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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篇1
高拱年岁已长，身体渐衰，是看不到张居正下葬了。虽然张居正在高拱临终前的几个月专程拜访了闲赋乡舍的高老，似乎二人已前嫌尽弃、间隙消弥，尘事尽散，梦渐安平。但高拱可以不见张居正之丧，却不能让张居正安寝于墓中，其一纸《病榻遗言》却致一生荣耀致极的张首辅落得个家产尽抄、褫夺谥号、迫夺御赐、子孙充军;惟没有开棺鞭尸，算多少保全了些体面。高拱的“阴招”之险，古今无人能及。张居正生前观世悟禅自言的“如入火聚，得清凉门”终变成了破败的华梦，真正“入火聚得清凉”的却是他的继任首辅申时行。人性的阴阳、事情的正反，参悟与执迷，事事与非非，尽在眼前身后。这一切正应和了“生命不过是一种想象，这种想象可以突破人世间的任何阻隔”。
开朝洪武以来的文官制度，历二百年，早已由制度化为骨气，融到了文人的血液里。古怪、清贫而又铁骨铮铮海瑞不得不说是这种骨气的一个典范。一名文官即然为讪君直言可以不惜性命，那官印、荣华又岂能羁绊了骨气。这是一种执拗，也是一种单纯，但却缺少了些情趣。“他的思想不是得之于天赋，而是来自经常的、艰苦的自我修养”，也许固执的海瑞永远无法理解“一个女人如有情趣，那么不论她过去是娼妓、已经结婚或正在怀孕都毫无妨碍”。
戚继光虽有些孤独，但终是生逢时、命合运的，外有倭寇之患，内有首辅之助。他虽然改变不了陈旧的体制，这是他“不可能做到的事，但在可能的范围内，他已经最大地适应环境发挥他的军事天才了”。“戚继光的天才之处，在于他看准了妥协之无法避免;而他的成功，也在于他善于在技术上调和各式各样的矛盾”。“虚室生白，吉祥止止”，这也许就是戚继光止止堂的座右铭吧!“他的长处，在于他没有把他人事上的才能当成投机取巧和升官发财的本钱，而只是作为建立新军和保卫国家的手段”。
李贽是一个矛盾体，矛盾得让人理不出头绪。“一个农民家庭如果企图生活稳定并且获得社会声望，惟一的道路是读书做官”，李贽也走了这条路了，读了经史子集，做了官。可后来却辞了官，寄居于朋友家研究起了史学，要做学问家。这读书是目的呢?还是路径呢?怎么当路径走了一程，转而又变成目的了呢?既然把读书变成了目的，一介儒生，后来为什么又遁入空门，出家了呢?逃离了世俗的羁绊，又去研究世俗的经史，这倒底是出世了?还是入世了呢?李贽终其一生，不过是一个追求个性与自由的孩子。他极度自我，却又没有自我，正如“自我只是一种幻影，真正存在于人世间的，只有无数的因果循环”。他在狱中自裁气绝前写了王维的“七十老翁何所求”来解释他的死因，也是极为贴切的，不知求何所求?他不知在这个世界上应当建设些什么，但他从他的阅历与思考中知道，为了得到自由与解放应当打破些什么，只是生命将息，力不从心，无所求了。
这就是万历十五年，自此以后，万历不朝。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篇2
读罢，其实不仅是为这历史中的每一个人所叹息，更是为整个国家以及民族所感到悲哀。
万历皇帝也好，张居正也好。这历史中的每一个人，都只能在这个封建的制度之中运行。而这其中儒道又起了关键作用。自汉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的两千多年，儒家一直被封建统治者所运用来压抑住广大群众的思想。不可否认儒家有其可取之处，然而一旦沦为统治者的工具，就成为了束缚整个民族发展的毒瘤。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社会的日常运行不是靠有创造性的法治而是依靠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那么这个社会的创造性必然是收到了极大的限制。中国近代史的屈辱历史，事实上早已在那个四海升平的万历十五年埋下了伏笔。一个被儒家所束缚，众人闭目塞听，关闭大门的古老国度，早已经注定了他的悲剧结局。在万历十五年，不论是即将不再上朝的万历皇帝，还是要励精图治想要扶大厦之将倾的张居正，或者是想要调和百官矛盾的申时行，还是恪守绝对原则的海瑞。他们所作的努力，都只是局限于封建制度之下的小修小补或者小打小闹。大明王朝就像历史上其他王朝一样，也无法摆脱封建制度下的历史规律，走到了他的发展尽头。
我还想说一下万历皇帝。事实上在过往对于他我是有很大的偏见以及不满，觉得他三十年不上朝，致使国家中枢趋于瘫痪。并且横征暴敛致使民众怨声载道。但是一个朝代发到了晚期，实际上走向终结已经是脱离了皇帝乃至整个官僚机构的控制，除非进行土地改革，否则每个朝代都在土地兼并下不可避免的走向矛盾激化的深渊。而作为全国最大的地主—皇帝怎么可能会对自己阶级的人开刀？只是说皇帝的个人能力，能为这个国家续多几年的命。
事实上，万历皇帝也是凡人，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作为一个凡人，在皇帝的位置上事事却都要按照群臣所限制的儒家的思想来行事，按照所谓皇帝的准则来行事，使得他身心俱疲。我觉得有四件事是让我十分感慨的。一是万历想要进一步的学习书法却被张居正所制止，张居正举出了陈后主，宋徽宗等人来警醒万历不可对于艺术过于沉迷，于苍生并无补益。二是万历在王储选择上与群臣们斗争了长达几十年，原因皆在必须按照传统的长子制度来选取皇储。最终这场斗争以群臣的胜利而结束，以致他灰心丧气只得用“无为”的消极态度来报复群臣，长达数十年不上朝以及不选补官职，从而使官僚机构陷于瘫痪。三是万历在二十几岁之时就以及开始营造自己的陵墓了，而他也欣然接受了这精神上的活埋。四是他想要出城视察陵墓却遭到了群臣的反对，而他也于1588年之后三十多年再没有踏出过紫禁城一步，不免让人唏嘘。
事事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无法发挥自己的个性，也无法把自己的创造力用于政治之中，只能恪守祖宗之法，恪守儒家之道。这种一眼看到尽头的生活，哪怕贵为九五之尊又有什么意义呢？在万历十五年，作为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本应是大展宏图，发挥自己创造力以及实现自己励精图治的大好年华，却事事受到群臣的反对掣肘，事事都要按照所谓的“祖宗之法”来行事。这样的生活实际上相当于行尸走肉罢了。在群臣的眼里，在他们监督下成长起来的朱翊钧，势必要充分的体现他们的意志，也势必要按照一条早已铺好的道路一路走到头。这不得不说是万历的悲哀，也是这个国家的悲哀。这样陈腐的思想，扼杀创造力的思想与制度，怎么还能指望可以使得国家长久的发展呢？把希望寄托在所谓的一两个明君身上，却不去改变整个制度让国家得以长治久安，所有的结局必将是一个又一个的历史轮回的悲剧。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篇3
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这一年，明王朝的模范官员海瑞、著名将领戚继光相继离世，在历史的长河里似乎仅掀起了些许浪花。而在黄宇仁先生的《万历十五年》里，这一年，又仿佛暗含玄机，确是颇为值得探究的历史节点。
纵向而言，1587年距明开朝（1368年）已有219年，距明亡（1644年）尚有57年。此时的明王朝治国早有祖制，统治思想上则信奉僵化的程朱理学下的孔孟儒家，甚至将其视为司法、理政的判断依据。看似一切均按部就班、井然有序、日臻成熟的王朝旧制，仅余的数十年气数，却又无不在提醒后来的诸位看客，实则危机早已潜伏。
横向观之，在黄仁宇先生截定的1587年之剖面下，万历皇帝正当24岁的盛年，却已登基15年，其老师兼前首辅张居正已溘然离世5年。执政的前十年亦是万历帝在位最有作为的十年，开创了“万历中兴”的盛世局面，这些均与首辅大臣张居正励精图治，强力推行系列改革密不可分。当然，当时尚在少年的万历帝眼里，凡事以老师的教导为最高准则，名为万历中兴，实乃张居正的个人意志使然。尽管开朝皇帝朱元璋为巩固皇权而废丞相，凡事均需皇帝钦点，长此以往，必有后来皇帝不堪重负，随之，内阁制度应运而生，加以明朝的监察、秘密警察之制，皇帝既在脑力、体力上得以解脱，又分散权力防止下臣专权。但是这仅是理论上的完美无瑕罢，实际情形往往大相径庭。张居正竭力辅佐万历帝，一心图治的他断然不曾想自己的专权，死后引发臣僚群起攻之，终遭皇帝的唾弃，落得个死后两年便被抄家，险被鞭尸的悲惨下场。
587年，即位15年的万历帝，无论是体力上，还是精神上均略显疲态。这位从小生活在帝师张居正影响与约束下的皇帝，雄心当立之时，受了反对派的引导与蛊惑，当务之要便是极力清洗张居正等人势力，似乎一扫了多年来的压抑与阴霾。然而，此时的万历仍然毫无冲破藩篱的快感。约束依旧，自己如同重又被新的人所绑架。自开朝以来，朝廷便被文官集团所占据，虽然争吵毫无休止，但正是这毫无休止的争论构成了一股难以逾越的力量，使得国家机器在预设的规范与轨道内有条不紊的运转着。在万历看来，自己恰像一具木偶，在群臣的摆布下立在当在的位置。他愈发地感到，老师张居正的倒台，真正受益的是倒张派的臣子，他不过是顺势推到了最潮头罢！然而内心的一点悔意，终究被一时的蒙蔽与情绪所淹没，何况自己还是九五之尊的皇帝，岂能随便食言。于繁杂喧闹的朝堂，万历更觉这无穷尽的上朝的无趣与累赘。
所幸的是，在没有张居正的5年里，新任首辅申时行颇懂为臣之道，举凡政事皆处理得滴水不漏。然而，彼时的首辅申时行内心亦颇为复杂，以至于才五十有二的他，便早已鬓发苍苍，显现出处未老先衰之态。原本作为候补之一的申时行，时来运转之下，侥幸坐上了首辅的高位。不过，此时的首辅亦如此时的皇帝，职业的矛盾如影相随。前任张居正的前车之鉴，无疑让其如履薄冰。
申时行深谙，开朝以来，王朝的运转全依仗道德的力量得以均衡维系，而道德的传承则在于出身于士人阶层的文官集团，所有的典章制度均在文官们的直接干预与操作下得以完成。明朝开“八股取士”之先河，考试的标准化虽大大减少了评判的难度而更具操作性，但其束缚人的原创思想亦是立竿见影的，诚然这是为统治者所愿见的。这也催生出一批固守陈规、僵化教条的文官士子。自然，本朝的法律已置于道德之下，具体的事务甚至司法判决，全在于为官者的道德评判，而具体操作的技术层面亦无实际的依据，往往为个人的好恶所左右，行政的成效自是大打折扣。绵延两百年下来，俨然形成了连万历帝都深感巨大的力量。中国又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农业社会，王朝的统治只能通过各级文官与底层的大多目不识丁的农夫勾连起来，因而，施政的核心便在于推行能让文官能所遵循的文牍范本。当初，前首辅张居正一意力图打破这种僵死低效的局面，却终究被这无形的力量所扼杀。
不过,扼杀张居正的力量明面上为其改革将大多数文官置于对立面，而底下的暗流则在于张居正忽视了文官不愿公开的私欲，升官发财实则为无数士人毕生追求的梦想。虽然开朝以来，本朝官员的待遇并不高，但是这仍阻挡不了士人们做官的热情，暗下的俸禄自是丰厚无比的，范进中举即为一例。那些仁义道德只是停留在嘴上说说，实际执行时又另有一套标准。这阴阳之间的关系，张居正显然挂一漏万了，其触动的是整个文官集团的奶酪。
首辅申时行对此阴阳之道早已心知肚明，其施政要义则在于平衡之术，皆以妥协维持局面为主，而不一意孤行地去达成自己所愿。即便如此，言官对其攻击未曾停过，先是其极力与张居正撇清关系，后因其过于妥协。终究其在拥立太子的事情上，文官们不愿意看到其在此事上拥戴新功，一番攻击之下，被迫辞职挂冠归田。
王朝的文官们大奉阴阳之道，万历帝见得多了便更加感觉无趣而心生厌倦。倒是一位叫海瑞的官员，在如此封闭保守的官场上仍秉承操守，敢于自我牺牲，似一股清流倾泻于污浊之上。只是清者如海瑞者一生命运多舛，几经浮沉，最后一次出山已七十有二，不过是文官们看重他高风亮节的名号委以虚职，以宽慰老百姓的心罢了！
至于青史留名赫赫有名的武将戚继光，在当时重文抑武的情境下，处境并没有历史教科书上所言之好。明王朝的武将几乎皆为文墨不通的粗人，故而对于带兵打仗并无实际的理论可支撑，统领军队的则是文官甚至太监，前朝震惊中外的土木堡事件正是太监领兵的杰作。武将的功绩在文官们看来，不过是其高谈阔论中一句话的事情，显得微不足道。也只有这样的武将，皇帝才安心稳坐金銮殿。只是军队如此低下的战斗力，无怪乎东南沿海屡被一干倭寇侵犯。如同戚继光这样文韬武略的将领自开朝以来皆为凤毛麟角，此自然为文官集团所防备。若不是前首辅张居正的鼎力支持，其一番精忠报国的抱负恐如空中楼阁般化为泡影。他的命运实与张居正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的，张的悲剧亦导致了戚继光后期被万历帝革职，一代将星在贫病交加中了却残生。
而横空出世的明代思想家李贽的出现，更如同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怪胎。这位出任过万历朝官员的学者，骨子里对于当时社会僵化的思想、保守的思维而极为蔑视的，尤其对于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极为批判。彼时，曾为领导和改造社会力量的儒学，俨然成了限制创造的牢笼。以至于其下半生弃官在湖北麻城的佛院里著述立说，试图洗刷这沉闷的空气。尽管其本身处处充满了矛盾，但是这种在当时看来离经叛道之举是值得肯定的。其一些主张是切合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只是不为文官集团的重视与采纳罢！直至人生的终点时，终引起文官们的群怒，抓捕入狱自刎而亡。
彼时，在地球的另一边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将要开启一个新的时代；在北京皇城北面的白水黑山间，努尔哈赤去繁就简创立的八旗军队正致力于开疆拓土。而1587年的大明帝国看不到任何励精图治、鼎新革故的气象，反而自皇帝至低级官员愈发的暮气沉沉、固步自封。
此时封建王朝实则已进入了一条幽暗的死胡同，中国的大地本可以穿过这条所谓的胡同通往新的世界，只是历史没有假设！一切起于偶然，实又必然！王朝的轰然坍塌早已列上了日程，此即为黄仁宇先生探微知著的内在逻辑罢！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篇4
公元一五八七年没有弥赛亚的诞辰，没有先知的教诲，没有预兆变迁的星斗闪烁满天。有的，不过是一张张脸罢了，一张张疲惫地奔波于历史的定格之中的脸。
万历注定不是属于帝王的时代，这张脸谱中注定没有多少王权的神气。大明王朝注定只是封建史上的一个瞬息，而万历朝大约是合眼的前奏，毕竟紫禁城中休憩的已不再是一个雄心壮志的统治集团，这点，万历之前的嘉靖就感觉到了——万历同他一样早年登极，充满变革和振兴的希望，但这一些希望都随着自身年龄与矛盾的增长、深化渐渐瓦解。明孝宗（弘治）应当感到悲哀，因为他的子孙没能像他那样扭转祖宗留下的可怕局面。也正是因为如此，多事之朝才如同一出又一出的折子戏，留下那么多红红绿绿的角色。
惟独有个人不绘脸谱，单看他一眼就觉得有凛然之气扑面而来。他不是贡生，乡试出身，也不应是有权对别人吹胡子瞪眼的那一类，却绝对有憋着气唱大红脸的天赋。他叫海瑞，就是鼎鼎大名的海刚峰。如果出生在当今社会，他一定算是个勤奋的好少年，与此同时，又是无知的愤青。想要为萎靡的朝政打一剂强心针的他，若不是有打不死的勇气，怎么敢傲立于群臣之中？说他简朴，却又嚣张，普天之下，凡为仕者无不惧其威风；说他忠诚，却又不能扛顶风的旗，固执于毛皮小事之间。一个儒道的修行者，一个斋戒灵魂的素食者，他因为与尘世相触而不再是圣贤。这不仅是海瑞的不幸，更是明王朝的不幸。他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舒展自己的政治才华——以博得帝王的信任。但嘉靖尚道，万历重情，他只能做一面没有人去照的镜子，被搁置三朝的老臣。
明朝没有李世民，没有长孙氏，宫廷中人人戴着面具。读《明史》我几乎没有抓到一个背影，但庆幸《万历十五年》让我勉强看见了一个海刚峰。几乎孤芳自赏的他，行走于浓妆艳抹的人群中，很干净。他死的时候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镜碎了，却没有人去补。
万历十五年，一五八七，明代的又一面镜子不在了。在一片景仰的声音中，海瑞那张不戴面具的脸成了永远的幻影。他的矛盾并不来自内心，而是与外界摩擦的结果。我不想假设他为那个时代的良心，或许他没有资格，李贽有，因为他忏悔过。
海瑞不会回头，他不知为何要忏悔，他要做信念，而不是心的殉道者。大明王朝合上眼的前一刻，他或许，是最后的那个愤怒的拳头。
脸？对，他的脸，不过是一张皮。皮下的，才是硬骨头。历史的脸谱是多端的，但油彩背后的，方是本原。一面能透过它的镜子，是不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