。烤酒的原料有大米、玉米、红苕、马桑树泡、甜高粱秆，在饥饿的年代用大米和玉米烤酒基本不可能，红薯烤的酒据说喝着胀肚子，用马桑树泡烤出来的酒有微毒，所以沟里就有人种上一小块甜高粱秆。刚种上就被我们瞄上了，等到顶部抽出穗子就知道能吃了，打猪草时瞅着没人钻进去，砍一根迅速剁成短截装在背篓里用猪草盖上，找个没人的地方大爵起来。像我们这种“小偷糖贼”沟里有几十，最后等烤酒时甜高粱秆只剩一半了。
糖和过年的记忆深入骨髓，几十年来，随着时间越来越远，记忆反而越来越深。绝大多数从农村来到城市的人，都会有无法排解的乡愁，其实乡愁是无法回去的童年和少年。所以，糖吃到嘴里是甜的，但细细品味，其实后味都带着淡淡的苦或酸。
小孩子喜欢吃糖是天性，但经历生活磨砺的成人才真正懂得糖。糖不是生活中的必需品，如同生活中甜美不是常态，无论土糖和洋糖，都经历了水深火热与压榨，如同人，只有经历了平淡和艰难困苦才能体会生活的甜蜜，所以，糖把艰辛的苦和酸楚注入了灵魂。
琐忆散文7：童年琐忆
文/箫音
童年琐忆
童年是美丽的，欢乐的，难忘的。在我的记忆中，它象一串闪闪发光的珍珠。
春天到了，麦苗绿了，桃花艳了，一片春和景明。我和小伙伴们兴高采烈来到小河边，拎着瓶瓶罐罐进行钓鱼比赛，河水清澈见底，微风拂过，波光粼粼，河边杨柳依依，仿佛少女初浴的秀发随风摇曳，我们信手折几条嫩枝，兴奋地做几支柳笛，笛音响起萦绕在家乡上空，优美的声音仿佛是春天的号角，处处洒播着春天的信息。
不到半晌工夫，我们便满载而归。回到家，看到活蹦乱跳的鱼儿，母亲终于没有开口责备我们。最后，这此鱼儿成了餐桌上一道珍馐佳肴。
炎炎夏日，我和小伙伴们在绿荫遮翳的树林里戏耍，幽雅的环境，丝毫感觉不到盛夏的溽暑逼人。我们中有人发现树上有小鸟出没，继而又象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般找到鸟巢。接着，我们高兴地掏鸟蛋，抓小鸟，种类有青鸟、斑鸠、喜鹊等，全在我们目标之列。
当然喜鹊是最难抓的，它的巢多数建在大树的最高处，可能是提防我们这些恐怖分子的袭击吧。当我们爬上树去被喜鹊发现后，它们便成群结队朝我们围攻，一轮接一轮对我们发动突袭，幸好我们全副武装有备无患，否则后果肯定会被它们啄得遍体鳞伤。喜鹊是保护意识极强的鸟儿，可有时它对子女的爱却变成一种徒劳，因为斑鸠有时会占据它的巢穴，将自己的卵下在里面，并且狠心地将喜鹊的蛋吃掉，可是喜鹊却全然不知，依然精心地呵护它所认为的宝贝，所以有个成语叫“鸠占鹊巢”，就是这个道理。（上学后渐渐知道，抓小鸟是不当的，因为它是人类的朋友）。
傍晚时分，我们再次来到小树林，惊奇地看着蝉的成虫小心翼翼地从洞穴里爬出，被我们守株逮兔般逮个正着，那股喜悦劲简直无法言喻。回到家，那些蝉儿的命运也是和鱼儿一样，在母亲高超的厨艺下，经过油煎焙制两道工序迅然变为喷香喷香的美味，想来至今令我垂涎三尺。
秋天，在记忆的底片中，那可是儿时的伊甸园。三五皎皎明月夜，我和小伙伴们围着村里的老槐树疯玩疯跑，一起唱儿歌，至今耳熟能详儿歌的内容：“东坑里，西坑里，两个小孩剥葱哩；东洼里，西洼里，两个小孩说话哩。”还有一首，颇具感召力：“东边的孩，西边的孩，吃完饭，都来玩，今儿十五啦，你不来，他不来，你走了，他走了，剩你一个光着屁股跳舞吧。”一般地，这首儿歌唱不到一半，小孩子们不顾父母的阻拦，受了极大诱惑似的纷纷涌到老槐树下，加入到做游戏的行列，捉迷藏，老鹰捉小鸡，丢沙包等。夜深了，直到母亲大老远呼唤我们的名字，我们才恋恋不舍地回家去。
童年时感觉家乡的冬天特别冷，下雪了，广袤无垠坦荡如砥的原野成了我们的天堂。堆雪人，打雪仗，掷雪球，再做个所谓的雪雕作品，谁也不惧怕冬天的寒冷。还有河床的冰面上，有我们幼时经典的比赛项目。会溜冰的，瞬间划向几米远；缺乏经验的，小心翼翼跃跃欲试，可身体总难找到平衡点，骨碌碌摔向很远的地方，直笑得我们前俯后仰。
就这样，童年在无忧无虑中一晃而逝，在记忆中留下永恒的剪影。每当怜惜如今的小孩子童年欢乐的缺失时，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自己开心的童年时光，仿佛品味一杯冽冽的醇酒，醉了我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