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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文章1：母亲的盲道
文/崔立
父亲对母亲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要是我不在了，你该怎么办？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差点将母亲带走。经过全力医治，命是保住了，但母亲的双眼，却是看不见了。
每次说到此，母亲总显得很乐观，像年轻人无所谓的口吻，说，凉拌呗！
父亲和母亲，住在乡下农村。住的是一排四五间的平房，围起了一个小院子。母亲看不见的眼睛，渐渐地也开始适应了：可以摸索着自己穿衣起床，可以自己拿筷子吃饭，可以自己打扫卫生，等等。
唯一不便的，可能就是上卫生间了。农村里的卫生间，不像城市里，是建在屋子里的，这里是建在院子里的边上。从房间走出来，去卫生间，需穿过一条10来米长的水泥路，才能到达那里。
母亲从房间出来，就不知道往哪里走了。也可以扶墙，但扶墙太危险，房间里闷热，窗经常是开着，母亲若是扶着墙，头就会撞上。而且，有一半的距离是没有墙可扶的，那里是一块菜地。
因而，母亲要上卫生间，就只有喊父亲帮忙。当然，每次父亲也是以最快的速度跑来，拉住母亲的手，很细心地带她一步一步地走，直至到达卫生间。
上完卫生间，母亲又由父亲扶着，一起回到房间。母亲总开玩笑地说，为你劳碌了一辈子，总算可以收些你的回报了。父亲就温和地笑。
每次都要父亲带着去上卫生间，总是有所不便。若是父亲正好走开呢？我也曾想过，若不行，就在屋里建一卫生间吧。父亲母亲居然都不同意，说，咱农村人，可不习惯在家里按卫生间啊，那臭烘烘的味儿，谁受得了。我解释，其实冲洗干净了，就没什么味儿的。但他俩一脸坚定的表情，表明了我的劝导失败。
事情没解决，母亲上卫生间，还是要父亲给带。父亲不厌其烦，但没事总说“要是我不在了，你该怎么办？”
一天，我回老家，看到父亲低着头，一手拿着一根锥子，一手拿着一把榔头，正在门口的水泥地上用力地敲击。我吃了一惊，问父亲，你干嘛呢？父亲微微一笑说，我看到城里人行道的中间，都有一条盲道，我想给***也弄一条。父亲是想在水泥地上敲出盲道？这可是个很有技术含量的项目啊。父亲似乎看出了我的疑惑，说，没事，你看着吧。
不知道是不是有些不吉利的话说得太多了，还是原本就是注定的。有一天，我还在上班，住在农村的弟弟打来电话，心急火燎的声音，哥，你快回来吧！爸快不行了！我的脑子里嗡了一声，赶忙放下手上的活儿，赶到弟弟所说的中心医院。
医院里，父亲神志虽已经模糊，但拉着我和弟弟的手，不断重复着一句话，照顾好你们的妈妈……
送走父亲，我请假在家里多呆了几天。母亲一直很恍惚，一会忘了这，一会忘了那，一会又说到父亲，问他跑哪里去了，还不回来。然后，母亲就禁了口，她是想起父亲已不在了吧。又一会，母亲忽然摸索着站起了身，说，我上卫生间。我说，我扶您。母亲摇摇头，说，不用。
在我诧异的眼神中，母亲扶着门框从屋内走到了屋外，走上了那条去往卫生间方向的水泥路。我发现，在这条水泥路的中间，有一条条并不起眼的凸起处，你不细看是不会注意到的。这应该就是父亲给母亲弄的盲道吧。更为神奇的是，母亲居然真能循着那一个个凸起之处的指引，一步步地很安稳地去往卫生间。
这小小的凸起，果真有这么大的功效吗？不。不是的。这应该更是父亲母亲这么多年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的那种力量的指引吧。
那一刻，我的眼眶湿润了。
母亲文章2：母亲的花背篓
文/谭高
岁月的风霜早已染白了母亲的头发，深深浅浅的沟壑爬满了母亲的脸庞，伴随她大半生的竹编花背篓，也被时光打磨得油光可鉴，显得更加古朴。这个高65厘米、用上等竹子编织而成的花背篓，是母亲的定情物，也是母亲爱上父亲的理由。
25年前，26岁的父亲已是邻近几个村庄有名的篾匠，擅长编制背篓、簸箕、竹筐和撮箕等日常生活竹制器具。因为父亲技术过关，经常受到乡邻的邀请，为他们编制各种农用和生活竹器。
1987年，父亲受外婆邀请，到外婆家编制簸箕和撮箕。父亲见母亲背的背篓有些破旧，便为她编制了一个花背篓。这个翠绿色、泛着竹香味的花背篓打动了母亲的芳心。
外婆知道此事后，极力反对。因为当时父亲的家庭条件很不好，26岁了还未成家，外婆担心母亲嫁给父亲后会吃苦。但母亲始终不听外婆和家人的劝阻，她也一直用“天干饿不死手艺人”来劝说外婆，争取自己的幸福。最终，外婆拗不过母亲，便答应了这门婚事。父亲和母亲婚后的生活并不好。奶奶体弱多病，爷爷已去世，还有两个兄弟未成家，随着我的出生，境况不好的家显得更加拮据。为养活一大家子人，父亲在外拼命做蔑匠活儿，母亲则在家种蔬菜贩卖补贴家用。一年四季，母亲菜园子里的蔬菜从未间断过，始终充满着无限生机。因此，母亲的卖菜之路也从未间断过。每个赶场天，母亲都背着父亲编的花背篓，背着晨雾而去，背着露水而归。
后来，我才知道母亲卖菜就是在“做贼”。母亲想多省点钱，不愿缴市场管理费，就像“贼”一样东躲西藏地卖菜。有一回，母亲正在为顾客称菜，没注意到市场管理人员走过来。来不及逃跑，她被工作人员逮住了，当即没收了蔬菜。母亲苦苦哀求：“蔬菜你们拿回家吃，但求你们别带走花背篓。”工作人员不肯，说：“不行，不收了你的背篓，你下次还会背蔬菜来卖。”
等工作人员中午下班回家后，母亲壮着胆子跑进市场管理处，偷偷拿回了花背篓。第一次做贼偷东西，母亲惊慌未定，逃回家的途中崴了脚。晚上，父亲轻揉着母亲的脚，心疼地埋怨：“何必呢，不就一个背篓吗？没收了，我再给你编一个新的就是。”父亲哪知道，这个花背篓在母亲心中的分量。
此后，母亲再也没背父亲当年送她的花背篓上街卖菜了，而是将它珍藏起来，害怕再次被人没收。
如今，母亲已不再卖菜，但每次上街，她还是喜欢挽着父亲，背着父亲送她的花背篓，即便是不买任何东西，她也背着。我多次劝她，上街别背它了，坐车很麻烦，可她偏不信。她说，背着背篓，就是背着幸福。
母亲文章3：一张全家福
文/武振华
1961年春节前，母亲和在青海工作的大哥、大嫂带着小侄儿回到了老家白水县纵目公社富平村。听说母亲他们从青海回来，已是初中三年级学生的我从养父家赶往富平村去看望两年未见的母亲。
母亲去青海是为大哥照看孩子的。大哥1956年由西北五省总工会调青海省委组织部工作。1959年9月我的二侄儿出生了。10月份母亲便带着正在读小学三年级的妹妹去了西宁。那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妹妹听不懂当地人说话，吃不惯青稞杂粮，几次写信给父亲要回老家。第二年也就是1960年的七八月间，父亲去了一趟西宁，亲眼看见有人死在街头，深感青海人的生活比陕西更苦。不能让孩子跟着大人受罪，父亲便把妹妹接回了家。1961年春节前母亲和大哥、大嫂带着小侄儿回到家里。节后母亲和小侄儿没有再去西宁。
那天上午我就到了富平村，母亲他们还没有回来。下午两三点钟，他们才走进家门。纵目公社距县城六十多里路，不通汽车，进县城要翻三条沟，其中洛河那条沟一上一下要30里。父亲请来亲戚中三四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推着自行车把母亲他们接了回来。早已守候在窑洞里的亲戚和来看望母亲的乡亲们闻声走出窑洞。大家问候着，接过他们手中的行李，高兴地说笑着，农家小院一下子热闹了起来。
晚上，父亲、大哥、大嫂去了爷爷、奶奶住的窑洞。二哥、二嫂、姐姐、妹妹和我留在厨屋，围坐在母亲身旁。炕墙上煤油灯灯焰跳跃着，把金黄的光亮涂抹在每张笑脸上。母亲讲述她的异地见闻，我们饶有兴趣地听着。母亲讲得最多的还是吃。从她的话里我得知，尽管大哥在省委机关工作，但粮食定量也不高，每月才24斤。两个人的口粮四个人吃，加上副食少，油水少，一家人老处在饥饿之中。母亲说，她亲眼看见不少干部都饿浮肿了。虽说家里不时地给大哥他们邮寄粮票，可母亲总是尽量让上班的儿子、儿媳吃饱，最后她自己才有多没少地吃一点儿。
这时我才找到为啥感到她比过去瘦多了的原因。二哥武忠孝情不自禁地掀起母亲的衣服。母亲瘦极了，根根肋骨暴起，干瘪双乳紧贴在胸部，简直可以用瘦骨嶙峋来形容。那一年母亲还不满50岁。二哥抚摸着母亲身子，心疼地说道：“妈呀，你咋就瘦成了这样！”话还没说完，眼泪就扑簌簌地落了下来。母亲的眼睛湿润了，一屋子的人眼睛都湿润了。
大哥大嫂在家的那些日子是全家最快乐的日子。合家团聚，四代同堂。大嫂高兴地和妹妹唱着歌。短短的十几天里家里想着法儿做变样饭，压饸饹、炸油糕……大嫂高兴地操着上海口音说道：“还是老家好。”妹妹对我说，困难时期我们家之所以能填饱肚子，主要原因是前几年没有把余粮全部卖掉。
一家人团聚是件大喜事。那天下午从纵目镇照相馆请来名叫巴子的照相师傅照了这张全家福。照相用的布景就挂在院子的南墙上。爷爷奶奶坐在最中间，两旁是父亲和母亲，奶奶和母亲抱着侄女和侄儿。大哥大嫂，二哥、二嫂站在后面。妹妹站在妈妈左边。我站在父亲的右边。
母亲文章4：母亲的回忆
文/缺月
也不知道她怎样了？应该在上面很好吧。
她是个典型的农村妇女，出身卑微，可是却极其善良、温柔、坚韧、能干，记得她和我说过，十岁的时候就失去了父母，她和弟弟一起相依为命，她照顾着年幼的弟弟，可她自己才多大啊。靠着东家一口饭西家一口汤才生存了下来，我现在都能体会到在她去世的时候她弟弟哭晕过去的那种心情。一直到现在，我都不敢用语言来描述她，我也不会如何用语言来刻画她，可是我又能为她做些什么呢？
她大字不识一个，却倾家庭之所有供孩子们读书，我对小时候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八岁那年，顽皮固执的我死活不愿意进学校，不管谁劝都不行，她就用挑水的铜钩使劲的打我，可是倔强的我被打的发热了还是不愿意去，我现在再想，她当时是如何的绝望啊，才会使那么大的劲，最后还是奶奶拿了个漂亮的书包哄我说学校有好多弟弟妹妹可以在一起玩我才去了，晚上她给我洗澡，边洗边流泪，我问她为什么哭，她就念叨着你怎么就那么不听话，那么不听话，身上打的都是伤。从此以后她再也没有打过我。
她真的很漂亮，看她有时候沾沾自喜看着二十岁左右的相片，她问我漂亮吗，我笑着对她说：我们老师也挺漂亮的，可是你怎么那时候就镶两个银牙了啊，就这一点不好。她还骄傲的说，小孩子懂什么啊，然后把那头乌黑的头发梳个整齐，就自顾自忙去了。现在想想，她是如何会打扮自己啊，衣服鞋子全是自己做的，给全家做的鞋子好几年都穿不完，我真不知道她是从哪里学的，字也不认识一个，她却能绣天下最美丽的花和蝴蝶，姐姐到现在还保留着一面准备在她结婚时候她送的一个自己绣的枕巾，有时候还拿出来在我面前显摆一下，其实她不知道，我们家也有保留好几个呢。
她是如此的爱着我们，只是为了能看看她被抱走的孩子，以至于在忍受不了对同父异母的姐姐思恋之情远嫁到外地，姐姐一直到现在都记得她的好，在那个年代，她只有把自己最疼的女儿送走才能让她活命，可是她又是如此的心疼啊，每次姐姐到我家，她总是拿出最好吃的，最新的衣服哄着她，跟我们说一定要对姐姐好，说姐姐是如何的苦命，可是她自己呢，在忍受第一个男人的背叛后她毫无顾忌的离开那个富足的家庭，离开那个让她受辱的地方嫁给我那憨厚的父亲，小时候我们是在她的呵护下成长的，她看着我们，我还依稀记得夏日的晚上我们呼呼大睡的时候她在旁边摇着扇赶着蚊子唱着歌哄我们， 那时候的她也是多么的甜蜜啊。
她太孝敬了，以至于在她去世近十年后，奶奶还在念叨她的好，说她如何如何没有和她翻过脸，没有吵过架，念叨她在的话我就不用这样遭罪了。是啊，她是如此的孝敬，以至于因为照顾病重的爷爷感染了了一种奇怪的病，整天发烧，头痛，免疫系统已经完全不起作用，那是在我八岁那年开始的，我真的不知道她是如何熬过九年之久的，怕是对孩子对家庭的眷恋吧，等我读高中的时候了解她这个病想去调查一下的时候，医生告诉我说这种病最多只能支持两年，我不知道我是怎么走出医院的。她坚韧的让人心疼，看着她整天挂水打针，我们三个孩子围着她，弟弟妹妹还小，我怕她会突然离去，每次都是看着她坚强的呼吸着我们才敢睡去，醒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赶紧去看看她，可是每次她都能奇迹般的好一点，然后她继续去做家务，做农活，可是她知道吗，那时候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了。每次回老家，奶奶总是在我们跟前说她的孩子都大了，可是一点福也没有享到，是啊，她是如此的勤劳，如此的爱着我们，甚至小时候我不清楚他们那个年代有没有所谓的夫妻感情，我也不知道她和父亲有什么约定，在她去世后，父亲靠着粗糙的大手一个人坚忍的养活着我们，起早贪黑，甚至一直供我读书毕业，父亲不愿意提起她，只是有一次，过年在桌子旁，他说了句：少了个人。父亲眼红了，我没看过父亲流过泪，我们也不敢看他，那也是唯一的一次。
她是我心里永远的伤，我不愿意在任何人面前说她的事情，为什么她会那么早的离开我们，难道真的是她太累了吗？十六岁那年，我上初三，久为谋面的姐姐竟然从老家来找我，我当时预感大事不好，姐姐没多说什么，只是让我赶紧回家，也不说话，使劲的哭，到了家里，看到门外摆放的花圈，我竟软了下来，我不知道我是怎么进去的，只是呆呆的看着躺在那里的她，她真的离我而去了吗？可是她还那么漂亮啊，大大的眼睛，黑黑的头发，依稀笑起来就看到的银牙，可是她为什么现在不笑了呢，是不是太累了，需要好好的休息了呢？我抚摸着她瘦削的脸颊，对着她说：你怎么了，怎么了啊。舅妈在旁边说，孩子，她最后一句话，就是大儿子为什么不来看我。我不想哭，有什么办法让我不要哭出来，她教过我，男儿流血不流泪。可是我忍不住。哎，她就这样走了，带着对家的眷恋带着对孩子的呵护，就这样飘无生息的走了。
昨天晚上又梦到她，又是看到她的银牙，对着我笑。
母亲文章5：乡音情怀
文/赵洁
对戏曲的喜爱，源于母亲的影响，因为70多岁的老母亲也很喜欢看戏。我工作单位的东边是个加油站，记忆里这里曾是家乡唯一的一个礼堂，规模不大，但是里面的设施按当时来说，也还是不错的，但凡有电影或戏曲，都要在这里放映演出的。那时候年纪很小，大概只有七八岁的光景，只要有演出，母亲就会常常带我去看，偶尔还会给我买上三五毛钱的瓜子，装在我小布褂的兜里。尽管听不懂舞台上那些生旦净末丑唱的是什么，但我会嗑着瓜子，很安静地看完，直到曲终人散。自此，河北梆子那慷慨激扬的唱腔绕耳不绝，就像一颗种子，悄悄地在我的心田生根发芽了。
那时候，舞台是很简陋的，是砖和水泥混凝建筑的。剧团演出时，自己便用幕布装饰一下。演出时的字幕，悬挂在舞台两侧，是两块很大的长方形白布，黑色的字体映在上面，很是醒目。演员唱到精彩之处，台子下面常常是喝彩声一片，那是发自内心的对演员的肯定和赞叹。
时代变迁，家乡又建了新剧院，礼堂便被弃之不用了。可是印象里，我却不曾在新剧院里看过戏。长大后能看到戏曲演出的机会，是一年一度的家乡庙会上。更加简陋的临时搭建的舞台、老旧的舞台布置，观众大多是从三里五乡赶来的中老年人，无需买票，齐齐地聚拢在台子周围，都站着，一拨走了，一拨又来。我是羞于挤在人堆里看的，但是，河北梆子那明朗、刚劲、华丽、委婉的唱腔，依然会穿过层层人群，闯进我的耳膜，一下下拨动着我的心弦，让我忍不住驻足，静静地聆听沉醉。
可现在，家乡连这样一个看戏的机会也没有了。闲暇时，我偶尔会在电脑上看上一出，没有掌声，亦无喝彩，只我一个人，静静地融在里面，看得懂情节，依然听不出台词，但就是喜欢。《打金枝》《窦娥冤》《辕门斩子》《陈三两》《大登殿》……这些剧目百看不厌、百听不烦。曾有人数落我，这么年轻，你就听这个，你这是多老的心态！老吗？我从来不觉得。戏曲的源远流长，是历史的演绎，是文化的沉淀，是音韵的醉心，是久经不衰的魅力的彰显。在这个充满浮躁虚夸的社会，戏曲以她独有的厚重和沉静影响着我，让我也能如水般清凉柔和。春夏秋冬，缓缓流淌，尝人生百味，品四季甘甜，不急不躁，不弃不馁，不浮夸虚伪，不茫然迷离。
惟愿，河北梆子这门古老的戏曲艺术能重振雄风，重放异彩。此生里，在家乡，再有那么一个机会，一方舞台，让我静静地再聆听一次不改的戏曲乡音。
母亲文章6：母亲的头发油
文/曾洁
在这个季节里，阳台的紫兰花带着纯洁与美丽，盛开了。璀璨的红色却挡不住我的目光，投向不远处花丛中的另一株蓖麻。小时候，就是这样的蓖麻陪伴我和母亲走过无数个春秋。
幼时，记忆中的母亲总是一身整洁，一头乌黑油亮的头发，让我觉得母亲就像降临到人间呵护我的天使。乖巧的我，总是静静地围着她，觉得母亲是那么年轻貌美。
儿时，连块香皂都买不到，头发油更是一种奢侈品。所以每每休闲时，母亲便用蓖麻果仁自制头发油。我家院子里生长着许多蓖麻植物，在温润的季节里开花结果。
制油之前，母亲先摘下成熟的果子晒干。太阳底下，果仁一个个从果壳里蹦出来。等收集大约有两斤多时，母亲就用这些果仁开始制作蓖麻油了。
那时，我是母亲的好帮手。我负责烧柴火起锅把蓖麻果仁炒熟、捣碎、加水煎煮；母亲过滤、小心翼翼提取。呵，忙了半天，制作完成了，最后用瓶子装起来，颜色像花生油，这是母亲喜欢的蓖麻油——头发油。
早晨，母亲梳头总要抹上一点蓖麻油，这样头发既柔顺又乌黑亮丽。
后来，我到外面读书，一回到家，母亲就小心翼翼地搓洗我那件粉红色的裙子。她总是轻轻地揉搓，一脸温柔，嘴角挂着一抹微笑。头发是那样的乌黑发亮。
再后来，我毕业工作了，商城里化妆品琳琅满目，我就常常给母亲买头发油。
一天清晨，母亲坐在院子里梳头。我早早起来想给母亲一个惊喜：送她一瓶高级的头发油。我轻轻地走到她身后，风携着晨光映在她头发上，乌丝飘扬间蓦然闪现出一抹银色光芒，深深地刺痛了我的眼睛，我不禁“呀”一声惊叫出来。母亲察觉到是我，便说：“你这孩子，大清早起来，怎么不睡了？”我没有回答，只是走上前，轻轻地撵起这根白发。
我知道，母亲这一缕白发，是因我们儿女而生。我说：“阿妈，您有白头发了。”母亲没有惊讶，只是静默一下，接着笑了：“是啊，你都长大了。”
我听着，瞬间眼眶红了。
母亲文章7：我的母亲
文/钟清平
母亲年轻时长得很美，高挑的身材，匀称的五官，一双大眼睛清澈明亮，尤其是那一对又粗又长的黑辫子，时而坠在背后，时而摆在胸前，非常好看。
对母亲的美丽，我那时是感觉不到的。从小朝朝暮暮跟母亲生活在一起，美也好，丑也罢，要有感觉也难。只是后来参加了文工团，听同事发表了一番对我母亲的评价，才使我恍然大悟。
那位同事比我年长十多岁，跟我是同一个镇上出来的。那天夜里，我们下乡演出睡一个地铺，睡前闲聊，同事谈起我母亲，一席话把我说得一愣一愣。
“你晓不晓得，你母亲是新沟镇上有名的美人！”
“你瞎说！”不知怎的，他这话让我听了有点不舒服。
“哄你我是小狗！你母亲长得真好看，镇上的人都叫她‘黑牡丹’呢！”
这时我才知道，母亲竟然还是个美女。
母亲只读过半年私塾。但相对于没上过一天学的父亲，母亲当时在我们家可以算得上是个“知识分子”了。母亲的悟性极高，认得不少字。我1984年1月在《鸭绿江》学员杂志上发表第一篇小说的时候，母亲拿着那本杂志，竟能把我写的小说读出大半，这让我很是惊讶。
最让我佩服的，是母亲超人的模仿能力。小时候在家，我经常见母亲模仿一些电影人物的神态和现实生活中各种人物的表情，逗得我们兄弟姊妹捧腹大笑。应该说，我具有较高的文艺天赋，最主要归因于母亲的遗传和影响。
我不足12岁就被招进了县文工团。
文工团在县城，与我的家乡新沟镇相隔上百里。我离开家不久，母亲因为思子心切，隔不多久就要到县城来看我，还经常写信、打电话希望我回家。
有道是儿大不由娘。我对母亲总是要我回去，心里十分反感。
有一次，母亲编织了一个谎言，让姐姐给我们团领导打了个电话，说她病了。我好不容易请动了假，回去了，见母亲好好的，就有几分恼怒，耍着性子要搭车回县城。母亲急了，好说歹说才把我留了下来。
留家的那几日，母亲想方设法弄些美食给我吃，一会儿肉丝汤，一会儿猪肝汤，一会儿烧肉，一会儿蒸鱼。我拿出自幼练就的吃功，张着嘴儿一刻不停地暴食着母亲做的美味佳肴，三下两下就把肠胃给撑坏了，结果，活生生地把个探亲假演变成了病假。
我病得很重，连续两天上吐下泻，浑身虚脱得没有一点气力。那天，父母所在单位被镇上安排集体修路。母亲放心不下我，中途回了趟家。我想上厕所，强支病体从床上爬起，不料一阵晕眩站立不住，扑通一声栽倒在地。母亲正好赶上，一把将我抱起，眼泪汪汪地叫了声：“我的儿！”
只这一声叫唤，让我泪如雨下。我扑在母亲的怀里，任泪水汪汪地流，那一刻我幸福得一塌糊涂，以至于几十年过去了，每当想起当年病重被母亲抱起的那一刻，我的鼻子还不禁发酸。
母亲爱唠叨。她对我们讲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一个鸡蛋吃不饱，一个名声背到老。”要我们从小养成干净做人的习性。直到我调任县新华书店经理，都人到中年了，母亲还是不停地对我唠叨：“儿啊，你要注意呢，宁可过得清贫一点，不要出事呢……”开始听这话，我还一个劲点头，可听得多了，便有些不耐烦。
我嫌母亲唠叨、要强，心里总有点偏着性格内向的父亲，但我奇怪自己，每每遭遇痛苦的时候，心里最先想到的还是母亲。
那是发生在九十年代初期的一件事。一天夜里，我睡下不久，突然感觉右下腹疼痛不已。刚开始我还拼命地忍着，可渐渐疼痛加剧，以至于有了痛不欲生的感觉。半夜里，我被人抬上车，送进县医院急诊室。医生让我超剂量地服了两粒止痛片，也无济于事。我实在忍不住，疼得从病床上滚了下来。突然，我眼前浮现出母亲的身影。母亲还像当年那样，紧紧地搂着我，用她那颤颤的声音不停地问：“我的儿，你怎么样了……”
我不觉鼻子一酸，哇地一声哭了出来，口里连连叫着“妈呀，妈……”
父母一直住在新沟镇，1995年才搬到县城，时隔24年，我与二老再度团聚。原以为这辈子能与父母朝夕相守，再不分离，可到了我47岁那年，竟然又接到了一纸调令。
跟我幼时离家相比，这回走得更远，是到远离监利400多里的荆门市去工作。
得知我要调走，平日里沉默寡言的父亲，开口向我提了几个问题，说荆门在哪里，你调到那里去搞么事？为了让父母高兴和放心，我便专门拣些好听的话讲给二老听。我说这次是被组织上提拔重用，我从一个县级新华书店的经理，一下子升到了市新华书店总经理的位置。父亲一听就呵呵地笑了。可平时总爱滔滔不绝的母亲，那天居然心事重重，一句话也没说。
离开监利的那一刻，接送我的场面热闹非凡。临了上车，我向大家挥手告别，在欢送我的人们后面，我突然看到一个衰老的身影。
母亲什么时候来的，我一点也不知道。此时的母亲，显得格外苍老，无情的岁月，让母亲曾经挺拔的腰身，已变得弯曲佝偻。母亲的心态也变得越来越自卑。母亲知道，这些接送我的人都是有“身份”的，而她却是一个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甚至没有任何生活来源的老太太。母亲知道自己的卑微，她甚至都不敢再往前走一步，让大家感觉到她此时此刻的存在。她只是一个人远远地站在最后面那个不显眼的地方，默默地看着她那已年近五旬的儿子登上即将离去的小车，然后眼睁睁看着车轮徐徐启动。
我是在小车的后视镜里发现母亲的。我叫停了车，迅即拉开车门，快步走到母亲面前。
对着年迈的母亲，对着几十年含辛茹苦的母亲，我无语凝噎，顿觉肠断。
“妈，我走了……从今往后，您和父亲多保重！”“儿啊，一个人在外，要注意呢……”母亲的泪正一滴滴洒落在我的手上。一时间，我泣不成声……
母亲文章8：母亲这条河
母亲是一种温柔的感觉，她静静的在我的生命中流淌，干静、明澈。我就是河中的一条无忧无虑的小鱼，欢快的摆着尾巴，激起几朵凉丝丝的水花。
这条河就这么蜿延着，延伸到我生命的远方。
我向前游着，母亲就在我的一呼一息之间，我们亲密无间。偶尔有些微风掠过，我会探出我的小脑袋向后望望。母亲带着我，历过了多少断壁残崖。
许多次，狂风骤起，母亲把我深深的藏在她那白色的衣裙之下，而自己却被无情的狂风一次次的撞到周围的陡崖上，撞的伤痕累累。
母亲河一样的坚韧，她从不呻吟，也不抱怨，只是会默默的抚平自己的伤口，然后恢复她的温柔与澄澈，载着我，去追逐天边那道炫丽的彩虹。
我不坚强，我只会瑟瑟发抖的游到河底，惊恐的等待着暴雨狂风的过去，无能为力。母亲汨汨的河水轻柔的充满着我的世界，安慰着我，鼓励着我。
渐渐的我不再害怕，我相信终有一天我会越过龙门，拥有着呼风唤雨的本领。那个时侯，没有狂风，没有暴雨，母亲可以在我的守护下，静静的流淌。
我要为母亲编织世上最美的彩虹，让七种奇异的光茫为母亲披上动人的华彩。我要为母亲移山除石，使母亲再也不用忍受被撕裂的苦痛。不，这些都还不够。我还要为母亲开疆拓土，让母亲流向更远，更长。
现在我们彼此相依，相亲相爱，亲密无间。母亲带着我，去实现我们共同的梦想。----仅以此篇在2011母亲节中献给我可爱的母亲。
母亲文章9：客从何处来
文/杨立明
母亲围着锅台忙活，父亲来回打着下手，而我，却坐在门槛上晒太阳、玩手机，偶尔与父母唠句家常。邻家大嫂进院，冲正炒肉的母亲喊了一句：“家里来客啦？”母亲头也顾不上抬，应道：“哪呀，是俺家三小儿！”听罢，我一怔，感觉自己多年离家在外，回家甚少，恍然已成客人。
其实，经常做饭的我，也试图凑到母亲跟前帮忙。可母亲扭头简单一打量我，便摇头逗趣说：“家里灰尘多、灶前烂草多，做饭烟熏火燎、油点乱溅，别再把你的衣服弄脏了。回家一趟不容易，还是歇着吧！”我顿时满心羞惭，挽起袖管，下手忙活；用行动告诉母亲，我还是庄稼人，没那么矫情。
可真下了手，便成了无头苍蝇；难动手，光动嘴，问个不停。切菜，要问菜刀在哪，胡萝卜在哪，葱姜蒜在哪？烧火，要问火柴在哪，柴禾在哪？炒菜，要问铲子在哪，油盐酱醋糖在哪，炒到什么火候二老咬得动？无奈，母亲一声笑叹：“算了，还是我自己来吧，你真是越帮越忙！”退到一旁的我，看着母亲佝偻的身影，不由黯然神伤：这还是我的家吗？我还是家里的一员吗？怎么感觉真成了客人？
母亲忙饭，我突发奇想，四下找寻家里自己曾经的痕迹。还记得有一沓在师范时的书信，压在柜底，想留作青春的记忆。可我翻了个底儿朝天，也没找到。母亲略显歉意地告诉我：“多少年你也不提这些信，以为你不要了；但又怕有什么秘密，就给你烧了！”我虽不舍，却安慰母亲说：“我只是忽然想起来，是没用了。”
又找曾经的课本，没了；儿时的玩具，没了；穿过的衣服、用过的镜子、听过的磁带，全没了。我没再问母亲，只是愣坐在那里，环顾这个曾伴我孩提、青少时光的自己的家，已然找不到自己生活的痕迹。再坐在这里，真如回父母家做客一般，熟悉又陌生。
吃饭，父母不停地往我碗里夹菜，客气得让我深感不自在，有愧意。饭后，母亲紧着收拾碗筷，把意欲洗碗的我推向一边，扔给了我电视遥控器。随后，拿出崭新的被褥，晾晒在阳光里，说：“这还是你们结婚那年回家时盖过的。”遥想，因工作忙、有女儿，回家都是匆匆回、匆匆走，已八九年没在家睡过。
父亲说要下地刨花生，问我去不。我高兴地问：“去哪？”父亲搭话：“谷地沟！”我愣了一下，母亲忙提醒：“哎呀，就是你小时候上树摘柿子掉下来的那个山沟嘛。”我“哦”了一声，不好意思地跟着父母出了门。进了沟，却找不到自家的地；也难怪，多少年没回村种地，记忆淡了许多；加上村里的地荒的荒、撂的撂，父母力所能及地捡块好地种些花生，我哪里识得。
陪父母摘花生，农活已显生疏。吃力地扛着口袋回家，一进院，早已口干舌燥，被满树黄澄澄的李子惹得垂涎欲滴。伸手、拽枝，摘了一个，洗了，坐在台阶上吃个痛快。没想到，片刻一个小孩拉着母亲回家，边走边指着我告发：“奶奶，就是他，偷摘你家李子！”
我和母亲一阵大笑。母亲笑得灿烂，笑孩子的天真；我笑得凄然，笑自己竟成了“贼”。童年背诵的“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今日自己遭遇，才真正明白了当年贺知章《回乡偶书》中的尴尬与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