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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调查报告 篇1
一、灌南县概况
灌南县位于连云港市的南大门，濒临黄海，四市交界，东与盐城的响水相连，南与淮安的涟水接壤，西与宿迁的沭阳毗邻。县域总面积1041平方公里，辖18个乡镇，246个村，72.9万人，其中农村人口约55万，农村劳动力30.9万。农业资源比较丰富。境内河流纵横，土壤肥沃，生态环境优良，是江苏省生态农林业试验示范县、国家级生态示范区。20xx年，该县国内生产总值30亿元，人均GDP4126元，财政收入2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970元。
二、灌南县劳务输出工作的特点
20xx年，该县农民人均劳务收入1503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0.3%，劳务收入在农民增收中的贡献额越来越大。该县始终把加快劳务输出摆上农村工作的突出位置，20xx年劳务输出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主要有以下四个特点：
（一）劳务输出总量不断增加。县乡村各级对劳务输出工作高度重视，加大劳务输出工作力度。20xx年，该县输出劳动力16.32万人，较去年净增3.99万人，增长33.2%，劳务经济在农民收入中比重由20xx年的36.3%增加到50.3%。
（二）劳务输出层次不断提高。县农办、劳保局等单位狠抓农村劳动力致富技能培训工作，加强组织协调。20xx年，该县由去年培训农村劳动力2万人增加到劳务技能培训3.8万人，培训后就业率达90%。根据市场需求，该县大力开展订单培训，注重挖掘地方特色，打造劳务输出的行业品牌，在建筑、电动缝纫、家政、羊毛衫针织等行业上已经形成了有较强竞争力和较高知名度的劳务品牌，涌现了一批劳务输出特色乡镇和特色村。
（三）南北协作不断加快。充分利用南北挂钩的有利条件，主动加强与苏南挂钩市太仓市的联系和沟通，定期交流情况，在太仓市等劳务输出集中地区派出专人成立劳务输出办事处，专门联系协调劳务输出工作。不断加强与省市扶贫工作队及后方单位的联系，争取他们更多的支持和帮助。去年该县在苏南地区劳务输出达4.88万人，占该县劳务输出总量的40%。20xx年与省委工作队和太仓市密切合作，两次组织太仓市多家企业和劳务输出中介机构来该县举行集中招工现场会，现场招聘该县农村劳动力800余人，南北劳务合作取得了很好效果。
（四）劳务输出对农民增收的贡献份额不断加大。20xx年该县劳务收入8.35亿元，农民人均劳务收入1502元，占该县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0.3%，比上年提高11个百分点。
三、灌南县劳务输出工作中存在的不足
虽然该县劳务输出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也存在劳务输出规模还不大，整体水平还不高，发展空间还未充分利用等许多不容忽视的矛盾和问题。
（一）有组织劳务输出的比例较低。该县20xx年有组织劳务输出2万人左右，20xx年有组织劳务输出虽然有较快的增长，但有组织劳务输出仍然只有3.5万人，占该县劳务输出总量的22.5%。该县劳务输出仍然处于以自发性输出为主的阶段，自发输出往往带来输出成本高、稳定性差、劳动待遇等权益得不到很好保障等问题。
（二）劳动力综合素质比较低。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择业观念、技能素质诸多方面不能适应现代用工企业的需求，供需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据统计，该县劳动力中目前劳动技能较差、没有取得劳动力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无技能级别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84.7%。农村劳动力既难以进入较高层次的二三产业就业，又加剧了低层次产业领域就业的过度竞争。
（三）劳务输出程度还不高。该县现有农村劳动力30万人，可供输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达20万人以上。目前该县还有6万左右的农村劳动力有待输出。在已输出人员中，季节性劳务输出占30%左右，因此，该县农村还有10万左右劳动力有待稳定输出，劳务输出的发展空间还比较大。
（四）境外劳务输出数量比较少。20xx年境外劳务输出600人，和东海等县相比，境外劳务输出数量差距较大。
（五）劳务输出缺乏有效的组织领导。该县的一些部门和乡镇对加快农村劳务输出的思路还比较模糊，办法也不够多，缺乏有效的组织领导，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该县劳务输出的快速健康发展。
四、灌南县劳务输出工作的主要做法
（一）强化宣传发动，提高各级领导重视程度。该县始终把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作为促进农村劳务输出的重要前提。加大农村宣传教育力度，破除农民固守土地、小富即安的狭隘思想和陈旧观念，为加快农村劳务输出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先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劳务输出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的通知》等文件，并召开了一系列的重要会议，把劳务输出工作作为事关该县农村改革发展大局来抓，要求各乡镇书记、乡镇长真正把劳务输出当作农村工作的头等大事，摆上重要位置，明确一名领导专抓劳务输出，村支部书记及其村干部用绝大部分精力抓劳务输出，成为劳务输出信息员、指挥员。县劳务输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要抽调精干力量，加强对各乡镇劳务输出情况的督查，定期公布工作开展情况、存在问题和好的经验做法，切实推动劳务输出工作的有序快速开展。
（二）强化劳动力致富技能培训，提高劳务输出层次和水平。针对该县农村劳动力素质不高的现实状况，该县始终把提高劳动者素质作为抢占劳动力市场的突破口来抓，在该县形成了以培训促进输出、以输出带动培训的良好局面。
一是加大劳动力致富技能培训的投入。积极争取省市财政专项培训资金、省扶贫办、省市扶贫工作队等单位培训资金的投入，县乡财政拿出一定的劳动技能培训资金，对培训资金纳入专户管理、专款专用。对贫困户、特困户参加县集中技能培训，免收培训费用。培训资金使用实行“谁培训、谁转移、就奖励谁”的办法，确保有限的资金发挥应有的效益。积极鼓励引导现有社会各类培训机构加大投入，不断提高办学档次，形成政府积极引导、社会多方投入的多元化培训投入机制。
二是开展多元化培训，不断扩大培训规模。进一步整合教育资源，大力开展职业教育，充分发挥现有各级各类职业学校和成人学校的作用，形成多元化培训的格局。依托该县教育中心成立的灌南县富民劳务技能培训基地、县劳动局培训中心等劳动力培训机构和宏大职业介绍服务中心等劳务中介机构多渠道进行农村劳动力致富技能培训。积极调整农村教育方向，在搞好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对该县农村初、高中毕业年级学生增设专业技能培训，确保不能继续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该部接受一次技能培训。
三是开展订单培训，不断提高培训质量。鼓励引导培训机构和中介机构联合办学，培训机构和输入单位联合办学，实行技能培训和介绍就业相结合，提高培训人员的就业率。通过短期培训与长期培训相结合，县内培训与县外培训相结合，加大对境外劳务输出的培训力度，积极开展对外劳务，拓展国外劳务市场，迅速扩大境外劳务输出规模。20xx年，该县境外劳务人员有由20xx年的200人提高到600人。全力打造电动缝纫、羊毛衫针织、保安、电焊等该县劳务输出的行业品牌。同时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技能培训的行业项目，不断拓展新的领域，对劳动力进行劳动纪律、吃苦耐劳、文明行为等职业道德教育和培训，提高了该县劳动力的综合竞争力，树立了灌南劳务输出的良好形象和县域品牌。
（三）强化劳动力南北合作，提高劳务输出的组织化程度。该县充分利用南北挂钩合作的良好机遇和有利条件，主动出击，加强联系，不断扩大该县劳动力在苏南有组织成建制输出的规模。
一是积极加强南北挂钩的协调配合。县农办、劳动局、总工会、妇联、团县委等县直单位和各乡镇纷纷主动与太仓市等有关单位的沟通联系，搜集劳动力供需信息，邀请苏南发达地区的劳动部门、企业和劳务输出中介机构多次来该县举行用工招聘会，认真听取他们对该县劳务输出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促进该县劳动力要素与苏南技术资本要素的有效配置。
二是组织一批乡村干部主动到苏南等经济发达地区带领劳务输出。专门选派一批乡村干部带领农村劳动力到苏南等地区外出劳务，享受干部离岗创业待遇，村支部书记与村委会主任逐年实行轮岗制度，对成绩突出的给予表彰奖励并提拔重用。通过学习借鉴李集乡和兴村临时党支部在杭州发展劳务输出的做法，各乡村干部积极组织引导和带领劳动力输出，迅速提高劳务输出组织化程度，提高了农民收入水平。
三是在苏南等劳务输出集中地区增设劳务输出办事处。在苏南等劳务输出集中地区建立长期办事处，充分发挥劳务输出办事处的作用，及时掌握劳务输出情况，协调外出务工人员和用工单位的关系，加强劳务输出基地建设，主动为外出务工者提供各种服务。
（四）强化劳动力市场建设，提高劳务输出市场化运作水平。
一是大力发展劳务中介机构。整合劳务输出资源，充分发挥该县富民劳务输出有限责任公司的作用，加快劳务输出的市场化运作步伐。支持鼓励涉农服务部门、各类经济实体、社会服务组织和能人大户领办创办劳务中介机构，促进国有、民办等多种所有制职介机构的成长发育和有序竞争，充分发挥劳务中介机构在提供务工信息和就业服务等方面的机制活、网络广、竞争力强的作用培育了一批劳务输出市场主体。
二是大力发展劳务输出经纪人队伍。支持鼓励该县长期在外地的建筑工头、营销大户、种养大户牵头带领农村劳动力外出劳务，逐步发展成为劳务输出经纪人，利用其长期在外门路广、关系多的优势，组织和介绍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赚钱。鼓励劳务输出经纪人通过有效服务获得合理报酬，实现外出劳务者和中介者的.“双赢”。
三是加强劳动力市场的规范化管理。县农办、劳保局等单位坚持一手抓劳动力市场建设，一手抓监督管理。进一步完善和规范了劳务市场行为，整顿劳务市场秩序，规范劳务市场运行，坚决杜绝少数劳务中介机构的欺诈行为，切实保护外出务工者的合法权益，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
（五）强化劳动力就地转移，提高劳动力多渠道输出水平。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拓展本地农村劳动力就业空间，实现农村劳动力的就地转移。
一是通过招商引资兴办工业吸纳一批。该县充分利用农副产品资源、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优势和临海的区位优势，主动接受苏南、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吸引企业家和各种投资主体来该县投资建设木材、棉花、蔬菜等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投资化工产业，通过该县工业的大发展，带动该县农民的大转移。
二是通过城镇建设带动转移一批。该县利用县城新老城区和中心镇建设，完善城镇吸引投资和扩大消费的功能，提高集聚要素能力。积极创造条件，吸引农村劳动力到城镇定居就业。
三是通过全民创业消化转移一批。在该县开展“离岗建业、在岗兼业、全民创业”活动。鼓励支持更多的党员干部带头创办实业。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鼓励广大群众自主创业。该县积极鼓励发动已积累了一定资金，掌握了先进技术，市场意识显著增强的长期外出务工人员带资金、技术和新的理念回乡创业。
（六）强化各种配套服务，提高劳务输出的服务质量。
一是抓好信息服务。建立劳动力市场供求信息网络、农村劳动力可供资源和外地劳动力市场需求信息库。县劳务中介机构密切配合，在用工较为集中的苏南、上海、浙江等地，广泛联系，主动搜集劳务用工信息，及时加工整理，通过县乡劳务信息供求网络和电视、报纸等多种渠道向社会发布，为农民提供准确、及时的劳务需求信息，引导农民有目的、有组织地外出务工，切实有效的减少劳务输出的盲目性。
二是抓好政策服务。结合该县实际全面落实省市关于加快农村劳务输出的一系列扶持优惠政策。农村小额贷款要优先用于农村劳务输出，切实解决外出务工者缺少前期费用的困难。新办劳务中介机构免除工商注册登记费以外的所有行政性收费。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劳务需要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外出务工证、计划生育证等有关证件降低收费标准，只收工本费。实行和完善劳务输出奖励政策，对已出台的奖励政策坚决兑现，对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给予重奖。
三是抓好输后服务。对外出劳务人员加强输后服务，切实帮助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鼓励外出务工人员依法、自愿、有偿地进行土地流转，保护他们在土地流转中的合法收益。在农忙期间，各乡镇、村组织义务帮工队，帮助举家外出或主要劳力在外输出的家庭及时搞好收种。县农办、劳保局、司法局等县有关单位和各乡镇要经常到劳务输出集中地区跟踪服务，切实维护劳务输出人员的工资待遇、职业病防护、安全保障等各种合法权益。
（六）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考核奖惩。该县将劳务输出工作作为“五个一”富民工程的重要内容列入县有关部门和各乡镇的目标考核内容，建立了劳务输出组织网络和工作网络，在该县形成了县乡村一体化、全方位多层次推进劳务输出的工作格局。在该县建立县乡有关部门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县督查办、农工办等对劳务输出工作的目标进行督查考核，及时将督查考核情况按实绩排出名次通报该县。根据督查考核情况严格奖惩兑现，对该年劳务输出完成情况进行综合评比，对劳务输出工作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奖励。对在劳务输出工作中工作不力、实绩较差的单位和个人，进行通报批评、限期整改，有效的推动了该县劳务输出工作的快速健康发展。
五、灌南县劳务输出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一）劳务输出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致富的主要渠道。一方面，外出务工为农民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提高了生活质量。20xx年，该县劳务收入在农民收入增长中的贡献额已超过50%。另一方面，外出务工使广大农民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更新了观念，积累了资金，许多外出务工者带资金、技术和项目回乡创业，为农民增收拓展了空间。
（二）坚持市场主导是加快劳务经济发展的必要途径。在市场经济前提下，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与其他要素一样，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主导作用，使劳动力在市场的引导下有序流动，合理配置。一方面，要强化劳动力市场建设，打破政策限制和城乡壁垒，着力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体系；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劳动力市场的主导作用，一切按市场规律办事，按市场需求输出，确保经济效益最大化和最优化。
（三）强化政府引导是加快劳务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强化引导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由自由无序转移向有组织、成建制、规模化有序转移的重要抓手。要运用政府“有形之手”找准工作的切入点，把有序组织劳务输出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作为最大的“富民工程”来实施。
（四）全面提升素质是加快劳务经济发展的关键举措。农村劳动力能否实现充分转移就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力本身的素质和就业能力。从总体上看，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不高，从事非农产业的职业技能非常缺乏，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没有技术的农村劳动力就业竞争力越来越弱，就业空间也越来越校因此，全面提升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不断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能力，是发展劳务经济的关键举措，是加快富民工程的重要内容。
劳动力调查报告 篇2
一、XX县劳动力基本情况
XX县地处xx省西部，总面积XX平方公里，辖12镇4乡1个办事处，XX个行政村，总人口XX万人，农业人口XX万人，劳动力资源总量约为25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35.7%，是劳动力资源大县、务工大县。截止上年度，全县完成转移就业劳动力XX人，其中：35岁以下青年劳动力XX人，占转移就业总人数47.3%。
35岁以下青年劳动力中，男性：XX人，占52.86%，女性：XX人，占47.14%。按年龄结构划分，30岁及以下56190人，占73.98%，31-35岁19768人，占26.02%。按文化程度划分，大专及以上文化21716人，占28.59%，中专及高中文化36209人，占47.67%，初中及以下文化18032人，占23.74%。从输出流向看，省内转移中：县内转移XX人，占21.20%，县外转移18746人，24.68%;省外转移中：珠三角地区11348人，占14.94%，长三角地区11743人，占15.46%，京津冀地区8955人，占11.79%，其他地区XXXX人，占11.93%。从从事产业看，服务业23957人，占31.54%，制造业18021人，占23.72%，建筑业15716人，占20.69%，电子装配XX人，占18.95%，其他行业3870人，占5.1%。
从以上情况分来看，我县青年劳动力资源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青年劳动力资源人口优势明显，这反映出我县仍处于劳动力供给充足、人口社会负担相对轻、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利的“人口红利”期;二是青年劳动力整体素质较高，特别是从事制造及电子装配行业比重较大，对于未来引进高端装备制造行业提供良好的人才支撑;三是尽管省外劳务输出总量略大于省内转移量，但大多在经济发达地区，掌握了一定的生产和管理经验，一旦回归，能够尽快地融入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去，满足企业发展人才需求。
二、我县青年劳动力资源开发利用的主要措施
一是做好青年劳动力台账动态管理。
把提高农村青年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作为全县的`重要民生工程，积极构建就业责任体系建设，高位推进转移就业工作。认真排查摸底青年劳动力底数，详细了解其就业状况、技能水平、求职意向和培训需求，建立完善青年劳动力就业信息管理电子台账，特别是对未就业青年劳动力进行跟踪服务，切实做到青年劳动力底数清、就业状况台账明、服务管理跟得上。
二是加强青年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
积极与本地用工企业的联系，广泛收集、储备用工信息，充分发挥就业信息发布平台、云上XX等线上平台方便快捷优势，广泛宣传推送用工信息和就业政策，为用人单位和青年劳动力搭建交流平台，使用工企业有人可招，青年有岗位可聘。同时结合“春风行动”“就业援助月”等专项行动，组织开展专场招聘活动，为广大求职者与企业搭建交流平台，全力做好广大青年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
三是强化青年劳动力技能提升培训。
按照“缺什么补什么、因需施培、因人施训”原则，将青年劳动力技能培训需求和就业意愿与市场需要和岗位需求有机结合，依托县高级技工学校和培训中心，大力开展“订单、定向、定岗”技能培训。同时，积极对各类企业职工开展新录用人员岗前技能培训、职工技能提升和转岗转业培训，进一步提升其技能水平。
三、引导青年劳动力保障重点企业用工需求的主要做法
(一)拓宽信息发布渠道，实现有效对接
充分利用政府的官方网站、XX人才网、就业信息发布平台等传统网络媒介，借助微信公众号及微信群、微博、抖音等新媒体信息传播速度快、互动性强、受众范围广的优势，全方位多渠道加强对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和重点企业的宣传推介力度，实现企业用工信息县内发布全覆盖，引导在外务工青年劳动力返乡就业。
(二)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推动定向就业
从保障企业用工需求出发，及时做好企业沟通对接，建立用工需求清单，构建以就业技能培训、岗位技能提升培训为载体的就业培训体系，企业需要什么人才，就有计划地定向性开设什么培训项目，特别注重开展机电一体化、工业机器人技术等“高精尖”“急紧缺”专业定向培训，“多渠道、多形式、多工种”为青年劳动力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同时，将培训工作重心前移，在企业、车间开展现代学徒制培训，为企业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三)落实就业扶持政策，鼓励吸纳就业
大力宣传就业见习补贴、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等就业惠企政策，全面解读政策内容和办理程序，提高企业政策知晓率;加大政策落实力度，帮助企业申请相关就业扶持政策，提高其吸纳青年劳动力就业积极性。
劳动力调查报告 篇3
根据市政府办公室安排，为掌握农村五大产业体系建设对劳动力吸纳情况，找出转移中存在的制约因素，研究进一步深化农业结构调整、加快农村五大产业体系建设、促进农村富裕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对策措施，我们采取调查统计与典型分析相结合的形式，就农业结构调整对农村富裕劳动力转移的带动和影响进行了专题调研。现将调查的有关情况综合如下：
一、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情况。
调查情况表明，自市委、市政府作出关于培育壮大畜禽、林果、瓜菜、优质专用粮棉油和农村劳务经济农村五大产业体系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以来，全市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扎实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快速发展，在有力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有效推动了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的深刻变化。据初步调查统计，到底，全市乡村总人口645.7万人，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为355万人，其中，从业人员为343万人，常年性剩余劳动力资源约20万人，季节性临时剩余60万人。其中按从业结构分，从事第一产业的197万人，占从业人员的57%；从事二三产业的146万人，占43%。在转移到二三产业的农村劳动力中，行政区域（指县市区）内就近就地转移就业73.4万人，行政区域外劳务输出72.4万人，境外就业人员1926人，实现劳务经济收入近50亿元。综合分析，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对农村富裕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带动促进情况，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一是以种养业为主的现代集约型农业呈现出吸纳农村劳动力的潜力巨大。以露地瓜菜、反季节精细瓜菜、苗木花卉、特色种植和规模养殖为代表的现代农业，把现代农业科技与传统精耕细作、精养细管相结合，呈现出对农村劳动力较强的吸纳潜力。农村五大产业体系建设的快速发展，农业结构调整的深入推进，促进畜禽、林果、瓜菜和优质专用粮棉油等主导产业规模的迅速膨胀，把越来越多的农村富裕劳动力，吸纳到农村五大产业体系建设上来。金乡50万亩大蒜，仅收获季节就吸收15万外来打工劳动力。
二是农业产业经营已成为吸纳农村富裕劳动力的重要途径。农业产业经营特别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建设的快速发展，已成为许多地方农村富裕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重要途径。目前，全市各类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2200余家，其中农产品加工流通企业810家，年销售收入280亿元，吸收本地和外地15万劳动力就业。像兖州绿源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种鸭饲养、苗鸭孵化、饲料供应、肉鸭宰杀、出口创汇为一体的大型肉鸭综合加工农业产业化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现拥有固定资产1.4亿元，年销售收入4亿多，该企业从基地养殖、生产经营管理到肉鸭加工、市场开拓、产品销售等各个环节，吸收当地和外地不同层次技术、管理和普通工人共1900余人就业。菱花集团是一家拥有固定资产8.2亿元、年销售收入12亿元、以玉米为主要加工原料的味精企业，仅在济宁本地就吸收3200名劳动力就业。
三是农村二三产业和民营经济已成为消化吸收农村富裕劳动力的主体。近年来，农村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和商业饮食服务业等农村二三产业和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已成为吸收和消化农村富裕劳动力重要载体。到底，仅全市24.3万户个体工商户和民营企业，就吸收120多万劳动力就业。
四是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综合开发已成为农村富裕劳动力就地消化的新途径。近年来，农村道路、交通、农业设施建设以及以荒山、荒滩、荒水、陷地治理、中低产田改造等各类农业综合性开发，也吸纳了一批富裕农村劳动力，并成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内部消化吸收农村富裕劳动力的新途径。
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吸纳农村劳动力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通过调整分析，全市农村五大产业体系建设的快速发展、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深入推进，在消化吸收农村富裕劳动力转移就业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并呈现出领域不断拓宽、容量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但就总体上看，通过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特别是农业产业经营对农村富裕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吸纳能力不够强，消化吸收的农村劳动力数量不够多、质量不够高，无论与农村经济快速发展，还是与农民收入快速增加的要求都不相适应。其主要原因：
一是农村劳动力的思想观念落后。受传统陈旧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影响，认为在农业内部从事种养业生产经营，是没有出息和没有本事的表现，主观上不愿意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
二是农村劳动力的综合素质低。从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程度看，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占82%以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18%。受过专业技术培训学习、具有一定专业技术特长的仅50%左右，有相当比例的农村劳动力素质低下，没有一定的技术特长。由于文化素质低下、专业技术水平差，严重制约和影响了农村富裕劳动力的转移就业。
三是农业结构调整步伐缓慢。目前就全市来讲，农业结构调整步伐缓慢，农业结构调整的数量规模小，农业结构调整的质量档次低，农业结构调整的`深度和广度不够，这些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对农村富裕劳动力的消化吸收。
四是农业产业化水平不高。农业龙头企业数量小、规模小、带动能力弱，农产品生产基地规模小、档次不高，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和农民经纪人队伍发育缓慢，造成农业产业化工水平提升不快，影响了农村富裕劳动力的消化吸收。五是农村二三产业和民营经济发展不够快。受经济基础、经济发展水平等多方面的条件制约，我市农村二三产业和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缓慢，与省内外经济发达地区表现出较大差距，与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解决“三农”问题的要求，不相适应。
三、深化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对策措施。
针对农村劳动力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内部转移就业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为最大限度地发挥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对农村富裕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吸纳能力，扩大农村五大产业体系对农村富裕劳动力的吸纳的容量，通过对落后的农业生产条件、低水平的农业生产结构和传统的农业经营方式的全面改革创新，通过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全方位开发等来挖掘农业农村内部的就业潜力。下步工作中应采取以下对策措施：
一是以农业适用技术培训为重点，强化农村劳动力技能素质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适应能力。以新世纪青年农民培训、农民绿色证书培训、农村劳动力转移阳光培训和农村劳动力创业培训等一系列提高农民素质培训为重点，切实搞好对广大农民特别是青壮年农民的科技、实用技术和就业技能培训，特别是针对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建设的需要，搞好订单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综合素质特别是从业适应能力，为农村富裕劳动力转移创造条件。
二是以农村五大产业体系建设为主线，深度推进农村经济结构调整，通过发展规模经济和现代集约型农业吸纳更多农村富裕劳动力。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确立的农村五大主导产业，适应市场需求，借助现代农业科技成果，加快膨胀产业规模，优化生产要素组合，大力发展高市场占有率、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产业和产品，通过规模经营和集约化经营，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向纵深发展，吸纳更多的农村富裕劳动力转移就业。以市场为导向，依据资源特点，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来调整农业生产结构，是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必然要求，又为深化农业内部就业提供了较大的空间。一方面，以市场为导向调整农业生产结构，要求农业生产应发展满足市场需求的优质农产品，调整过程中必然要求更多的劳力、资金、技术等资生产源要素的投入，因而会产生更多的劳动力需求；另一方面，根据加入wto后农业发展面临的形势，依据我市人多地少、劳动力资源丰富、成本低廉的特点加快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农业，包括棉花、粮食、油料、畜产品、水产品以及水果、花卉等农畜产品生产业。加快农业生产从耕地密集型产品为主向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转变，发挥比较优势，提高农产品竞争力，产生更大的劳动力需求。
三是以农业龙头企业建设为重点，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通过产业链条的延伸吸纳更多农村富裕劳动力。农业产业化经营通过延长农业产业链，实行农产品产、供、销对接，把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等环节联结为一个完整的产业体系，从而改变农村劳动力在农业内部就业渠道仅局限于农业生产部门的局面，形成农村劳动力在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等多部门就业的新局面。适应现代农业、市场农业发展的需要，采取力度更大、更直接的措施，特别是对市场前景好、规模大、带动辐射能力强的市级以上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在用地、用电、用水、税收、贷款、出口退税等方面，进行多方面扶持。通过龙头企业的快速发展，延伸农业产业链条，快速提升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吸纳更多的农村富裕劳动力转移就业。
四是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和民营经济，通过产业化和所有制结构的优化调整促进劳动力就业结构调整。借鉴学习经济发展地方的先进经验和做法，制定鼓励和支持农村二三产业和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措施，通过农村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的优化调整，带动整个农村经济结构和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消化吸纳更多的农村富裕劳动力转移就业。
五是大力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综合开发，通过培植农村经济新增长点吸纳更多农村富裕劳动力。紧紧抓住国家实施农业综合开发、继续加大农村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大力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良好机遇，通过争取上级政策支持、自身立项和制定更宽松的政策调动基层等多种途径，不断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综合开发力度，吸纳更多的临时性、季节性农村富裕劳动力转移就业。
劳动力调查报告 篇4
城市资源，以形成城乡良性互动的大好局面，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另一方面，我们在调整城市产业结构以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异地转移的同时，我们还要鼓励农民进城创业，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以推动就业。
“三农”问题就是对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的总称。具体的讲，就是农业的增长与发展；农民现实的收入及其增长、未来的生活、职业等变化及由此带来的问题；农村发展，包括农村经济及社会的发展。农业、农村与农民三者之间的联系是紧密相连而难以分隔的。其中，农民从事生产活动，创造价值，增加收入，改善居住地的生存环境条件，建设新型的农村；农民将所得收入用于增加农业投入，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可见，在这三者关系中，农民是具有主动性的一方，而农业是农民获取收入的源泉和进行劳动创造收入的对象之一，农村则是在农民通过劳动创造收入后进行改造、改变的对象。因此，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近年来，随着农副产品价格的普遍下降，农民负担日益加重，中国农民、农村和农业的困境越来越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话题。
一、“三农”问题的症结
“三农”问题的症结在于农业人口过剩，农民就业不足。据李子奈（２００２年）对农业就业结构偏离度的测算，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中大约有１．４亿人为农村剩余劳动力。随着我国农业生产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比重的进一步下降，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需要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还将增加。庞大的农业人口与有限的农业资源的尖锐矛盾，成为我国“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
１．农业人口过多至使农业低效率。威廉·阿瑟·刘易斯（Ｗ·Ａ·Ｌｅｗｉｓ）认为，由于传统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比较多，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劳动生产率很低，其边际劳动生产率接近于零甚至是负数，农民的报酬极低。按照他的逻辑，在剩余劳动力未输送完毕之前，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很难提高，农民的收入将始终处于停滞状态。
２．农业人口过多导致农民贫困。农业人口过多从两方面直接影响农民的收入：一是有限的农业收入由庞大的农业人口分摊，导致人均收入水平低下；二是有限的农业资源由庞大的农业人口分摊，造成农民就业不足。农民收入水平低，又会通过两个途径形成农民贫困的恶性循环：收入水平低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农民谋生能力低收入水平低；收入水平低扩大再生产投资不足收入水平低。
３．农业人口过多影响农村稳定。农业人口过多通过两个方面因素影响农村稳定：一是农民是农村不稳的经济根源。当前农村７７．５％的农民收入处于负增长，这是农村出现不稳定因素的经济原因。二是农民组织化程度低，自我保护能力弱，农民利益得不到充分保障。农业人口过多，且经营分散，使农民通过适当的形式组织起来形成利益集团的成本过高，至使农民组织化程度低，造成农民自我保护能力弱。
总之，农业人口过多形成农业、农民与农村问题的恶性循环。农业人口过多既直接作用于农业、农民和农村，又通过三者间的相互影响和制约形成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的恶性循环。因此，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只能是减少农业人口的数量，转移农村过剩的劳动力，降低农村自然资源的负载率，使农村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配比逐步趋于合理，增加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人均资源空间。
二、“就地转移”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基础
小城镇战略是就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方法之一，即“离土不离乡”的转移策略。２０多年来农村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已使１亿多农民从土地上转移出来，另外，城市和沿海工业加工区也吸纳了１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村中劳动力与土地、农民增产与增收之间的矛盾。但也要看到，这种通常不伴随身份转变的转移方式有很大局限性，它使许多已从土地中转移出来的农民不能专营工商业和服务业，许多人仍是游历在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的两栖职业者。已转移的农民仍然把农村视为自己的家，保留在农村中占有的资源，就成为在这种制度安排下理性选择。这既使农业日益成为“业余产业”、“副业”，也不利于土地资源的规模利用。因此，现在实施城镇化战略必须着眼于农业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农业为基础大力发展农村的非农产业，通过农村的工业化来形成和培育城镇化的基础，这才是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的特色所在。
１．大力发展农村工业化
当前，我国乡镇企业已全面进入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在城市工业之外构建了“第二工业体系”，是就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之一。截止２００１年低，乡镇企业从业人员达到１．３３亿人，占全国农村劳动力的２６．８％，大大缓解了人多地少的矛盾。乡镇企业支付职工的工资总额已达８２００亿元，农民人均从乡镇企业获得的工资性收入为８５０元，占全国农民人均收入的３４．４％；同时，乡镇企业的集聚会带动农民集聚，进而劳动服务业和市场的兴起，既促进了小城镇的建设，又培植了小城镇的产业基础，并成为乡镇企业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城镇化建设的经济支撑。
２．加快农业产业化步伐
具有官方方面估计，农业的充分发展，农业结构的优化，可吸纳近一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程度不高，农业产业链短，附加值低。目前，发达国家对农产品的加工约占总量的８０％，我国只占１０－２０％。发达国家食品工业产值相当于农业产值的２－３倍，我国还不到１／３。发达国家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的产值比例为２：１：７，我国正好相反，是７：１：２。可以看出我国农产品加工转化增值的空间很广阔，潜力很大。只要认真抓好农产品的加工与转化增值，农业效益的增长大有希望。
３．鼓励民工回乡创业
大中城市作为一个开放系统，更容易给农民带来现代观念。美国著名经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阿瑟·刘易斯指出：“市民素质的提高既有利于其自身的转移，成为与时俱进的现代工人和现代商人，又能为农业实现现代化培养一代现代农民。”农民外出打工，不仅增加了现金收入，提高了农民的劳动生产率，更重要的.是不少农民转变了观念，学到了本事。对这些经受几年锻炼，积累了一定资金，学到了一些管理知识，掌握了一定技术的农民工，要动员他们回乡创业，扩大就业，把他们看作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表彰他们的创业事迹和先富帮后的奉献精神，激励更多的外出农民工回乡为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条件做出贡献。
４．积极引进城市资源
解决“三农”问题，不能仅靠农村内部的资源，而是要统筹城乡资源，跳出长期以来就“三农”解决“三农”问题的传统思维局限，冲破历史形成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格局，引导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下乡，跨产业、跨区域重组资源，合理配置生产要素，从而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增强农业的市场竞争力，加快农村城镇化和农村小康社会建设的步伐。例如，目前大部分的城市工业生产能力过剩，许多企业开工率不到６０％。在这种情况下，城市资本所有者急于寻求新的投资方向，这就为将城市资本连同企业家、生产技术、管理经验等一起引入农村提供了前提条件。
在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鼓励农民就地走向现代化，并不是将农民堵回农村，而是应更加关注农村的发展，统筹城乡发展，有效地扩大农村内部的就业容量。
三、“异地转移”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关键
异地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特别是将这部分劳动力转移到大中城市，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出路之一，也是实现我国现代化及我国城市化道路的另一种思路。他的最大好处在于可以减轻农村人口对有限自然资源的依赖与压力，提高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效率；同时，他还能通过劳动力的城市迁移形成劳动力市场，在流动中确立劳动力价值，消除劳动力工资扭曲的现象，使全部劳动力在城乡之间都得到充分合理的配置。
１．促进大中城市的工业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
限于我国尚有１．５－２亿的农业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和总体劳动力素质偏低的条件，我国工业结构优化战略应以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为基础主体，应以农村劳动密集型工业为加速工业化的推力，较快走完劳动密集型为主体的工业化阶段，进入成熟阶段。工业过程中，制造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最大比重，美国为２６．１％（１９２６年），日本为２７．４％（１９７３年），台湾为３３．５％（１９８５年），而我国目前只有１５％左右。借鉴工业化较为成功的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只要形成劳动密集型主导产业，抓住入世机遇，我国制造业劳动力份额可以再上升０－１５个百分点，所吸纳的农业劳动力绝对量相当于１９９０年农村新增的７５００万劳动力。
２．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目前，我国第三产业发展还很落后，统计数字显示，我国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只有３０％左右，而发达国家就业比重高达６０－８０％，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种类有１５０个，而我国只有５０左右。发达国家的社区服务就业份额为２０－３０％，而我国目前仅有４％左右。据推算，全国３２个人口在百万以上的特大城市和４３个人口在５０－１００万的大城市中，社区服务业可提供的就业机至少应在１５００万个以上，再加上其它中、小城市提供的就业机会，就可以大大缓解我国巨大的就业压力。因此，解决就业问题在第三产业还能找到巨大空间。
３．鼓励农民进城创业
大量农民进入城镇需要大量的相应的就业岗位。在当前城镇就业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农民进城就业的难度更大。这就需要大力鼓励农民进城创业，尤其是鼓励农民在第三产业创业，因为目前我国的第三产业发展滞后，而该产业又是进入门槛较低、吸纳就业人数较多的产业。政府应当制订鼓励农民进城创业的政策，要完善农村的土地流转制度和贷款制度，比如可以允许农民以土地经营权为抵押取得银行贷款等，从而增强农民进城创业的信心和能力。
４．扩大农村对外开放
扩大农村对外开放，开拓国际市场，有利于弥补我国农业资源的不足，拓宽我国农业发展空间和农业劳动力的就业空间，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要积极吸引国外的资金和技术，改善农业生产要素的配置格局；采取有力措施扩大农产品出口，包括提高食品安全水平，突破食品安全等技术检测壁垒，先行取消对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所征收的农业特产税，适当加大农产品退税的力度，增加农产品需求；在国外创办农业企业，利用国外资源；促进劳动力输出，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
在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异地转移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要统筹城乡发展，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城市产业，以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鼓励农民进城创业，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以推动就业。
总之，就地转移和异地转移这两种形式对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空间配置都具有积极作用，我国的政策应该是将这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正如十六大报告所示：要用城乡统筹的眼光解决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三农”问题的解决，不可能封闭在农村的内部，要和城市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城乡统筹的格局，逐渐使得解决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找到一个新的前途。
劳动力调查报告 篇5
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和就业现状调查报告
一、经济景气波动与就业压力
90年代的中国劳动力就业遇到了新的挑战：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推进带来大量职业下岗，这一过程又伴随着城市化加速的必然趋势——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尤其是中国新增经济活动人口压力一直居高不下，使得世纪之交的中国面临严重的就业“冲击波”（图一）
在城市失业大量发生的情形下反而发生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并且产生向城市的持久移民倾向，这是一个与刘易斯著名的二元就业模型(Lewis,1954)相违背的问题。因为该模型认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有关生产和组织的各种不对称性，当劳动力在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制造业部门之间流动时，由于传统部门不按照边际产品原则定价，因此保留着几乎可以“无限供给”的边际产出为零的劳动力，而现代部门追逐利润最大化，因此两部门的边际产出并不相等。在刘易斯看来，经济发展就是现代部门通过资本积累而扩张，直到将传统部门“剩余劳动”蓄水池全部吸干。这就是说，传统部门存在着大量劳动剩余，而现代部门里不存在。
这一问题在哈里斯—托达罗模型 （Harris-Todaro Model,1970）中可以找到答案。他们指出，只要城市的预期工资高于一个有保证的农村工资，农村劳动力就会在城市失业已经存在的条件下继续向城市流入。这里，城市工资有政府法令规定而高于市场均衡工资时，预期工资就可能对农村移民有刺激力。
图二直观地描述上述几个模型的思想。横轴OO’表示一个经济中给定的劳动力总量。农村劳动力从原点O向右，农村劳动力的边际产出由曲线MPRL表达。城市就业从O’点向左计算，曲线MPUL代表城市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如果有一个充分竞争的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两部
门劳动边际产出相等，均衡工资就是Wc。在均衡工资条件下，总劳动力中的OL部分配置给农村，LO’配置给城市，全社会没有剩余劳动。但是，如果城市标准工资(Wu)定的高于均衡工资水平，即Wu>Wc，城市就业就会减少，城市出现公开或隐蔽的失业（LL）；但此时城市期望工资（W），即标准工资与城市就业概率的乘积，仍然高于农村均衡工资，因此农村就业量还仍然按照XX’曲线向城市流动，形成农村劳动力供给价格提高，农村就业减少，而城市公开或隐蔽的失业进一步增加，从LL增加到LL。
以上模型假定农村劳动力可以自由向城市部门流动。但是如果存在着禁锢流动的制度性障碍，情形又会不同。在部门间劳动流动被隔绝的条件下，城乡之间可能持久保持工资水平的显著差异而没有发生相应的劳动力流动。“两元模型”无从分析这样的情形，因为“两元”之间的隔绝，使得每个部门都近乎孤立地决定其内部劳动力的供求和定价。这正是改革前中国的情况。正如我们将在后文中看到的，只有当城乡隔绝的体制松动后，哈里斯—托罗达模型才可能重新作为一种有用分析工具。
显然，在国有企业职工大量下岗和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的这一双向进程中，关键因素是城乡的工资差别，不同性质的劳动力对于城市期望工资的预期差异对于中国的劳动力流动、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就业形势发挥着重要作用。以下我们将会通过进一步的分析来详细阐述这一问题。
1、城镇下岗与失业 1992年以来，中国的城镇登记失业率稳步上升，自1996年达到3.0%时，1997、1998年两年保持在3.1%的水平上。但是中国的新增经济活动人口和新增从业人员始终分别在1.3%左右和1.2%左右的水平上保持着。
如果把下岗职工考虑在内，中国1997年的城镇失业率将达到9.36%，就业压力将会更为突出（孟庆红等，1999）。1992年中国的城镇失业人中、下岗人数分别为420万人和300万人，而到1997年，这两个数字分别变为620万人和1435万人（其中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为929万）（胡鞍钢，1999A）；1998年进一步变为892万人和571万人（陈淮，1999B）。显然，中国的城镇的失业问题越来越多地通过职工下岗这一种形式表现出来。据原劳动部的一项调查分析，至1999年6月底，下岗职工占全部职工的比例为11.2%，而全国下岗职工总人数为711万人（原劳动部培训就业司，1999）。而杨宜勇估计，1999年全国下岗未就业人口为600万人，登记失业人口为620万人，企业新下岗300万人，城镇新增劳动力274万人，机构改革预计分流300万人，农转非估计有300万人，绝对数总计达到2394万人，比1998年多出460万人，即1999年就业压力将比1998年增加23.7%（刘诗白，1999）。而且，杨宜勇等人估计表明，在1999到20xx年三年间，中国劳动力总供给中，农转非的人口约为1000万人，其中需要就业的劳动力600万人；城镇国有企业富余人员新下岗850万人，扣除当年再就业的70%，将会有255万人等待就业；机关事业单位分流82万人，1998年年底结转国有企业再就业服务中心托管的下岗职工614万人，这样仅仅因为劳动力总量的调整就将会为城镇增加1551万人的就业压力（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1999）。
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市场竞争的加剧使得国有企业必须通过市场化改革走出困境，减员增效势在必行；另一方面，经济增长率的放慢意味着经济对就业的吸收作用减小；但是人口增长的惯性使得新增就业人员继续以较快的速度增加，这样整个经济面临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就业岗位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因此，那些本就因为自身技能较差而被调整下来的下岗职工重新就业的可能性变得更为渺茫。由于城镇职工的下岗具有周期性和结构性的双重特征，经济疲软和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对就业构成的压力交织在一起，从而使得国有企业的就业压力更为严重。
这一下岗趋势是对于长期以来国有企业效率过低局面的一种纠正。在中央根据计划指令来配置经济资源，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并且因此形成由国家行政等级组织垄断工业和商业，管制农业和实行城乡隔绝的经济体制。在这一体制下，国有企业由于管理公有制僵化，缺乏自主权，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受到扼制，导致企业无力实施有效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结果是企业的效率始终在低水平上徘徊甚至亏损；企业的剩余也被政府以利税的形式拿走，作为补偿，职工获得了“城里人”身份：较低的工资水平（但是这一工资水平相对于农村的工资水平还是很高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安排。这相当于一种“借旧债还新债”的制度安排，即运用当期企业的利税来支付对国有企业职工的历史负债，但是随着这一负债水平的提高和当期企业效益的下降，这样的制度安排无法继续维持下去。职工的下岗就在所难免。由于整个经济发展前景暗淡导致劳动岗位供给不足、下岗职工自身竞争力差、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等因素，下岗职工再就业的难度很大。于是，各地政府费尽心机寻找再就业门路，甚至是关闭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徙的通道。这样一方面使得最具有竞争力的那一部分劳动力找到工作的概率在大减少，从而阻碍了城乡开通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另一方面，这些举措混淆了周期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的界限，造成了城市中“有人没活干、有活没人干”的局面，同时使得城市中大量使用外来劳动力的那部分经济竞争力大大下降，这样进一步加剧了就业压力。如果在面临城市就业压力时，政府开始选择退却，那么城市就业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将丧失殆尽。
2、农村的劳动力转移 城市就业压力剧增这一进程不可避免地与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大趋势相互冲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就业通过三个途径得到缓解：第一，农业内有效利用劳动力资源的机会增加了；第二，农村的非农就业，尤其是乡镇企业的吸收；第三，城市的吸收，即农村劳动力加速向城镇制造业、商业和服务业转移。据作者参加的劳动部一项研究的结果估计，16年间（1978-1992）农业内部有效利用劳动力的机会共增加了约50%，农村非农就业提供了近1亿个新的岗位，另外约有3000万农民工转移到县城以上的城市就业。另外，据范芹估计，截至1997年，中国的乡镇企业已安排的就业人数占全部农业劳动力总数的25%，1.9万多个小城镇累计吸收农村劳动力3000多万，约占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总量的30%（范芹，1997；转自邓大松等1999成都）。
但是，当前乡镇企业由于中国经济状况不佳、融资需要远远不能得到满足、乡企自身面临制度创新等原因，发展速度显著放慢，其对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吸收能力也随之减少。1991年以来中国第一产业中的劳动力一直呈现绝对下降的趋势，也即将会有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寻找新的出路，乡镇企业无法满足其要求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徙就成为其主要出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动力主要在于城乡工资差别，如果城市就业的期望工资（城市工资水平乘以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高于农村的工资水平，农民就会流向城市。显然，随着乡镇企业界的不景气，农村劳动力在农村就业的工资水平大大下降，这无疑加大了城乡工资差别，使得劳动力更有激励流向城市就业。如果城市改革止步不前，城市工资水平仍然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农民工的流动带给城市的就业压力就会更大。
而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是“关门”政策，即城市由于下岗压力对农村劳动力关闭了大门。但是，这只是部分影响到农村劳动力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城市工资水平难以下调，而农村的工资水平则随着乡镇企业停滞而大幅下降，这样就意味着农民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压倒性的竞争优势。因此，政府“关门”政策的结果是农民工“清而不退”，这一巨大的劳动力人口的一部分通过重新回到土地上转变成为隐性失业堵塞，大部分则通过采取种种规避措施在城市的灰色劳动力市场上找到就业机会；而且，一旦农民工在某一地区工作一段时间后，他们可能就会习惯于城市的生活，即便暂时失业，也不愿意返回农村。在1995、1996和1997年三年中，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数字达到2400万、2500万和3000万（陈淮，1999）。这一压力在中西部的一些人口大省，如四川、湖南，反映的更为明显；很难想像这些跳出“龙门”的农村劳动力因为城市的大门紧锁而全部返回农村。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如何协调这一人口转移压力在城镇就业压力日渐严重的今天更凸现其重要性。
3、新增劳动力压力 中国的就业压力不仅反映在劳动力存量的变化上，而且来自于新增劳动力的数量。在H-T模型中，如果劳动力的边际产出水平没有较大的改进，而劳动力总量却发生了较大的增加，这就意味着农村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和城市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相等的那一点所决定的就业水平没有大的增加，最后的结果是总失业水平面的上升。
因此，把中国所面临的就业压力放到中国总的人口增加框架下，我们对于中国窘迫的就业状况将会有更好理解。由图三可知，中国总人口增量在1982年达到了一个高峰，1986-1990年达到了另一个高峰，其中在1987年达到峰值；而中国新增城市人口则分别在1981年有一个大的增量，1984年达到高峰；新增农村人口在1982年就已经达到一个高峰，1984年后更是一直持续增加到1991年。如果以16岁作为劳动力开始要求参加工作的年龄，那么中国的就业压力在1998年达到了第一个高峰，在20xx年再度加大，20xx年达到高峰，并且一直持续到20xx年左右。而城市就业压力将在1997年达到第一个高峰，20xx年左右达到另一个高峰；如果考虑到农村劳动力自20xx年以后持续增加的压力，中国的就业状况将会更为严峻。