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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文章1：生在六十年代
文/张瑾
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人，父母没钱给他们买玩具。那个年代里，乡村的供销社几乎没有卖玩具的，即使有，做父母的也没有钱给孩子买，孩子们也没有缠着大人们要。不过，没玩具不等于他们不玩耍，不会游戏。俗话说，好玩是孩子的天性。他们因地制宜，因陋就简，自做玩具，三五成群地玩游戏。男孩们常在一起推桶箍、抽陀螺、打弹子……女孩们常聚在一起踢毽子、丢沙包……可以说，他们的童年，物质虽然贫乏，但精神生活是丰富的。
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人，不讲究穿戴。由于吃饭还成问题，他们根本不能讲究穿戴。穿的衣服大多是粗布，有黑、白、蓝三种颜色，春天穿两件布衫，夏天单衣单裤，秋天穿夹袄，冬天穿棉袄、棉裤。家庭条件好一点的孩子，每年春节，能添一件或一身用涤纶、洋布做成的细布衣服。“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是那一代大多数农家孩子穿衣的写照。
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人，很小的时候就劳动。五六岁的时候，他们胳膊上挎个篮子，在春天的阳光下、和风里，去麦田当中掐各种野菜；八九岁的时候，他们会放牛、放羊，也喂猪，还在落霜满地、寒气袭人的严冬用筢子去搂树木、庄稼的枯叶；从十一二岁起，在假期，他们开始和大人一起下地耕种、锄草和收庄稼。他们都过早地体验了劳动的艰辛。
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人，精神生活贫乏却富足。由于物质匮乏，也别奢谈什么精神生活了。他们一年当中能听几次瞎子说书、能看几场露天电影或者能翻上几本破了皮的小人书会成为他们终生的记忆。即便如此，那个时候，也没有多少人感到无聊、精神空虚。
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人，父母子女之间不言爱。父母子女之间的爱只能藏在心里。即使在书信来往中，也几乎听不到父母说“孩子，我爱你”或者子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们”之类的话语。
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人，与父母很少沟通。他们思想上有了疙瘩大都憋在心里，很少向父母倾诉。他们解决思想包袱的途径是向朋友诉说，与朋友交流，或者自生自灭。因此，有时候，他们活得并不轻松，甚至可以说很沉重。
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人，父母的教育方法很简单。父母教育孩子，经常说的就是“到了学校，听老师的话，好好学习，长大才能有出息”这句话。对子女的学习，父母却从来不多过问。
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人，与异性不说话。在那一代的思想意识里，男生不搭理女生，那叫正派；与女生说笑打闹，那叫“流氓”、“坏”。女生同样坚守着“男女授受不亲”的虚伪。这种道德禁锢着他们的思想意识，使他们不能正确理解和看待男女生之间的交往。
其实，每个时代出生的人都有各自的特征。出生在六十年代的人，虽然经历了天灾人祸，但也赶上了国家进行改革开放，大力发展教育的第一班车，高考制度的恢复和教育的一度蓬勃发展，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
总之，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人，童年虽然饱尝了苦，但长大成人后也尝到了生活的甜。他们是幸运的，也是幸福的。
因为，我就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人。
六十年代文章2：茶山旁的老故事
文/孙夕坤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当时我还是个小孩，那个时期的生活很困难，经常吃不饱，连烧火的柴草都不够，经常跟随父亲到茶山里拾柴回家做饭，每天都能捡到大捆的干树枝，还经常捡到滑溜溜的松蘑。茶山里，物华天宝，像一位天地之间大舍大慈悲的菩萨，帮我们度过了那个又饥又饿的灰色年代。
说起我出生的小村庄还有一段古老的故事。我们祖先老家是清朝时茶山脚下的上洄村，康熙十九年，由于上洄村人丁兴旺，导致人多地少，于是勇敢的两兄弟就从茶山上洄村搬到这里。当时这里还是杂草丛生、起伏不平的一片荒地，凭着年少气盛的斗志，他们辛辛苦苦地平整好土地，感动了茶山观音菩萨，托梦给两兄弟，说这个地方曾经有位武生赶考路过，饥饿难耐，在草丛里捡到了一个大灵芝，吃过后，浑身充满智慧和力量，进京后考取了功名，成了大将军，后来率军在此打过七次仗，仗仗捷胜，于是梦醒后他们兄弟俩个就把村名定为七仗村（现在称为七丈村），刻好村名的那一天中午，有两个姑娘路过此地，仿佛天赐般地和兄弟俩在此地相遇，一见钟情，并于十五晚上以月老为媒定下终身，从此，七仗村一代接一代兴盛起来，村庄越建越大。
那个时期每年除夕，由于远祖在上洄村，所以七仗村的晚辈们都会结伴去茶山脚下的上洄村给祖先拜年，去了早了祠堂不开门，去了晚了还会被视为失礼，后来我村祖先商量，正月里将家谱抄下来，“请”回七仗村祭拜，还把上洄村坟墓启开将祖先遗骨“请”
些回村，在我村东北方向筑了三个大坟（1958年推平），此后，再也不用去很远的上洄村给祖先拜年了。
就这样，我们祖祖辈辈靠山吃山，到了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茶山，在党和政府的指导下，勤劳朴实的茶山人建成了国家AAAA级风景区，又修通了平度直通茶山的旅游大道，既解决了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又把茶山周边的四季水果，从田间地头销售给了百万游客。茶山周边的村都靠旅游致富了，人民乐了，富裕起来的农民无不感恩党的好政策，希望家乡更美好。
六十年代文章3：远去的竹篮
文/杨进峰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出生在陕西杨凌的一个小村庄。在我儿时记忆里，家家户户都有一个竹篮，人们不论是走亲访友还是去医院看病人，都会将礼品装在竹篮里提着去。
北方不生长竹子，竹篮都是从南方贩运过来的，北方人对竹篮看得格外珍贵，一个竹篮要用几代人。那时的竹篮做工非常精细，竹篮的提手上甚至还雕刻着花鸟及人物图案。竹篮形状各异，有元宝篮、四角篮，最常见的是一种长方形的由几层叠合在一起的篮子。
我家的竹篮，就是这种长方形的。听母亲说，她嫁给父亲后第一次回娘家，她的婆婆将回娘家的礼物就装在这个竹篮里，婆婆对她说，爱惜竹篮，轻取轻放，这个竹篮可是她婆婆的婆婆传下来的。母亲说，到了我见到这个竹篮时，它已经用了近百年了。
其实，那时各家各户用的竹篮都是有了年代的。由于时间久远，好多竹篮漆得锃亮，但朱色外表已开始剥落，包角的铜皮也蒙上一层铜绿。不论怎样，只要竹篮破了修补后还能使用，都会去修补，轻易是不会被人丢弃的。
竹篮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通风透气，装上食品能够存放较长时间不会霉烂。如果在竹篮里装上桃子、杏子、葡萄、西红柿、鸡蛋等怕挤压的食品，只要摆放整齐，不论你走多远的路，都不会被挤烂。
竹篮有如此多的优点，所以深受民间喜爱。在我有了记忆时，就知道北方流传着一句俗语：“竹篮打水一场空。”北方能够广泛流传这句俗语，表明竹篮在北方的普遍性和广泛性，同时也能表明当时的竹篮做工非常精细，这是在夸耀竹篮的每条竹篾之间的缝隙密得几乎能装水。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由于工业的迅猛发展，商超里买任何礼品，都有了色彩鲜艳的豪华包装盒，包装盒上印有精美的图案，有的甚至还将价格印刷在包装盒的明显位置。即便是去普通的菜市场以及早市去买点家常蔬菜，卖货的商家也会给你一条一次性塑料袋。于是，竹篮被彻底淘汰了。
说实话，我曾讨厌将礼品装在豪华包装盒里，不是因为它浪费，而是因为我第一次提着它就遭遇到了尴尬。那年我十七岁，去一个远房亲戚家，母亲交给我一个巨大的红色礼盒，起初提着它我还非常高兴，觉得自己很有面子，可当我将礼盒提到亲戚家时，却看到其他客人提的礼盒被我的更洋气更大方，而且上面印着的价格高出我提的礼盒价格的两倍还要多。于是，我脸红心跳，感觉自己一下子矮了许多。
如今，我们生活中早已习惯了包装盒和一次性塑料袋，觉得确实很方便，空着手出门，想买什么，礼品就装在包装盒里。买水果蔬菜类虽然没有包装盒，但卖家会随手装进一次性塑料袋里。这些看似方便，却也常常给我们带来尴尬。包装盒里的礼品，很少有人去享用，而是东家提着走西家，西家提着走南家，南家再提着走到东家，成了一次完美的礼品旅行。有时，礼盒里的食品变质了，也不易被人发现。再说说一次性塑料袋吧，如果将熟透了的桃子、杏子等怕挤压的物品装进塑料袋，恐怕提着走不了多远的路，就会被挤破。
至今，我依然怀念竹篮时代。竹篮虽然笨重，但却环保，不浪费，提着它购物或走亲访友，让人与人之间没有距离感，更分不出贫穷贵贱，最可贵的是，竹篮装上物品不易坏。
六十年代文章4：故乡的甜水井
文/来宝胜
爷爷于六十年代盖起几间瓦房，在距离房子不远处的小山湾挖一个水井，小山湾就取名水井湾。水井四周是繁茂的荆棘蒿草，井深不过三尺，水从山体渗出流入水井，叮叮作响。
雨季山体渗水多，手指头粗细的一股清流汇入井内，井满了溢出井外流走，干旱时节季节，流出的水只有麻线丝儿那般细细的一股，只是勉强够用，个别年份，夏季伏旱日头暴晒四五十天，早苞谷叶子干得能点着火，水井再也渗不出水来，干的见了底，只好到一里地之外的陈家水井去担水。
水井寂寂无声，像无言的守望者陪伴主人，老水井的水质优良，清冽甘怡，烧水壶十几年没有水垢。
老水井是附近几家吃水的水源，强壮劳力用木水桶担一满担，百八十斤。挑着一担空桶到水井，要么是用水瓢舀，要么是提桶瓮到水里一满桶提起来。从六七岁开始，我们姊妹开始用烧水铁壶提水，再大点儿是姊妹俩抬半桶水，再大了挑半担两个半桶水，十六七岁后挣扎着挑回满担的水。
从家里到水井这段几十米土路石台阶，留下我们姊妹不断长大和同心协力抬水的足迹。个别时候水井干了，就到陈家水井担水，也到白杨树湾担水。白杨树湾到家里是很陡的上坡，扁担把肩膀磨生疼，心里念叨着，快到了，不远了，或是想点别的，硬是憋着一口气把水担回去，在这段路担水，磨炼了我的意志和耐力。
有水吃的时候没觉得水珍贵，缺水时才知道没水吃的日子有多艰难，为了省水，一家人共用一个脸盆洗脸，洗脸水用来洗脚，洗完脚的脏水用来喂猪。
家乡人对水井的感情特别浓厚，在井边担水时，互帮互助，打水时互相谦让，手里忙着活计，嘴里拉家常。他乡相遇，如果有人说我们是共一个水井的，那是真正的相邻。离开生养自己的故乡叫背井离乡，可见水井于人，是第二生命。
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一些农户选择高处较远的水源，挖了水井埋下塑料水管，直接把水引到家里的水缸，有的修了水窖用水泵把水抽到家里，因为用水条件的改善，乡民们的生活条件有了根本改善，更加注重生活卫生，人也变得清爽干净，越来越活出人的样子来。
六十年代文章5：怕吃肉
文/刘明亮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我，小时候家里的主食就是红薯，秋冬吃红薯，春夏吃红薯干，红薯的窝头、饼子、面条。红薯叶有时也是美餐。过年吃肉对我来说是太难太遥远了。
我大哥1973年给一家食品站干活，回到家给我讲食品站有猪肉，过年会分给一点肉。我瞪圆了眼，默默地听着，等着年的到来，等着哥带回肉来给我解馋。那年腊月二十六的傍晚，哥回来了。我看着我娘把那些“肉”放到里屋铺柜上的盆子里，“肉”的香味弥漫了整个屋子。我看着娘在和我哥说话，就悄悄地溜进了里屋，登着凳子把带着皴的小手伸进了放“肉”的盆子，抠了一块，放进嘴里。我溜出屋门，听到了娘的喊声，娘越喊我越跑，这块“肉”在我的嗓子里咽不下去吐不出来，噎得我上不来气直翻白眼。我跑到了胡同北头，这块“肉”终于滑到了肚子里，我的气也喘上来了。从此我对猪肉产生了恐惧。
猪肉我是不吃了，但牛肉还在诱惑着我，当时生产队有牛，但不能随便宰，第二年队上的老牛经公社批准可以宰一头，牛头是通过抓阄的方式分的，我有幸抓到了牛头，心里那个乐啊！我得意地对娘说：“这牛头是我抓的，煮熟以后我得先吃，得管我吃饱。”叔叔帮着把牛头收拾好了，我看着下锅了，牛肉的香味在整个院子弥漫，馋得我直流口水，肉还不烂我就吃了一块。肉熟了，我的小肚子也胀起来了，半夜里我上吐下泻，几天吃不下饭去。从此我对肉产生了莫名的害怕。
改革开放了，好日子来了，我也长大了。我结婚后第一次去岳父家吃饭，岳父弄了一桌子肉菜，什么红烧肉、米粉肉、猪耳朵、猪心、猪肝。我对象、妻弟都只吃青菜，把肉夹给我，可我就是不敢吃。吃完饭我把我对象叫到一边，讲了“肉”当年怎么噎的我，怎么撑的我。妻子听后扑哧笑了，她说：“你当年吃的不是猪肉，是猪油；再就是，牛头不熟，你吃得太多。”我这才恍然大悟。
六十年代文章6：我们过去的日子
文/农民之子
我们六十年代的男男女女都已经是人到中年了，可是我们是经历过激情的岁月的人，因为我们的童年就是在那充满激情的年代度过的，我们也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年代，那个时候我们正是风华正茂的岁月，可是我们心中的那份激情没有消失，我们心中对于过去的风潮喧嚣的时刻，没有忘记，因为我们是有记忆的，我们对于不同的岁月是有领悟的。
我们在小时候，上学的时候是以村为单位，然后在一个指定的队长的带领下，我们排着队伍去上学，一路高唱那个时代的歌曲，六十年代的旋律一般都是激情的，嘹亮的，声音整齐而且歌声嘹亮，我们肩上扛着红缨枪，脖子上系着红领巾，胸前夸着书包，不像现在的孩子背个书包就得把小小的脊背压弯，我们那个时候就只有语文数学和作业本，然后往家走或者说去学校；这样排着队伍上下学的日子好像持续到我三年级的时候，以后就没有了这种叫人在小小的心理升起无限豪情的事情了，其实最初觉着使命很神圣，因为我们的身份告诉我们，我们是祖国的花朵，是祖国未来的主人，是建设祖国的栋梁之才，是保卫祖国的生力军。因为我们是英勇的红小兵。在那个年代，我们不可以乱说话，因为说话说错了被批斗的人恐怕不知道有多少，所以我们总是在山呼海啸的口号声中慢慢的长大，我们还要经常参加集会，因为运动一个接一个，今天批林批孔，明天又来了一个反击翻案风，几乎说每年都有，所以我们这些小屁孩就很有机会去高歌一曲，还可以有很多小朋友聚集在一起，然后到是处响彻云霄的口号，那可是排山倒海的气势，如滚雷而过。
待我读高中的时候，我们国家开始由农村开始了全国性的一场颠覆性的改革开放，我们开始可以赶集了，因为有好多的商品聚集在一起，那可是只有到城市里参加物质交流会，才可以看到的景象，记得我们乡政府把集市建好后的第一次赶集，整个乡几乎全部云集到乡的集市场，那个人山人海的光景，是我这一生见过的人最多的一次，到处都是拥挤的人群，到处都寸步难行，短短的一百多米街道上，黑压压的都是人，没有一块可以算的上空隙的地方。虽然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但是商品相对于以前来说，已经是极大的丰富，吆喝声，呼喊声喧嚣成声音的海洋。高中时候就不再有什么批斗会了，这个时候已经完全进入高考制度阶段，也不再选出工农兵大学生了，所有的人都是凭借自己的学习能力，削尖脑袋的参加高考，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有万元户的说法了，也有好多人家可以买得起摩托车了，老三件已经不再流行了，喇叭裤也如同一阵风已经刮过了，开始有男女青年走在时代的前列，已经开始了自由恋爱了，这股自由恋爱的风也刮进了校园，但是那个时候这样的风气还是算不正之风。
回想起那个年代，我们随着时代的脉搏的跳动而跳动，我们在反复歌唱我们的领袖，我们的党，我们伟大的祖国，那个时代一部彩色电影，放映一场可以有好几万人的观看场面，一部少林寺，那可是万人空港，电影院连续放映好多天数，看电影的人可以说场场嚗满，电影院前，那是人山人海，大街小巷都响起牧羊曲的歌声。那是一个物质困乏的年代，那也是一个精神空虚的年代，那更是一个心潮躁动的年代，所以人们因为一个新生事物的疯狂程度，不是现在的年轻人可以理解，也不是现在的年轻人可以想到的，因为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我们的时代就是在全民疯狂中度过，我们其实还是怀念那个时代的人，因为淳朴，因为善良，因为没有物欲，因为没有乌烟瘴气的三时代，和所谓的二时代，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的风气纯正，没有所谓的官二代之说，也没有所谓的小三的说法，如果有肯定是破鞋。
我们怀念那个时代，是因为我们穿的卡其布，那个质量绝对是一流的，那个时代没有现在的包装食品多，但是绝对是无毒的，当然更没有什么毒奶粉之说。有时候心里泛起的其实是一种对社会上的不负责任的无奈。
六十年代文章7：火药枪
文/祁河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男孩，大都以长大能参军当兵为荣，最高级壮观的游戏就是挥舞着各式武器，分成两拨，在“司令”、“队长”的带领下，嘴上“嘟－嘟”、“叭－叭”地学着枪响，冲锋陷阵。
那时大多数家庭都穷，大人们很少给娃们买玩具，也没多少时间管教孩子，玩打仗的家伙什基本靠自己制造，有时也会生出一些事端。我就曾用报纸叠过盒子枪、用铁丝窝过弹弓枪、用木头削过冲锋枪、用自行车链条做过纸炮枪，还用钢锯条、旧锉刀打磨成小刀和匕首，最难弄的就是能打响的火药枪，差点还惹出乱子。
记得首先寻得一块两三厘米厚的木板，锯、挖、削成枪柄，挖出半圆形枪槽，在扳机处掏出平竖相通的两个孔。没有钻和凿子，只能用火筷子烧红烫烧成洞，再用木锉整修。然后找根钢管一头铆实，留四五毫米孔洞填火药，用铁皮和螺丝固定在枪托上。然后拿风钩截断弯钩当撞针，拿铁丝弯折成扳机，再以牛皮筋与之连接，装填上黄色火药，一把漂亮的火药枪就做成了。
当时我刚上初中，五六岁的弟弟好奇地跟前跟后地看，不时还要摸上一把或抢过来比划比划，我不免急躁地呵斥：“甭动！”一次我正在蜂窝煤炉上烧火筷子准备钻洞，他又来捣乱，我情急之下挥动火筷子赶他走，燎到了他的肚皮，立马起来两三厘米长的红印子，吓得我赶紧找獾油给他涂抹上，幸好他没有向大人告状。
而更大的危险还在后面。那天试枪的时候，他又来缠着要玩，我填上从鞭炮里拆下来的黄色炸药，让他打了两枪，他不过瘾还要耍。我吝啬炸药来之不易，就拿装好药的枪对准他的脑门想吓唬吓唬他，没想一扣扳机“砰”的一声，只见烟火四散、枪管飞了出去，正打中弟弟眉心，留下一个圆圆的印痕，将他吓蒙在那里，想哭却哭不出来。
我急忙上前安抚，用手掌揉搓他的额头，内心深深自责，也确实有点后怕，担心留下后遗症变傻。万幸他没有大碍，印痕只是钢管上的油渍锈迹，没过几分钟他就无忧无虑地跑开了。仔细查看寻找原因，发现主要是枪管用铁皮箍扎不牢、皮筋拉力过大，加之火药填充太多，才导致这一重大安全事故。于是我又做了改进，但以后也再没玩了，火药枪也不知扔到哪里去了。
儿时的兴趣转移得很快，也总有新鲜的玩法出现。从摔包子、扇洋片、崩弹球、掷沙包、踢毽子、滚铁环，到斗鸡、骑驴、打嘎、摔跤、举杠铃，再到糊风筝、做航模、装矿石收音机和拿小苏打、柠檬酸、糖精做汽水，再到暖蚕籽、养鸡、喂兔、遛狗、玩鸽子和养热带鱼，反正是比现在的孩子幸福多了。
最有意思的是化学老师姚崇俊，在同学们看了《地雷战》后，在课堂上专门讲了火药的制作，地雷、炸药包的引爆原理。他说高年级的一个同学，做石雷把手炸伤了，要我们千万得小心。这反而勾引起我们的好奇心，开始将城砖掏空，装上化肥硝铵，再将石硝、硫黄、木炭分别研磨混合与麻纸搓成导火索，试着引爆了几个，威力还蛮大。
但长大后我终没能穿上军装，而做了个匠人，最初是木匠后来成了码文字的写手。弟弟脑子也没坏，学了精于计算的会计，在证券市场打拼。升级当爷之后，每每回忆儿时的快乐，扪心自问：为何不能将这些乐趣还给现在的孩子呢？
六十年代文章8：难忘罐头瓶
文/司文
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农村娃，基本上都知道“背馍”是咋回事。那时候交通不方便，住校的学生多半离家比较远，每周日下午从家里走的时候有两件事必须安排好。
一是装一袋子馍背到学校，这是一周的主食。当然冬天一次可以背一周的，其他季节只能背三天的，因为时间长了，馍就发霉，所以我们这些住校生每周三下午可以再回家背一次馍。
男孩子一般每天吃四个馍，女孩子大概吃三个。学校免费提供开水，所以早餐很简单，就是开水泡馍，掰一个馍，放一点盐，倒一缸子（带把的搪瓷缸子就是专用饭碗）开水就行了。
第二件就是装一罐头瓶咸菜，这是一周的菜品。那时候农村家里有学生的，一般都要多准备几个罐头瓶，玻璃瓶很容易碎。如果家里没有罐头瓶，就得向邻居借。因为只有逢年走亲戚的时候才会买罐头那样的高档礼品。记得有一年春节我去姑妈家走亲戚，姑父姑母用黄桃罐头款待我们好几家的亲戚，每人可以分一小片黄桃，我怕别的孩子和我抢罐头瓶，主动要求放弃吃那片黄桃，坚决要那个罐头瓶，惹得大家都笑了。
大部分农村娃家里都没有钱，食堂里那些简单的炒菜是专门供老师和城里学生的。我们住校生几乎每人都自带一罐头瓶咸菜，有的是生白菜、腌黄瓜或者萝卜丝，绝大多数都是胡萝卜丝白萝卜丝交替带。午饭的时候就倒出一点自带的咸菜，买一碗玉米糁稀饭（从家里带上生玉米糁兑换成粗粮饭票），再吃两个馍。晚饭也是开水泡馍，只不过可以拨一筷子咸菜。有的同学分配不好，如果这次带的咸菜好吃，头几顿就放开吃，结果到最后一两天就干瞪眼。
几十年后的今天，物质已极大丰富，新鲜的蔬菜水果四季都能吃上。但我逛超市还会买一些罐头吃，吃了里面的果肉仍然舍不得扔掉罐头瓶，我会把它洗得干干净净，还和从前一样，把它倒扣在案板上空干水分，然后再放别的东西。
六十年代文章9：货郎往事
文/翟正荪
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些摇着小鼓，行走在乡间小道上的货郎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笔者家乡陕西关中的乡下，常能看到他们风尘仆仆的身影。
我认识的货郎是位老头，个头不高，冬天穿着臃肿的黑粗布做的棉衣棉裤棉窝窝，腰里裹一条厚厚的粗布腰带。老头是邻村农民，春冬农闲出来溜溜担子，乡人叫他“摇鼓的”，他的鼓是一只旧且笨的拨浪鼓，两侧各一根辫子似的鼓槌，摇起来前后甩打，声音响亮且干脆。老头面善，人缘极好。一进村就有熟悉的大人小孩远远地站着向他打招呼：“摇鼓的，冷不冷？”老头也不答话，一边挑着担子走路，一边笑眯眯地举起手中的拨浪鼓，“不冷！不冷！不冷！”鼓声替老头做了回答。
老货郎挑着担子走街串巷，扁担两头是旧松木箱子。打开箱子，箱口上复一只木盘，木盘上摆的是些针、线、顶针、肥皂、煮青、煮蓝之类日常用品。货郎老头生意做得随和，若买主手头一时不便，可用鸡蛋顶账；若再不便，也可赊账。这时，老头便揭开木盘，从箱子取出一本厚厚的线订的账簿，取出毛笔和铜质的墨盒，一一放在另一边箱子的箱盖上。然后拔下铜质笔帽，斜着笔杆在墨盒滗了毛笔。然后侧过身子，一手端着打开的账簿，一手捏着笔杆和站在旁边的买主算账：“三根针。”“针，三根，中号，三分。”“两尺头绳。”“头绳，两尺，五分。”老头一边说话一边写字，泛黄的账簿纸上就多了几行流利且潇洒的行书。放在今天都是上好的书法。老头当过私塾先生，一笔好字是应该的。老头人和气，也并不全靠这副担子吃饭，有生意就做，没生意就和前来搭讪的村人拉家常。那些年冬天挺冷，常看见货郎老头挑着担子在残雪未化的村道上小心翼翼地行走，那“不冷不冷”的拨浪鼓声，至今想起仍令人心生暖意。
大约从上世纪60年代起，货郎们渐行渐远，后来几乎绝迹，邻村老货郎也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只是他的故事时有传闻。记得还是农村吃食堂饭那几年，就有传说这老头曾给毛主席写信，反映食堂饭吃不饱，村人得了浮肿病云云。有人佩服老头儿敢说实话的勇气，有人觉得老头迂腐得可笑，但更多的人担心这信毛主席能否收到。
那年天旱，我初中毕业回家务农。那天，我和队里十几个男劳力在村南的坡地锄包谷，太阳晒得满地包谷耷拉着叶子，汗珠子滴在地上刚湿了一点“吱”的一声就变白了。七上八下的锄头砍进晒得发烫的土地，只听见一片干燥的“嚓嚓”声。天气闷热，有人突然停下锄头没由头地问了一句：好久没见货郎担老头了，不知现在干啥呢？有人接茬说，他前几天曾见过那老头，是去公社开会的路上，老头是和他们村的四类分子走在一起，老头是四类分子中的坏分子。其间也有人停下锄头擦汗，但并无人接茬。那是一个人人自危的年头，谁也没有心情再追问下去，有关货郎老头的话题就这样被淹没在起起落落的锄头扬起的尘土中。
多年来，我常常揣测老货郎给毛主席写信时的情景，农村吃食堂饭那阵儿，正是上世纪60年代初。当时老货郎已不再挑着担子走街串巷，他也和其他社员一样扛着锄头上工放工，排着长队去生产队办的食堂打饭。当时“四清”和文革尚未开始，农民在街谈巷议中还可以发点牢骚，食堂饭则是最遭村人诟病的话题。也许那天下工后老货郎吃了从食堂打回的包谷糁稀汤仍然饥肠辘辘，他有话想说，这些话他已想了很久。他从当年的货郎箱子取出墨盒和毛笔，就着一盏幽幽的油灯，铺开一张纸，也许这张纸就是从当年那本账簿上撕下来的。依然是和当年一样潇洒的行书，他趴在炕桌上给远在北京的毛主席写信。他没有政治企图，甚至谈不上勇敢和勇气，只是想给国家领导人反映情况。他说的都是实话，他很平静，也很踏实；没有心潮澎湃，也没有跌宕起伏。他，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只是写了他认为应该写的一封信，尽了一个农民的本分，顶多尽了一个农村文化人的本分。事情就这么简单。
尽管这封信后来没有了消息，甚至有人怀疑毛主席真的能否收到，但一年之后，农村的公共食堂确实不办了，村人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活。如今，老货郎早已作古，偶与熟人说起那些旧事，似有隔世之感，然而于我，却总有些东西挥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